对权力腐败的遏制
天主教会面临教会腐败加剧和异端势力壮大，以及西亚、北非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要维持天主教会的地位和正统教义，改革教会，抑制腐败是必然趋势。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温床。要想遏制权力腐败，首先必须健全制度。教皇利奥九世即位后，在建章立制方面作出过一定的努力。
他大胆地改革了神职委任制度，在1049年兰斯宗教会议上，肯定了合乎教规的选举原则，规定不经神职人员和人民选举，任何人不得担任教会领导职务。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任人唯亲、神职买卖的合法性。
其次是主张宗教会议权力至上。“阿维农之囚”后，教会出现两个、甚至3个教皇并立的局面，教权常被俗权控制，结果造成天主教会的分裂与混乱。
教会内有识之士呼吁，只有宗教会议这一教皇权力之外的权力，才能拯救处于分裂与混乱中的天主教会。
1414年11月5日，召开康斯坦斯宗教会议，选举出新教皇马丁五世并获普遍承认。天主教会结束了三位教皇并立的局面。
会议还颁布文告宣称，这次宗教会议代表天主教会，其权力直接来自基督，会议作出的一切决议，所有信徒，包括教皇在内，均应服从;凡拒绝服从者，包括教皇在内，将受到适当处分。
但马丁五世登基后，却无视康斯坦斯会议所宣告的宗教会议的权力，继续行使教皇特权。
1449年巴塞尔会议在教会改革未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收场，罗马教皇依然大权独揽。
宗教会议权力试图超越教皇权力的努力，随着巴塞尔宗教会议的闭幕而告失败。但它显示了宗教会议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使教皇的威望有所下降。
再次是利用《圣经》权威取代教皇权威。宗教会议对教皇权力扼制失败后，人们不得不寻找更有效的扼制教皇的方法。
于是，古老的《圣经》便被人们重新借用，《圣经》是教会的根本*法大**。
但在中世纪初期，由于当时文化水平极端低下，教会和修道院垄断了文化教育，《圣经》为少数有文化的神职人员所专有。
教会曲解《圣经》经文，把教皇权威抬高到与《圣经》同等的地位，至后来甚至凌驾于《圣经》之上。
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一些国家发生，新兴资产阶级势力日益壮大，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需要的世俗文化的兴盛，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
加之，15、16世纪欧洲各民族文字《圣经》大量出版，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它的成本，改变了《圣经》由少数人专有的状况，使之成为公众读物，他们在对《圣经》的研读中，领悟到了《圣经》的真谛，发现了蕴涵于《圣经》中的原始基督教的民主平等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需要的。
而教皇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与《圣经》相违背，教皇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
因此，《圣经》为人们摆脱教皇控制提供了思想*器武**，当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加尔文提出“先定论”之时，在西欧广大地区一呼百应，正说明这种否定教皇和教会权威，抬高个人精神生活，强调人必须积极从事实际活动，不管来世如何，争取现实的成功的思想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因为它“扭转了按照人们的行为道德属性决定他是否获救的传统伦理观，确立了按照人是否获救的命运决定他的行为的道德属性的新教伦理精神。
这对瑞士、荷兰和法国的宗教改革影响巨大，并且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由此可见，这种对天主教会的观念更新，对封建性的教皇权威的彻底否定适应了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使基督教会在调整自身后走向近代。
斩断教会腐败的财路
面对教会和修道院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修道院首先发起了一场旨在以自身净化克服基督教会腐败的改革运动。
为了使僧侣摆脱世俗财富的诱惑，又为使社会不受寺院扩展财产的影响，西斯脱西安派重新确定了对寺院土地的限制，规定寺院的土地，只以足够维持寺院为度，但不应大到足够提供财富的程度。
他们禁止修道院接受封建采邑，以避免寺院土地的增多。
同时，他还决心恢复体力劳动在修道生活中的尊严地位，以此来抵御世俗生活的“玷污”。
西斯脱西安派于12、13世纪活跃于西欧一些国家，以劳动与简朴陶冶灵魂的教旨与艰苦的修道活动，抑制了一下教会、修道院内流行的奢华之风。
13世纪，托钵修会法兰西斯派(又称方济各修会)和多米尼克派认识到拥有财产是教会腐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要教产，不建寺院，游历四方，一贫如洗，与当时教会修道院贪财奢华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鞭笞派认为依靠自己的苦行能消除罪恶观念，无疑是对教会神职人员在救赎中的决定作用和赎罪券的价值等的否定，该派信徒不向教会贡献财物，也不购买赎罪券，减少了教会的经济收入，他们用自己的苦行驳斥了教会的腐败。
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的异端卡特里派(又称阿尔比派)，强烈谴责教会腐败，“他们对教会财富和权力的批判达到了完全否定教职和教权的程度。”
该派拥有大批信徒，仅1228年佛罗伦萨，就有近1/3的居民是卡特里派。他们对教会地位的稳定冲击巨大。
随着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平息各派对教会腐败的批判，天主教会1545-1563年特兰特宗教会议不得不承认教会的不正当收入(“犯罪的收获”)是导致教会“腐败的源泉”，要求“完全放弃”。
对天主教会财产的剥夺，使教会因拥有土地而相应拥有的经济和世俗权力也被剥夺，从而铲除了教会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纠正修道院淫乱之风
“万恶淫为首”。天主教会放*情纵**欲与教会所倡导的道德行为准则完全背道而驰，不但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而且导致了基督徒对基督教宗教理想的怀疑，危及基督教的地位乃至生存发展，为此，天主教会内部展开了反对修道院淫乱行为的斗争。
927年，法国克吕尼修道院第二任院长圣奥多针对修道院的富有与放*情纵**欲等时弊，对本笃派修道院规进行修改，加强修道院的内心道德修养，要求修道者严格实行入修道院时的“三绝”，即绝产、绝色、绝意誓言。遵守戒律。
到1100年，约有2000多所修道院加入克吕尼派，形成了波及西欧的修道院改革运动。
10、11世纪这场颇具声势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重振了衰颓中的修道院制度，它所倡导的道德修养和神职人员不许结婚的规定，对纠正修道院淫乱和神职人员婚娶之风，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同情克吕尼派的教皇利奥九世即位后，对教会道德败坏者严肃处理。
1049年，利奥九世巡视了法国和德意志，边了解神职人员的道德状况，边处分了一批道德败坏的神职人员，强令已婚神职人员遗弃妻妾，持守独身。
他在罗马首次复活节宗教会议上严厉谴责神职买卖和神职人员结婚。
105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第一次正式制定了关于僧侣独身的法律，决定把已婚神职人员逐出教会，禁止教徒参加已婚神父主持的弥撒。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于1074年召开宗教会议，重申1059年的规定，并对各地主教发布训令，要求必须执行。
这些教皇为禁止神职人员结婚而殚精竭虑，但收效甚微。神职人员蓄妻纳妾的状况不见有多大程度改善。
食、色，性也，天伦之乐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
人为采取堵的办法是难以奏效的，新教各派则采取了较理性、符合人性的对策——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因而较好地纠正了教会道德败坏的现象。
新教改革家们在其改教纲领或教义中都认为禁止神职人员结婚没有《圣经》依据，从而允许神职人员结婚。
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也分别于1525年、1524年和1540年结婚。在英国，1549年神职人员结婚也被国会定为合法。
综上所述，基督教之所以在天主教会腐败至极时，未被欧洲的历史抛弃，却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因为基督教内部不断同自身腐败现象作斗争，特别是不断改革，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世纪基督教会腐败与反腐败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组织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同自身的腐败作长期、坚决的斗争，必须不断改革。
只有自我纯洁与完善，才是治本之法;若是外部新生力量来动“外科手术”，这个组织的结局不言自明。
因此，为了克服中国*产党共**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健全*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坚持改革方向。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宗旨和崇高理想，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