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元旦前后，国内多个城市持续出现雾霾天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再次成为“重灾区”，雾霾已然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雾霾究竟有哪些我们未知的危害？发展是否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停工减产、限号限行等等这些应对措施能否解决问题？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就是上策？如何破解雾霾困局？究竟路在何方？
为此，盘古智库于1月5日举办了“雾霾中的中国，路在何方？”圆桌论坛，专家们就雾霾的成因、当前治霾的难点、治霾措施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讨会现场
治霾，必须“治煤”
白云峰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环保部燃煤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工程中心副主任
目前来看，造成雾霾的多种污染存在，但燃煤对空气污染物的比重最大，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因。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燃煤是当前能源获取的主要路径，所以燃煤的污染治理效果会比较直接。近几年几次重大活动时的空气状况，都说明把燃煤总量控制住雾霾基本上是可控的。
事实上，中国污染物治理是治标，降低煤炭耗量才是治本。
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是法、政、产、学、研、商、用结合起来，会形成共同的力量。要充分认识到虽然根治污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短期之内快速改善，减少极端污染状况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一点要有信心。
目前来看，有这样几件事情要引起重视。
第一，中国以燃煤火电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治污，还有节能。
节能是所有企业真正面临的课题，既能够降低污染排放总量，也能够降低企业目前运营的成本，这是一件于人于己都非常有利的事情。同时，要打好在短期内抓好散煤污染治理的攻坚战，利用碳基催化剂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等新技术，采取新模式以减少污染源排放。
第二，从国家角度讲，降低污染物总量应该是一个刚性要求，无论是排污许可证制度，还是环保税，都是提高污染成本和代价，用倒逼机制促使其降低污染物总量。
先进的管理办法也包括新技术的运用和新的商业模式。第三方运营把传统的一次性投资方式改成BOT、BOO或者PPP模式，使得一次性付款变成分期付款，这样很多企业治理得起。新商业模式的介入，金融也会在里面发挥资金效益。
第三，提高煤炭集中度是中国目前要走的非常重要的路。终端改造，无论是电动车还是集中供热，总之要集中能源使用，集中化治理污染。
国能中电在散煤治理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尝试用生物质能替代煤炭使用，减轻包括分散式氨氮污染系列。农村地区只要提供相对集中的能源，就可以控制散煤燃烧。
总之，我们会在雾霾中焦虑，但是我们一直在路上，而且我们的路很清晰，就是降低煤炭消耗，无论成分再复杂，相信总量降低后，一定会有改善。
如何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胡敏
北京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雾霾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人们对雾、霾、PM2.5、颗粒物等还是容易混淆。我们呼吸的空气其实是一种大气气溶胶，散布在其中的固体和液体颗粒，就是颗粒物，它可以小到纳米量级，大到100微米，跨5个数量级。目前用来判断空气质量的6个参数中颗粒物有两个，就是PM2.5和PM10。空气动力学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叫细颗粒物，在大气中具有独特的光学特性，它可以散射和吸收太阳光，致使大气能见度下降，因此，被称为“可见的”污染物。尽管颗粒物本身我们用肉眼看不到，但是颗粒物造成的现象是可以感知到的。作为污染物的PM2.5与霾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如何通过控制PM2.5污染来减少霾污染是一个环境科学和环境管理上的难题。
颗粒物不同于单一的气态污染物，它是由很多种化学组成的混合物。目前可以定量地检测到的化学组成就有200多种，其中有机物100多种，也就是说在如此小的颗粒物上包含了上百种化合物。颗粒物的化学组成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其来源，有一次排放的，也有在大气中二次转化生成的。越是污染严重的时候，越容易形成二次颗粒物，而且呈现出区域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如何识别哪些是本地的贡献，哪些是区域的贡献；哪些是一次的，哪些是二次的贡献，是重污染过程预报预警中如何科学防控的关键。
颗粒物的来源复杂多变，细颗粒物污染和致霾机制既有化学过程，也有物理过程。同时受到源排放、化学转化和气象条件的影响。在现阶段，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减排还是硬道理。不同区域不同季节和气象条件下重污染形成的机制会有差别，比如有的是以有机物为主，有的是硫酸盐或硝酸盐为主，它们在不同气象条件下会交替出现。随着大气污染防治的不断深入、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的改变，大气中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化学组成的相对比例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要随时追踪污染成因，及时调整控制对策，使得大气污染控制更加科学、精准和有效。
目前，大气污染治理到了攻坚阶段，建议将空气质量与污染源排放和大气中物理化学过程综合考虑，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治霾之路任重道远，减排仍是唯一途径
姜华
国家环保部环评中心产业评价部主任
中国的治霾之路任重道远，减排仍是唯一途径，他建议从如下方面入手：第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第二，通过环保法法规和政策标准的制修订，倒逼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三，加强环保的督察执法，加强日常对地方政府的督察和问责，通过环保监察形式督促政策实施。
由于我国煤炭能源消耗巨大，也应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总量控制。调整能源结构，加大散煤治理力度，加大机动车电气化改造的力度，同时也应推进污染治理的先进技术的应用。
治霾的关键在哪里？
*克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大气环境质量是由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和大气环境容量共同决定的。
首先，从大气环境容量来看，全球变暖的趋势还在延续，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平均气温10.5℃，较常年偏高0.8℃。京津冀地区冬季气温升高，降水减少，风速减小，大气边界层稳定度上升，城市上空出现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这些因素共同叠加，并考虑京津冀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使得大气容纳污染物的能力下降，也就是大气环境容量下降。
其次，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绝对值肯定是超出大气环境容量的。
网上有很多人质疑，说机动车限行以后没有看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果，于是认为雾霾与机动车关系不大，这种观点比较片面，因为在绝对排放量巨大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控制其中一部分，总体排放量没有大幅度的下降，确实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外，大气系统，特别是大气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比较复杂，大气环境质量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之间虽然有正相关关系，但是二者之间是非线性关系。而且雾霾与形成雾霾的因素是互相影响，形成正反馈，也就是恶性循环。譬如气溶胶的“冷却效应”加剧逆温现象，空气湿度大也加剧大气污染物的二次反应。这种大气环境质量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体现在，大气污染物浓度刚增加时，大气环境质量并不会有明显恶化，但是污染物浓度继续增加，超过某个“临界阈值”之后，大气环境质量急剧恶化。而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又会出现“滞后”现象，也就是说，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会伴随污染物浓度的下降同步，也需要污染物浓度下降到某个“临界阈值”之后才会有明显效果。但是在雾霾时期所采取的应急减排措施仍然是有意义的，有利于降低污染峰值水平，减少危害。
在人类目前对大尺度的气象条件仍然不可控的前提下，要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减少雾霾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幅度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量要降到位，可能得低一个数量级。
从污染物削减的具体途径来看，短期内依靠应急措施，包括工厂限产、机动车限行等，稍微长期一些，需要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安装更加高效的污染治理设施以及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更长期一些则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能源系统实质性的转向非化石能源。
途径可能归纳为四个主要的方面：（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2）提高能源效率；（3）优化能源结构；（4）提高电气化率。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INDC），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等目标。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包括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目标与措施，对于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环境治理也有重要意义。
对于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我们做过测算，为了实现该目标，2030 年中国非化石电力装机预期需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再增加 9 亿千瓦左右，与 2015 年全国火电总装机基本相当。年均非化石能源装机需从 2005-2020 年的 4150 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 年的 6280 万千瓦。年均风能装机需从2005-2020年的1390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2300万千瓦。年均太阳能装机则需从2005-2020年的700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2450万千瓦，并在2040-2050年超过风能，成为非化石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最大来源。
以上提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中期目标。考虑到治理雾霾及其他局地大气污染物的紧迫性和中国煤炭资源禀赋的国情，近期可通过加快火电行业装机增量调整，加速提高高参数超超临界机组装机占比，提高煤炭的清洁化利用程度。最关键的是，需要提高社会电气化率水平，通过电气化率的提高，带动煤炭利用方式的高效转变，在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非电煤炭使用部门的电气化和燃料替代而提高煤炭消费中电煤比重，减少非电煤比重。争取一段时间，将非电煤比重从目前接近50%下降到20-30%，电煤比重提高到70%以上。通过提高电煤应用的效率和增加煤炭消费中的电煤比重，同时实现控制局地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目标。因此，要提供相应的电气化和燃料替代技术支撑，并且核算成本。
中国治霾应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集中利用
李永旺
北京国能中电节能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如何通过控制燃煤达到治污效果？
第一，推动煤炭高效清洁集中利用，进一步提升燃煤发电效率——节能，节能效果最终体现在减排上。同时，同步加强污染物的减排能力。
当前，中国电力已经出现过剩，火力发电机组低负荷运行已成为常态。而电站锅炉在较低负荷条件下运行时通常由于烟温不能满足技术要求，脱硝装置不能完全投用，这样造成氮氧化物排放超标，特别是中小锅炉，在各个地方已经是比较显著的现象。因而，实施火电和热电锅炉超低排放控制工程的同时，急需推动全负荷脱硝技术的推广工作。
第二，加强散煤治理，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和清洁化水平。因地制宜实施电能、天然气、新能源等清洁能源替代，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
到2020年，20t 以下工业锅炉全部实现清洁能源替代或超低排放改造，大幅削减散煤用量，进一步提高煤炭集中利用率。建议调整非电行业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利于污染物排放集中治理，也有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GDP能耗及污染物排放强度。
第三，推动火电、钢铁、水泥、玻璃、石化等行业最佳可行技术指南研究和制订，研究编制排污许可规范，支撑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施。分季节、分行业实施污染物排放的精细化管控，针对高污染季节，实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错峰生产，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控的监管和执法能力建设。
治霾也要算经济账
周晓光，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雾霾对于城市的影响很大，同时也给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带来深刻影响。治理雾霾不仅要从大气角度来思考，也需要计算雾霾治理背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帐。
盘古智库两个月前成立了幸福城市研究中心，其初衷就是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变旧有的城市发展中官员GDP考核体系。在雾霾治理背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一笔经济账，这需要有人算给所有的地方政府。
雾霾是一个长期的留存，从大气角度讲比较复杂，治理过程不是两三年的事情，如果做五年的规划，相当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深远变化。五年前，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算了一笔账，让一个农民进城花多少钱，现在如果在所有中心城市把雾霾在五年之内治理好，GDP、产业结构怎么调整，财政怎么支撑，如果有专家介入是很有贡献的事情。
治霾之难，难在何处？
戚凯
盘古智库研究员、北京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从各方面约束条件来看，真正长治久安式的把雾霾问题彻底治理好，将会是一个比较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观点是基于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基本态势的考察而得出的。
从根本上来说，包括雾霾在内的一切环境污染问题，都源于人类社会活动超出了环境承载量。当前中国一方面背负着人口极为众多、发展极为迅速的事实前提，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沿着传统发达国家能源消耗轨迹前行，这二者相加，在当前必然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压力，在未来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缩小社会总体能源消耗量、大幅提升能源消费效率、厉行节能环保，是唯一的出路。
从能源保障与消费本身来说，有三个点。
其一，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增长存在一个S型规律曲线，在工业化前段，前期一定是线性增长，除非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否则这个铁律难以改变。
其二，资源禀赋是一国天然存在的条件，无法轻易改变。统一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来看，近两年来，美国的发电量约为4万亿度，这其中燃煤发电为33%，天然气也是33%，核能20%；中国为5.2万亿度，燃煤发电站到了63%，水电22%，风能6%，天然气只有4%。中国“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结构现状就是如此，天然气发电当然污染更少，但中国不仅缺天然气，而且就算足够用，价格也太高，当前东亚市场的天然气到岸价是美国本土价格的两倍左右，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用不起。
其三，能源强度虽然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吨钢、火电耗能要多出15%，汽车燃油耗能高出11%，水泥行业要高出20%。与美国、日本相比，2011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消耗1千克石油创造4.1美元财富，美国则为7.1美元，日本要达到9.4美元。差距大，意味着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的空间很大，单位能耗降低了，总量自然也就下来了，污染压力随之就有降低。
从政策层面与个人感受来说，有六个点。
其一，政府的科普和宣传不到位，公众存在误解，特别是机动车限行这个问题上，公众误解非常大，认为机动车排放与雾霾毫无关系的观点非常盛行，对红色预警期间小客车单双号限行的政策非常不理解，也非常抵触。
其二，工业企业有合法开工运营盈利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临时停产，是对其利益的损害，要考虑对其补偿或者减税；否则靠硬性施压的做法是不科学，也是不能持久的。
其三，环保监督也要思考，工业生产的游击战和鬼魅化，白天不生产，晚上生产。这个也是问题，环保局有多少人能看得住，怎么办？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到环保局的腐败问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问题，老百姓的就业怎么办，GDP怎么办？环境与经济，这个矛盾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治理雾霾过程中事关成败的根本性因素。
其四，防治雾霾的社会参与度问题，一说到禁止露天烧烤，公众就要骂政府，但事实上北京有数万家餐馆、几百万户家庭，油烟排放其实不是个小数目。以台湾来说，餐饮业排烟的除污措施做得很到位，既有法律要求，也有民众参与。我们这边的情况，我描述一个真实的事实，违法的露天烧烤摊老板，一边烧烤一边抱怨政府对雾霾放任不管，这是个很讽刺的事情。
其五， 汽车排放环保检查的问题，过去要年检，但其实逢检必过，措施形同虚设，后面民众抱怨麻烦，就改成小客车六年免检，这等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可以考虑学习美国，要高度关注小客车的排放滤清器，强制要求定期检查、定期更换，同时把这个权力下放给社会上的车辆维护企业，让公众可以省心省事地完成检验与更换，确保尾气排放达标。
其六，新能源固然要发展，但现在一涌而起，反而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说内蒙的风电、各地的太阳能不能入网，巨大投资是浪费的。从这个角度说，与其开源，不如节流。能源消耗还处于线性上升趋势，只有提升了能源使用效率，才能把总量压缩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