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的字面意义是同住在一起，但「同居」做为一个法律用语，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此后直到清律，「同居」一直是重要的法律语汇。关于古代人对 同居一词 也有当代的定论。
可是「同居」的法律意涵，因着人们生活方式与家庭形态的改变，而有极大的变动，从秦律的「户为同居」，以户为主，到唐律以后的「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仅着眼于共财与否，即显示社会走向引导法律观念，「同居」的法律语义反映社会现象。
法律与社会的关联性，可以将「同居」意义的变化做为一个观察点。
家是社会的基层单位，史料中也普遍用「家」这个语词，连律令制度也不乏「家」或其相关用语，如家长、家口、家人等。自西汉末以来，民间常用累世同居，形容数代不分家的家庭。如果「同居」的意义就指向「家」，那么法制为何在「家」之外另创「同居」一词？「家」与「同居」有何联系处？又有何区别？家是个社会概念，有其随意性与自主性，官、民都惯用之。可是「同居」的用法除了民间的累世同居外，主要用于国家设定的各项制度。有学者以为「同居」专用于兼容隐，其意义果真如此狭隘吗？「同居」这个法制概念，似有颇多可探讨的空间。
「同居」一词初见于睡虎地秦简，但在〈法律问答〉里有两种解释：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何（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殹（也）。可（何）谓室人？何（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
〈法律问答〉非律本文，乃秦律之补充规定，此处两度提问同居之义，而解释却不尽相同，可以想见秦人对同居的看法，尚无高度共识；同居的意义，也还在探索中。然而这两条同居，可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前条之「户为同居」，重点应在户籍，指得是同居所，居住地相同的人，盖以同户籍划定同居的范围。所以用户籍界定同居者，这是最简单而清楚地认定同居者的方式。另一是以血缘因素，证明同居者之亲属身份。
就算同母兄弟有母系遗俗，也不代表同居者无父系血缘关系，《后汉书》卷2〈明帝纪〉注：「同产，同母兄弟也。」《汉书》卷98〈元后传〉张晏注：「同父则为同产，不必同母也。」战国到秦汉间父系、母系交替的痕迹，在秦律同居的意义上反映出来。
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同居的法律意义常与共财牵合在一起，但在秦律里，这个想法似尚未形成。〈法律问答〉：「父子同居，*伤杀**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这是父子同居而子盗父财，父、子各有财产权。又，「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且不为？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也显示同居之父子可各有其财，不必共财。换言之，秦律之同居者是可以异财、别财的。
就同居的意义来说，秦律明显偏向户籍与亲属关系，独略去共财一项。这个情势与唐律「同居」之「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恰是不限户籍、亲属关系，仅以「同财共居」，特别是着重共财一项，有着霄壤之别。数百年间「同居」之义有如此大的变动，着实令人讶异。
秦律的「同居」之义衍伸出几个问题也值得注意。首先是奴婢能否列入同居之家的成员？爰书中奴婢附于主人家籍，与主人同户籍，但他与主人无血缘关系，非主人家之亲属，就这层意义来说，已不符合同居要件。所以主人犯了盗窃及它罪，同居者当连坐，而奴婢非同居者，故不必连坐。唐律的「同居」虽不限于户籍、服制，但奴婢只是主人的财产，不能与主人共财，由此而言，唐代的奴婢也不能为同居之家的成员。至于奴婢因主人犯反逆罪而没官，虽非连坐，却也是因此受累，似与秦律不太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