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烫就马上不再吱声。小地主仿佛心不甘情不愿似的，不依不饶说：“有一个秘密告诉你，他的那个老婆有母猪疯病。”
“谁老婆？”马登金很好奇。
“当然是周元章。会遗传的哟！”
“你吃饱了撑得慌。”罗康骂句。
“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柳晓斌说。
张定铭从小群人当中挤过去了，扭过头：
“妈的，你们什么不好讨论？真扯淡！”
小地主好像不怎么喜欢那个发药的。
“跳蚤，我才不疯。你这种害人精。”
“还不疯，猫头鹰叫，阎王叫你报导。”
“喊你报导差不多，挨枪子的家伙。”
小地主其实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跳蚤，他对散布小道消息兴趣蛮大，刹车都刹不住。
“真的呢，四乡八里，有谁不晓得。”
“我们就从来没听说过。”刘勋说。
“等你这种笨蛋晓得太阳都晒屁股啦。”
“我可不想挨揍。”刘勋加快脚步说。
“只不过农场当官的，多数人不敢提。”
“别人拿皮带抽死你！”跳蚤说。
“刘勋拿他工具抽你妈。”小地主说。
谁都立刻听懂了，小地主够机灵的。附近所有人大笑。刘勋作案工具大队排第一。
马登金说：“人家跳蚤是为了你好。”
“我才不需要缺德鬼为我好。”
“你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别管他，鸭子死了嘴壳硬。”
“*巴鸡**才硬，半夜摸跳蚤被窝去。”
“够了吧！”麻辣烫叫喊。
“又不是我造他谣。”小地主咕哝。
我们都没听出来说大队长，还是说毒贩。
他又说：“你们晓得个屁。”
“信不信我真弄死你。”跳蚤站住说。
“哦哟，我好怕。让你吓长大的。”
我们都知道打了小地主他家会来上百人。
辛守益喊住跳蚤：“张定铭你跟着疯。”
“我才没疯！”跳蚤怒气冲天说。
马登金举起他比任何人都长的手臂，轻轻推了小地主一把，叫他赶快走，嘴打卦，但手也别闲着。别等干部发现认定聚众闹事，吃不了兜着走。“想挨收拾。”马登金从不讨厌，小地主对他有好感，裂开了嘴角，叽哩咕噜，没有任何理由顶回去。
“他也并不是浑身*刺长**，头长角。”
罗康转脸冲我笑一笑。
“你们这些人，别没事找事。”
“喜欢屎不臭挑起来臭。”
小地主确实从来不怕张定铭。
“你得了吧！见好就收。”麻辣烫说。
杨炎拍了拍小地主右肩膀，说：
“大个子，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别不识好歹！”辛守益说。
“我知道。”他只得说。
我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你懂不懂？”马登金问。
“倒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他说。
张星富这次为啥吃弓那样大的亏，全都是怪他那张臭嘴巴，没头脑讲话从不关风。
“他吃亏还在后面。”罗康对我说。
我说：“到时候命怎么丢了都不知道。”
“你算不出来？”麻辣烫看了看我。
有堆石头垮了，吓得小群人接连后退。
柳晓斌、跳蚤那些人是不是有点依仗人多势众，无所顾虑。我知道，麻辣烫、马登金就算将军肚那伙死*党**不帮忙，可能也不会虚火。在四合院，谁会没两三个难兄难弟；我更懒得与他们那帮人计较。“嘿，你真可笑。”我盯了他们两眼，一对黑眼珠子，转来转去。我抬起头，却没看到大哥。他可能是被一大群上窜下跳的同学遮挡住了。“我其实，纵使停不下来，又绝对不会跟那些家伙一模一样。仔细想想，怎么比法，顶多我只偷点小东西罢了。”
我说：“也算是难改的坏毛病吧！”
旁边那人突然插嘴问：“觉得又如何？”
“杨炎可不一样。”
我们私底下差不多就把他当反革命看。
“现在，没有政治犯了。”
“放*妈的你**屁！”高磊骂句。
一个年轻干部扑了过来：
“你们，不准吵。”
小伙子们立即散开了。
又开始抱石头。
“杨炎，你开得起玩笑才开。”
“当然开得起。”他贼兮兮笑着说。
“那你叫高磊别开黄腔。”小地主说。
“哦哟，我怎么管得了别人那张嘴。”
“四合院谁不知道，高磊听你的。”
小地主激动起来，嘴唇发乌。杨炎说：
“我的话吗？可能并没那么管用。”
张星富七个月以后在四合院死于心脏方面问题，到了公路不通——边三轮没法子跑——那种冬季，天寒地冻，他病突然间发作，纵使马上送医院去抢救也来不及了。
我们立即朝他有可能是被害死那方面想。
“死了更好。”那天我听见张定铭咕哝。
跳蚤坐在罗康对面那张小铁床上。
“那不是他的床。”麻辣烫说。
他俩在一个牢房，值班的时候，有机会我喜欢去那间屋子坐会儿，符合监规。作为大记录，我负有掌握学员思想动态职责。
我直接怀疑，小地主会不会死于半夜三更被什么人收拾他那次，对他其实是家常便饭，打出了内伤。我有两次瞧见张星富双手拳曲，手臂撑住墙体，站在大围墙根脚吐血。但没有真正凭据我可不敢瞎指是何人对他再三做了手脚。就算有铁证，多半我不敢冒充正义。一方面也是事不关己。
“而且，大哥确实是我的老邻居。”
虽然说在四合院我俩基本上没特殊关系。
“但我想多活几年。”我告诉罗康。
“小地主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
“感到内疚。”我嘟嘟囔囔。
“法医诊断他死于心脏病。”我同案说。
当时，我判断从大清早跨出了四合院二门岗马不停蹄走到尖坡寨，我们大概需要走一个半小时。后来每次翻山走羊肠小道也是会走差不多时间，但如果没有特殊事情走得更远，我大多数只走到半道上。就在那条河沟里洗澡。到尖坡（我不知道小地名，才那样叫）洗冷水澡属于享受，对于我有条件，是家常便饭，而其他人机会难得。我估计四合院六分之五的人连一次单纯为了洗澡而去，没有可能。从第二年的初夏开始，我记得去过有四、五十回吧。但印象最深的情况有两次，当然了，并不包括追逃。一次，就是我陪姚杰去给尖坡那家老乡那个小孩看病，被他家拒绝了。还有另外一次，我想买把打铁沙的火管枪带回去，已快解救。那时对枪管得不严。
那个把自己家病重小孩砍成八大块，丢公路上拿给万人踩，希望孩子后面的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大队长说是他们风俗——他姓谭。我向他买枪那个铁匠也是姓谭。
事隔多年后我在精神病院想起了他模样。
我和姚杰医生走得满头大汗。“杀人犯”站大笼芭蕉树旁一幅愁眉苦脸样子。
去公路抢险工地头一天我觉得路特别远。
“走习惯了，好像又没那么远。”我说。
我擦了把汗，抬起头看见，正好在对面一块灰黑色大岩石上站着一个身材瘦小，甚至觉得有点儿干枯了的老头。他穿一身干部制服。他那天没戴*盖帽大**，小平头，已经头发花白啦。他显得疲惫不堪，脸颊许多皱纹，正等得毛焦火辣，愁眉不展。他默不作声用目光迎接走路来的二大队抢险队伍。顺山沟沟里走来。他是坐边三轮。
他本来脸颊绷紧，看到人，脸颊才慢慢地舒展开。学员们喘息未定。纷纷扰扰，找归属排好队，由各分队带队干部重新点一次名，看看半路上会不会稍不留神弄丢了个把人。站在石头上面的老头，正是谢科长。他儿子谢桂松，比他身材高大，脸型长得一模一样，即使不了解也看得出是父子关系。谢科长来早了，整个人带倦态。
等到三个中队慢腾腾地把将近两百人的名点完，谢科长和周元章再次分别作了简短动员。每一次强调纪律也是雷打不动的。
谢科长讲话的那种调调，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太清楚真相，因此不大好评论。我也不够资格乱嚼舌根，除非是想找死。
不疾不徐。大概是，我怀疑他感冒了，鼻子塞，出气不畅。他每讲七八句话，就会突然停下来，像脑筋短路，像演电影断了片。必须得要稍歇片刻，他偶尔还会重重地咳嗽两三声。“这个人就是谢科长。”
“哦哟，他怎么啦，活像挺累似的。”
“走路当然累，他是坐边三轮来的。”
“平时，他也并不这样讲话。”
一个学员说：“马上要落气！”
又是小地主。“他那张狗嘴真他妈贱。”
“打起来，别说又觉得他可怜。”
“农场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找不到多管闲事的理由。”
“偏偏就喜欢到处乱攀亲戚。”
“那你倒是说说谢科长声音是咋回事？”
“他生病了。”张星富说，“病很重。”
“用得着你提醒他。”曾让说。
“乌鸦嘴。”高磊骂了句。
“活不久了。”他说。
“你会算命？”曾让偷看了他一眼。
我在偷听同学们讲悄悄话。并没有认真听谢科长鼓舞士气，后来，我的思想长出了翅膀，甚至，逐渐背了思想包袱。我莫名其妙地从管教科长的声音，联想起我们中队谢桂松谢干平时讲话那种声音，他俩样子长得像极了，神态都像，说话节奏，那个调调不像。我到处寻找谢干，没看见。
很奇怪，我又想起小地主被打回原形这件事。说实话，我根本不清楚农场水到底有多深，人际关系究竟多复杂，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