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贺初一 旅顺口大型画传 今天
译者的话:从1894年甲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旅顺白玉山北麓的那座"旅顺监狱",就是历史的见证之一.这篇回顾文章,是我当年旅顺医专日籍同学古贺初一先生写的.他从1944年5月到1945年7月,在旅顺监狱任医官一年零三个月.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在日本松山市牧病院工作,是一位精神病科医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我们之间有书信来往.1984年,旧《官立旅顺医专同窗会志》第20号会志里,有古贺先生撰写的这篇文章.他将亲历,亲见之事加以实录,对狱中的恐怖,暴虐和残酷,均有一定程度的暴露.但是,由于作者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对文内某些部分的描述,不能苟同,不过为了不忘记过去的历史,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特将该文按原意译出,以供治史和教学工作者参考. 毕业之前,天气乍暖还寒.校方已经接见过我们全体同期同学,征求了本人的就职志愿.但结果,我竟中了第三志愿那个不走运的签,分配到旅顺监狱工作.起初满以为,问田校长的夫人,是我的老乡,因此在毕业分配问题上,我不至于这么倒霉.现在,校方既已作出决定,也就万事休矣,无可奈何了.四月里,我回(日本)家乡一次,直到月末,我才去赴任.由于当时监狱里,被囚禁的中国人很多,所以同我一起分配去的,还有已故的张国才同学.医专的同学可能有参观过旅顺监狱的吧,那座大墙里面,当时囚禁约有一千五百多名囚犯.我到职之后,狱方口头上说要任命为技师,可这完全是一种敷衍,过后在委任书上写的,只是个医务官. 对此,我虽发过牢骚,但也无济于事.但是住上了唯一的一处部长级的官邸,其环境之幽雅,房间之宽敞,倒使人稍微得到了一点安慰.这个监狱,长期以来没有专职医师.狱方希望能从我校毕业生中选拔人才,担当此任.有位姓小岛的医师,是熊本医大毕业的.他在大连分狱当医生,又到旅顺监狱出诊,好像是身兼两狱之职.这次我们来了,才填补了空缺,狱方自然感到莫大的满足,不过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优厚待遇.记得当时狱中有总务,保安,供应,财务,教务等课.监狱长是东北(北海道)口音的日高氏,他在执行最重要的保安工作时,经常耸肩瞪眼.我们两人到任后,才正式成立医务课.由于我们初做这项工作,全然不得要领.如堕五里雾中.后来经与张国才同学共同探索,才逐渐熟悉,走上了轨道.当时的监狱里还是和旧时代一样,犯人穿的都是上下一抹红的囚衣,只有被认为表现比较好的,才给穿蓝衣青服.在临近战争末期(1945年)的时候.监狱里也更加法西斯化.对上司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什么*权人**,自由,全被剥夺了,囚犯们只有默默地去干强制性劳动.而吃的,由于粮食不足,只能得到少量麦子饭(大麦做的)或栗子饭(橡子面做的),饭里又只加点少许盐水或蔬菜等.因此被囚者个个养不良身体消瘦,染上了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药品和医疗器械都很简陋,奇缺.重病囚犯抬到医务室后,也只在形式上作了点诊疗,此外别无他法.遇有患龋齿的,因麻药很缺,就不作麻醉,即用钳子或钉起子硬拔.对患痔瘘的,也只稍为作点周围麻醉后,便就强拉缝合.医务课附设六七个病房,只有二十几张床位,经常是超满员的.这些危重病号,就在病房里*吟呻**着,即使熬过了今天,而明天是死是活又怎么知道呢.对这些病房,虽都做了认真的查房,但个个都是重症,实在无计可施.特别是遇着有些病号缠住我苦诉不休时,也确实使人产生怜悯之情.在临近死期的时候,只有男性下属人员帮助料理一下,由于管理不周,卫生很差,弄得脏乱不堪,再加上尸臭味,因此成群的苍蝇, 顺着铁窗缝隙钻进来.同样敏感的乌鸦,也竟然成群落在病房的屋顶上.囚犯中,日本人约占十分之一,其余多是中国人.他们很多是无辜的,是冤枉地以莫须有罪名被强行抓进监狱的.在我任职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曾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件,自杀者有之,杀人者有之.如有一名囚犯,因不堪忍受长年累月的监狱生活,就跳入狱内的一口圆形大井,自杀而亡.还有一个日本犯人,在白天用锐利的剪子,刺杀了在后门值勤的朝鲜人看守,抢得钥匙,夺门而出,逃入山中.引起狱中一片惊慌忙乱.后来,警察,消防团等一齐出动,进行搜山围捕,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抓回.被刺杀的那个朝鲜人看守的尸体,即交由母校向笠教授进行解剖,我作为助手,至今记忆犹新,怀念不已. 关 于 肉 刑这里也与日本国内一样,许是德川时代的一种残余.诸如拷打五十到一百板子的体刑,是司空见惯的.满,蒙等地的要犯,都是从大连分狱转送过来的,大概有一两百名.每一个受过这种笞刑者的臀部,都被打得皮开肉绽,一片紫黑色,肿胀得血肉模糊.可以想见,这是看守们象怀有杀亲之仇那样,狠心地用皮鞭毒打成的.这些受刑部位,不久便化脓溃烂,苍蝇争噬,产卵其上,久而生蛆,四处乱钻,最后拱出蜂窝似的许多孔.还有些受过笞刑的囚犯,从分狱押过来时,已经生了蛆,同厕所里的蛆一般大.没有比消灭这种蛆更难办的事了.面积大,有孔穴,成百成千条蛆钻在里边,用镊子钳取,几乎不管用.这种蛆又非常敏感,只要稍微一触动,就往里钻,像蟹子洞那么深的地方,巧妙地躲藏起来.当时用注射器装上红药水,来苏尔液或双氧水等药物,又灌注,又涂抹,全无效果.当认识到一方数次进行注射,涂抹仍白费劲时,最后只好撒手不管了.战争结束时,从山口出来一个巫婆,蛆呀蛆呀的,对蛆虫破口大骂.可见消灭蛆虫是如何的困难,真是非笔舌所能形容得了的.
还在学校的时侯,我曾参加满洲开拓医疗团,到远处去巡回医疗.记得同期同学中,有现已故去的平田君和T君等.我们从土坟中掘出一个完好的颅骨,当即带回宿舍.我仔细一看,牙齿都完整无缺,估计年龄也只有二三十岁样子.拿来作解剖用,实在很抱歉,对不起中国人.但当时,我一是出于好奇心,一是为研究医学的需要,用来作标本.距离监狱约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坟地,这里永眠着成百成千的英灵.可能现在已经变样了,但当时这些土坟,不知是风吹雨打,还是狗扒猫拽的,许多尸体的手足和头颅都暴露在外.在医务室里搞勤务的一位年长的下属人员引导下,我到那里把认为合适的颅骨,拣回狱中.颅骨肉还附着很多腐肉,蛆虫就钻在里面.这些腐肉还非常坚韧,怎么也剥不下来,作为生体试验,虽已不中用了,但可用来做灭蛆试验.为了杀死这些蛆虫,先用毒*药性**硝斯道,青酸钾配成溶液,再把衣类物浸泡其中,然后用它把颅骨的空隙填塞上,再放进二十公分深的罐子里,埋入地下.十天后,我一边祈祷能杀灭蛆虫,一边往外挖.只见蛆虫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迅猛地多了起来.其生命力之旺盛,真令人惊叹不已.时值炎夏,不便再作试验,还是等到寒冬季节再搞吧,于是就将那些颅骨,送还原地,但届时竟把它遗忘了,终未实现这桩心愿.旅顺监狱里,女囚犯很少,大概不到十分之一.奇怪的是竟有七八名日本尉级军官,她们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或动员入伍的学生,是被提交军法会议后判了罪而坐牢的.她们在狱中很守规矩,并能完成看守各栋牢房的辅助任务.我记得囚犯中还有一些下士官(军士),可能也是从关东军遣送来的,人数与上述尉官差不多.
执 行 死 刑同学中有参观过的,或从*队军***员复**到监狱工作过的,他们自然都知道执行死刑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仅将任职一年零三个月期间,狱方执行将近二十名囚犯死刑的实际情况,概述如下.旅顺监狱的重罪犯,大多数是从满,蒙等地送来的.执行死刑,并不象日本国内那样,必须经司法大臣批准,而完全是听从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我当时不知道死刑囚犯究竟有多少,也不敢想去知道,因为这可能是只有监狱长及其亲信才能确知的秘密.每次执行死刑,总是突然宣布的.由于没有医师在场,便不能执行,因此监狱长都在执行的头一天,就下达命令,确定具体的时间.每一次执行死刑,有时是三人,多的时候有五六人.虽然这已经是惯例,执行多次了,但是,在一接到这种命令的时候,我即会浮想起那种令人痛心的凄惨情景,几乎夜不成眠.连我都这样,那么对不知明天将如何的死刑犯人来说,会想些什么呢!他们对死的恐怖,又将是怎祥呢!这些要被处死的中国人中,很多都有妻子和儿女,但狱方禁绝一切会晤,他们只能在单人牢房里,孤苦地过着日日夜夜.据说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在执行死刑的前夜,为使囚犯与世惜别,要提供一点特别的饭菜给他们吃.可当时我不清楚,狱方果真能供给向囚犯暗示即将死亡的膳食吗 教务课的人,有称教诲师的,都是住持.他们概是对死刑囚犯反复进行过超脱生死,无私忘我的教诲了吧.到即要行刑时,死刑犯人的脸上被蒙上象草帽一样的东西,穿着红色囚服,带着*铐手**,由三四名看守押送,向着坡度很小的土丘上走去.不管哪一个死囚,对这一条微斜的坡道,都是深恶痛绝的,有些人发出悲怆的哭叫声,步行踉跄,以致被强行拉上刑场.我记得刑场就在围墙东角的一隅,是一块稍高一点的土丘上,那里的围墙也高出一截.刑房是二层楼建筑,上下两层各有十张草垫那么大小,呈长方形.临刑时,狱长,医师及各课长都并排站立在二楼阶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便把死囚拖到阶下,由站在中央的监狱长宣读罪状的要点,接着便严肃地宣布判决: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为了走走形式,按惯例还要问过死囚是否有异议或需要申诉之类的话.这些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时间.最后就开始行刑,囚犯被拖到一公尺见方的木板上,戴上*铐手**,蒙住眼睛,套上吊首刑具,再用纽带把脖颈系紧.这些完了,我便快步下楼,等合页一开,死囚就从活板上落下,立即检查死囚心声停止情况,并向监狱长举手报告.这间刑房的高度大概有四公尺,死囚吊落时脚不着地,距离约有三十公分.由于一经吊落,死囚的舌骨即便骨折,这时,鲜血和分泌物如同涎沫一般渗流而出,鼻腔里也喷出带血的鼻涕,蒙面纸已经渗成深深的紫血色.在心音停止期间,人像刚钓上来的鱼一样,左右前后猛摇晃.为防止这种晃动,有三名看守,从三方面拉着从犯人腰间系出来的绳子.我在这个阎罗殿中,随即把粘满血迹和分泌物的胸间部分衣服扒开,在心音部位放上听诊器,以测知心音的变化.常有这样的现象,呼吸即使停止了,但心音由于有自主性,常能继续博动八分钟左右,等到出现吱,吱这样血液的流动声,博动也就没有了.这段时间大约有一两分钟.心动完全停止,心脏就失去了机能,证明此人已经死亡,于是我就举手向监狱长递送信号.第一具尸体装棺转移之后.就等待下一个.惨,真惨;一具,二具,以至五具,必须连续地测听下去.面对着如此生身死体,我痛切地感到自己担任此种职务是多么的不幸,真叫人难以忍受.那条作绞刑用的*麻大**绳,已经相当旧了,证明它已经吸尽了多少人的鲜血啊!听说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10月,在中国哈尔滨*杀暗**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最高统治长官)的朝鲜英雄安重根氏,也是在这里作为"刑场之露"而被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并埋葬在前述的那座土坟里.对于死刑的是非,姑且不论,只说绞刑,实在是太残酷,太惨无人道了.我想,象美国等地那样,使用电椅子,不是比较适宜么!
写到这里,我又浮想起在电视中看到的,作为甲级战犯的山下将军及其他一些将校们,走向绞刑台的情景.这大概是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的事,地点在菲律宾的门天鲁帕.他们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土丘上,一个接一个地向吊首的台上走去的.我是昭和二十年(1945年)7月l6日到阜新步兵部队任队见习军官时,离开旅顺监狱的.这期间所有死囚的尸体,几乎都被运到母校的死尸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