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到随着诊断标准的调整，治疗的人群在不断的扩大，在越来越多人获益的同时，也导致了治疗获益人群的比例下降。有研究表明，仅仅在美国由于诊断标准的更改而增加的病人会明显增加，例如糖尿病人从1.17千万增加到1.34千万，高血压病人从3.869千万增加至5.218千万,分别增加了14%和35%；高脂血症和女性骨质疏松的增加的比例就更高了，分别达到了86%和85%。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之所以用数字来定诊断规则，是希望超过这个界值的病人能从治疗中获益。当然不可能每个人获益，因为有些人虽然也有高血压糖尿病，但可能终生不出现并发症。通常这个风险是和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的，例如血压越高的患者发生脑中风、心脏病或者主动脉夹层的风险越高，因此获益的程度也就越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重度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治疗的情况下在未来五年发生各种并发症的比例是80%，而经过治疗的重度高血压患者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5%，那么相比之下有75%的患者能从中受益，那么意向性治疗的人数=1/0.75=1.333，也就是说我们治疗1333个病人，会有1000个病人从中获益。可是如果是一个轻微高血压的不治疗病人，五年内发生并发症的比例只有5%，而治疗的病人发生并发症的比例为3%，那么只有2%的患者能从治疗中获益，那么意向性治疗的人数=1/0.02=50,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治疗50个病人才能让一个人从中获益。
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因为有些并发症会很严重，如脑卒中，一旦发生会有生命威胁，即使命救回来了还有可能会有后遗症，也要花费很多财力物力，相对于高血压药物本身的费用而言，提前治疗是值得的。我们且不说药费的问题，仅就药物治疗而言，都存在不良反应所带来的风险。降压药有时可能会导致患者低血压而诱发的头晕和晕厥，降糖药可能会导致低血糖，骨质疏松服用雌激素有诱发肿瘤的风险，收益和风险在这时相关可能很小，甚至对于具体病人来说，风险甚至大于收益，这个时候就要谨慎权衡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那就是这些指标是如何制定的？例如我们现在判断病人是否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是根据一秒率的预计值小于70%来规定的（FEV1/FVC%），但是要知道这个数值会随着年龄而变化，年轻人由于肺弹性较好增大而逐渐降低，如果患者80岁的老人，即使他没有任何症状，即使他的肺活量是正常范围，他的一秒率这个数值很有可能是68%或者67%。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接受治疗的。但是如果我们硬套70%这个标准，就有可能将其当成治疗对象。
上图 一秒率随着年龄发生变化
那有人会说了，如果病人担心未来会发生不良事件，要求用药总可以吧？这当然可以，所以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不仅仅是医生的问题，也有患者的因素需要考虑。例如，我就曾见过因为恐惧肺部结节发生病变而要求每个月做一次肺部CT的患者。关于肺部结节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很多人，这里也是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重灾区，是什么原因导致肺部结节越来越多呢？我们需要为此忧心忡忡吗？下一节我们将谈谈因为技术发展导致的过度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