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以人们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医学，并且认为由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模糊，无变量，夹杂了很多人的主观观念，而且不可证，于是提出“废医验药”的方案，试图把理论失去，挖掘出有用的中药经验。但是事与愿违，中药通不过机械化设定的双盲的实验，于是又激化了关于盲实验和医学的标准之争的讨论。
首先我们回到争端的本质，所谓争端其实就是观念和观念的矛盾，利益和利益的矛盾。医学的标准之争，其实不是纯学术的观念之争，它是必须与利益之争混合在一起的，历史是一个最好的线索。
所谓医学，其实历史上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从巫医中走出来的，巫医原本就是由掌握治病经验的长者发展而来，后来的传承中出现了文字等工具，让经验的传承不再需要“案例”的实证，也就是一个长者带着年经人长期为族群治病，才能“较完整的”传承。当经验积累的方式被打破，巫医的地位之争开始复杂化，从而催生了医学的分离。医学的分离直接导致医学知识快速积累，因为人们可以将各种的经验汇总到医生那，当一个人病了，面对多种方案选择的时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选择时，其实就是最多选择的时候，所以才会有病急乱投医的现象，接着一些一知半解的人会加入医疗的体系，随着门槛的降低，然后*子骗**也会加入医疗的体系），关于真伪之争便隐约开始了。
当治疗的方案增多，如何选择是一个难题，最保守的做法下是一个个方案地试，最激进的追求是第一个方案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保守和激进之间如何权衡就是整个医学标准之争过程的核心所在。
西方文明一般被称为海洋文明，商业文明，随着各地的商品的流通，文化也是一并四处传播，包括医学的知识和器材，所以医学在西方早早地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商业的核心在于公平交易，对于医疗和药物也一样，但因为行业中鱼龙混杂，医疗的纠纷很多，政府和法律迫不得已要介入。
早期，除了注册和登记制度能稍微缓解一下矛盾，其实医疗的标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直到统计学和概论论开始被科学家所接受，对照实验开始进入医学领域，接着是盲试验。它们主要是为了克服以下几个问题：
1.幸存者偏差
2.安慰剂效应
3.自愈性疾病
4.观察者偏爱
科学家们认为这是求得“真理”的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接下来药物的检验逐渐走出上了标准化检验的道路，直接催生了我们现在常常听说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
对照盲实验，因为其客观性，可操作性，可判断性，逐渐成为了监管机构的首选方式，因为商品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法制，而法制的要求，则刚刚好与对照盲实验是契合的，从而成为了医疗行业对抗*子骗**的最佳手段。
随着盲实验方法的加强，从一盲，双盲，三盲，四盲，以及临床实验的要求阶段增加，盲实验其实也成为了药企的门槛，也成为大药企排挤小药企的工具，这样一来新药的研究主导权就被有财力的大药企紧紧地把持。
东方主要是农业文明为主，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就决定了医生的工作方式。
医生和其他社会主体——农民一样，安土重迁。除了少量的游医或江湖郎中，大部分医生都是扎根在一个地方，为当地老百姓服务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医生与病患之间的信任感更强，因为医生一旦声名败坏，则很难继续在当地谋生。
对比西方的几个问题，东方的社会环境已经“对冲”了大部分。
1.幸存者偏差：因为医生是长时间，几乎终其一生为人民服务，只靠少数患者的案例是无法支撑他的声名，更多患者的质疑会让他无法继续从事医疗行业。
2.安慰剂效应：东方医学都强调心智和情绪对疾病的作用，在积极倡导利用好的情绪，利于治病养生。加上药物知识的普及，病人对于药物（自然药物）不是一无所知，所以安慰剂效应情况很少。
3.自愈性疾病：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因为生产关系的问题，对于疾病也是往往倾向于不得已才求助于医生，所以自愈性疾病的情况也很少。
4.观察者偏爱：由于东方医学的特点，分科很少，大部分医生都是全科，也就是很多医生都要负责不同的类型的疾病，于是因为这样，所以增加了病人去同一个医生看病的频次，所以观察者偏爱就很难成立。
从中国的古代的法律可以侧面看出，对于医学方面，特别是关于医疗纠纷的相关条款不多，而中药作为一种商品，其质量主要是由医生来确认，而不是病人，所以产业链的形态也让医疗纠纷的频次也大大减少。所以东方对于医学的标准问题，一直停留在“无规定”的状态下。
对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出现医学标准化的过程，其实也其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联，所谓的医疗的标准之争，也表现为了对医疗的定位和目标的不同。
在西方，医疗是一种交易，要保证公平，甚至可以为了公平，而削弱对病人的关注和关怀，药品在确保客观的前提下，靠“品质”来获得更大的市场，这些品质就是所谓的指标，如治的病类型，起效速度，持续时间，成本等等，为了争取指标，剂量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在东方，医疗虽然也有交易的成份，但是更倾向于一种文化或关怀，医生和病人靠长期接触形成的信任关系为基础进行疾病治疗，对于疗效和时间的容忍度会增大。
回头我们可以适当审视一下医学的目标，医学是为医疗实践提供方法和经验的学科，医疗是为了恢复病人的健康的实践，所以医学的目标也应该是为人的健康而服务。但是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目前为止也还有很多我们无法认知的领域，如意识，情绪和心理学动等，通过对照实验，科学家发现了上面提到的问题，那么如何确定医学的目标呢？以人为研究对象，容易把心理学的很多内容都牵扯进来，为了学科的维持学科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生理性人体成为西方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再从方*论法**的逻辑上看：
对照实验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排除幸存者偏差，但如果对照的样本很小，那么这实验本身主可能是另一个“幸存者偏差”，所以需要大样本，而大样本则会面临类似于秃头悖论一样的尴尬，特别是对于一些所谓的罕见病。
对照实验是基础假设是“等概率事件”，也主是要求病人相同，而实际上病人与病人无法达到相同的设定，都是停留在相似的层面，那么对照实验的比较结果其实都是失真的，特别是在选择定性和定理的判断时，同样会面临类似于秃头悖论一样的尴尬，即要判断一个药物的观察组的结果要比对照组要好，好到什么程度，都是非常模糊或‘生硬’的。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在两个不同的药物之间。
对照实验如果面对‘倾向性’疾病，那么它仍需要大样本来平衡倾向性吗？如一个病更多的是老年人发病，那么如果样本是包含了大量年轻的病人，是不是会让药物研究走上歧途？换一个角度看，从药物的角度分析，如果一个药物比较有倾向性，如比较适合年轻人服用，那么在大样本下，它的表现也肯定不好。
盲实验是为了消除人的主观原因对药物的影响。但是真的可以吗？无疑在吃药的瞬间，病人是无法产生主观的影响，但是在后续的实验过程中，病人仍然会“持续性”地产生更多的主观影响，例如有人坚信自己吃的是药物，而不是安慰剂，有人坚信自己吃的安慰剂，而不是药物。盲实验或许更适合“短期内”消除人的主观影响。
换一个角度看，人的主观对药物的影响一定是不好吗？特别是最终对治病这件事一定不好吗？明显不是，对于病人来说，病能好就是好事，不关注是客观的药物还是人体的机能。什么时候变成不好的事？病人说吃了药没用的时候，也就是药物没有疗效的时候，但因为存在"交易"，所以病人可以像买电器一样要求药品的"质量证明"或"合格证明"。于是病人，医生，医院，药企，监管机构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客观方法，盲实验就是被选择出来的方法。
但在剔除人的主观原因对药物的影响，往往要压抑实验者的情绪波动，这样一来，一些有能调节情绪的功能的药物无法发挥其完整的药效；反过来，对于一些难免的实验者的情绪波动，特别是反向情绪的影响，药物的药效也可能被抑制。
当然要求实验者没有情绪波动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设，那么一来，情绪的波动也会给实验结果带来波动。如何解决波动？往往还是所谓的大本样。
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本身可以看作是“蒙特卡罗方法”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应用。
“蒙特卡罗方法”的样本数量门槛有多高？而大样本的门槛有多高？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语：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转换为医学的版本：
健康的人体都是相似的；生病的人体各有各的不幸。
健康的人体是相似的吗？“正常人体解剖学”就是承认了这一观点，不然过多的过细的解剖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因为医学就是为了让人恢复健康的学科。
但到了药品验证时，却认为病人的身体情况是相似的，它真的相似吗？
如果把实验的对象理解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其实某种意义上，药物也成了这个群体的“幸存者偏差”。双盲对照实验只是证明了：对于一个群体，药物是比安慰剂（药物安慰剂，情绪安慰剂）要好。药品的安全性，普适性，有效性由一到三期临床实验验证。总的来说：双盲是通过分段的对照实验来证明药物有效，安全，普适（群体内）。
双盲能筛选出一些特征的有效药物，但不能筛选出发现所有的有效药物。就如成*学功**可以让你关注一些成功者的特点，但不能让你成功。
从发现药物的角度看，双盲只能是一个单纯的验药方法，想用它来寻找药物是不大可能的事，有效的药物不一定普适，有效的药物不一定安全（因为剂量控制不好），有效的药物不一定要快速作用，有效的药物不一定和情绪无关（情绪可以影响内分泌，可以增加某种催化作用）……
从用药的角度看，双盲并没有把药物落实到当前的病人，药物是否有效，其实只在于病人与经历过双盲实验的试验者的相似性，即如果这个病人与历史上的病人不同，那么他可能就要面临‘看是有药，实质没药“的困境。
双盲受青睐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各方的需求，特别是药物监管的需求，每个药企都说自己的药有效，*子骗**也一样。如此复杂的问题如何界定？类似的问题还有食品添加剂，转基因食品。医学界和政府选择双盲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又共认的过程，而不是它能验出所有的有效药物。
双盲是形成了某些（非所有）疾病的有效药物的几个（非所有）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所谓三盲，四盲只是更努力的把"安慰作用"排除了。
双盲本质上是一种排除法，但排除的条件的严苛方向就决定了它离"有效药物"越来越远，特别是所谓的罕见病。看看FDA的数据就可以知道，通过率很低，但淘汰率在升高，但疾病的数量还在增加，不修改规则，很快就是：无药可用的情况了。
双盲实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用排除法，找"针对性"的药物，却过度强化一对一（一个药对应一个病）的关系，所以研发新药的目标都是"特效药"，改良，弱作用都不是"目标"。因为双盲的成本很高，如果在动物实验阶段没有"突出疗效"药物就已经被判死刑。而单一药品的突出疗效主要来自于剂量的增加，所以市场上很难看到：温和的西药。
排除法的逆操作是什么？添加法。添加法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根据历史经验，找一个药让它发生作用，让后强化它的作用，再通过添加其他药物强针对其他症状。从这个角度看，复方是药物研究的必然方向，只是双盲对照对于复方药物则非常不友好，因为成份的复杂性可能和病人的差异性叠加在一起，形成混沌的状态的实验结果。
可以打一个比喻：每个病人是一把锁，西医就是试图找到一把"万能钥匙"来打开这一类病人的锁。
网络上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因为没有使用对照实验，会存在在幸运者偏差，上文已经提到了一个消除幸运者偏差的手段：大样本统计，虽然没有“实验”上的对照，但其实它是比“实验”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大样本统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检验”，和“三期临床实验”类似。
下面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消除幸运者偏差的另外一个手段：贝叶斯定理及其衍生工具方法。
一个中医生在统计时，往往会被人质疑站不住脚，除非他能提供出足够多的病例的具体情况。但是这不是中医生使用概率的所有，贝叶斯定理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中医不一定知道这个定理，哪怕现在的中医院校学生。中医的诊断的内容虽然精度或量化程度不够，但内容范围比较广，而且内容与内容之间的关联也是“紧密”的，这种紧闭的关联，可以让一些低精度的内容共同指向某一个病因，如何认知这种关联呢？中医使用的阴阳五行原则下的关联体系，中医在学习时会形成一个100%的认识，随着临床实验的积累，这个认知就会得到修正，而这个认知在贝叶斯定理中称为"先验概率。根据这个概率的不同，也可以解释好中医和差中医之间的不同。
中医不坚持"绝对化"的因果，更不坚持"单一原因"，一些推论"失效"了，就该方向分析，面对"失效"是从容的，因为"人体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某种概率事件，所以如果有更多的方法捕捉，比唯一标准方法不断提高概率要轻松很多。
很多不能接受中医的原因主要是源于逻辑中的古老的因果观念——绝对因果，概率论没有彻底理解和接受。概率论说的是两件事情之间存在概率关系，不是随意性的，需要有"一个背景"，在背景下呈现概率关系，如丢硬币，只有在硬币不会“站立”的情况下，正反面的概率才会是1/2。把中医药治病说成是蒙对或巧合的人，其实就是把中医药和治病确立为"没关系"？显然它们发生在"人体生病"的这个背景下，所以它们就最起码是概率关系，然后这个概率是如何提高到“有效”的程度，这是中医理论和中医生临床经验积累的共同结果。
把对照实验升级为"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是药品之间争斗的结果。严苛的检验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检验方法的基本假设面临“缺陷”。
对照实验是问题的根本，凭什么让病人成为等概率？所谓疾病其实只是人的一个特征而已，人体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系统。
有研究说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现在药物实验招募志愿者都是没有亚健康背景？现在加速淘汰的旧药是否说明以前的双盲也得不到符合现在人群的药品了？
病人本没有"安慰作用"和"自愈性"的概念，知道后对治病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只会增加病人选择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延误治疗或激化医患关系等结果；好处是可以增强病人的心理素质，防止被骗等。这些概念本来就是专业术语，当它成为日常用语时，或多或少都被扭曲，所以跟这些有关的事情，都会被打上”*子骗**“的标签。
其实从病人对药品的认知程度来分析（包括久病成医），如果药物大家都知道一些的常见动植物，如绿豆，病人很少会担心什么安慰作用或安全性；只有药物只有一个名称和一个化学式，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才出现的验药的需求情况。
双盲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反证法"，而且它的反证过程一直都完整不了。当一个反证法要用来归出"无数个"矛盾是，这个方法就是失败的。
强化双盲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有加入新的设定或直接加入新的方法，才能消除即将出现的”无药可用“的困境。循证方法，真实世界研究都是正在发展中的手段。
本人认为基于”贝叶斯定理“的方法才更符合医疗的需求，而医疗也必将因为发展”预防医学“，而在治疗阶段的矛盾弱化之后，医学的标准之争也会失去源动力，因为医学就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学科，任何的标准都只是一时的苟且或妥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