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祭司，不详，图源：Pinterest
藏地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
还是一种思想的造物。
米歇尔·泰勒：《发现*藏西**》
唐代典籍中有不少关于有关吐蕃人见面礼节的描述：
《旧唐书》： 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
《新唐书》： 拜必手据地为犬号，再揖身止。
即吐蕃人见面往往身体蜷缩、两手伏地，学狗叫之后再作揖，暗指吐蕃人学狗的动作行礼。这种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吐蕃人属于“狗种”的论述就显得尤为滑稽了。
图2 伸舌头的藏族人，图源：往期
如《资治通鉴》记载某北方民族使者为了迎娶唐朝公主，曾以吐蕃为例对唐使袁振说：“ 吐蕃狗种……皆得尚主。吾等前后求婚独不许, 何也？ ”意思就是吐蕃是狗的后代都能娶到公主，我们为何就不可以呢？
宋人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不明就里的写道“ 西戎，古曰犬戎，故谓吐蕃为狗种。 ”《新唐书》也提到“ 吐蕃犬出也。 ”从上文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古人以为吐蕃是犬戎的后代，即所谓的“狗种”。
The Ggand Bazaar，19世纪初，图源：Pinterest
正在施展黑魔法的僧人，不详，图源：Pinterest
另外，由于当时吐蕃上层局面异常紧张，王室、氏族之间斗争激烈，传说吐蕃10任赞普就有6位死于非命，前期的7位大论中仅有2位得以善终，其余大臣或罪或叛、或贬或杀，数不胜数。
这无疑给唐人造成了吐蕃人刻薄寡恩、猜忌多疑的直观印象。又加之对吐蕃苯教缺乏基本的认知，往往以为那些死于非命者是遭宗教诅咒杀害的，以讹传讹遂成为一种大众印象，如：
《旧唐书·吐蕃传》： 吐蕃人“多事羱之神，人信巫觋”。
《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其俗，重鬼右巫, 事羱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咀，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
《册府元龟》： 吐蕃人“……好咒誓而多疑忌，敬信释氏，谄鬼神”。
苯教祭司，不详，图源：Pintersest
身披戏服的苯教祭司，不详，图源：Pintersest
翻阅元代文人的笔记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在蒙元王朝治下的各个地方都有来自藏地来番僧的活动记载。当然这种记载正、负面两种描写都有，这些番僧时而是以大神通辅助蒙古人鼎定天下的从龙之臣，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为用*宫春**之术蛊惑君心、用妖术动摇国本的妖僧、贼髡了。
5th Panglung Kuten，不详，图源：Pintersest
藏地僧侣，不详，图源：alamy
其中正面形象首推忽必烈帝师八斯巴。在元代汉祖士人笔下这是一位集立言、立德、立功一身的圣僧，与儒家中的圣人无益。但这些记载大多着笔于他的道德、文章，以神通著称于世的反而是他的同门胆巴·功嘉葛剌思。
大元帝师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像，蒙古康宁寺藏
八思巴说法图，15世纪，鲁宾艺术博物馆藏
据《元赵孟頫书胆巴碑》记载，胆巴国师 “于五台山建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祭祀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 胆巴神通中为时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召唤大黑天帮助蒙军打败了宋兵。传闻在攻打南宋临安、襄阳时大黑天都曾下凡相助，以至南宋太皇太后和幼主投降后惊讶的提到他们在蒙古军中曾见过黑人和其随从。
襄阳之事更具神话色彩。《历代佛主通记》记载蒙军兵围襄阳之时，南宋军民曾祈祷北方真武大帝庇佑。但真武降下预言： 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 后在常州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襄阳之战是宋蒙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而常州则是元军攻克临安的门户之战，胆巴召唤大黑天前来助战无不显示了其神通广大。
大黑天，17世纪，Shelley & Donald Rubin收藏
大黑天，19世纪，鲁宾艺术博物馆藏
大黑天，18世纪，Shelley & Donald Rubin收藏
胆巴国师另外妙手回春、有求必应的神迹暂且不提，但蒙元王朝建立后有关番僧形象的描述开始出现一种负面化的倾向。昔日从龙辅国的开国功勋摇身变为向君王传授双修之法、祸乱宫廷的妖僧。《元史》中记载，西番僧伽璘真曾密授元顺帝大喜乐禅定：
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男女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苟合……君臣喧嚣，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在类似的叙述中，社会风气也因番僧双修法的流传而大为败坏。《庚申外史》《草木子》等书认为大元朝就是在君臣喧嚣的糜烂氛围之中灭亡的：凡是妃子乃至大臣的妻室时时要到帝师、国师府内接受灌顶，而所谓的受戒灌顶实则是聚众苟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番僧之中被塑造的贼髡形象。他们往往骄横跋扈、凶狠残暴、狡诈贪婪，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此僧总管江南佛教事务，无恶不作，甚至伤天害理的发掘了南宋诸帝的皇陵，将宋理宗的头骨作为饮器，并建造佛塔永世镇魇诸帝的遗骨。
宋理宗安孝皇帝肖像，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杨琏真迦的墨毒骸骨、掘墓曝尸的行为直击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乃至于成为了元代文人妖魔化藏地形象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也难怪《南村缀耕录》中将他描述为“ 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放荡、不可具状 ”的形象了。这些番僧的形象又被文学家门作了二次加工，番僧强抢妇女、苟合为乐、巧取横夺的故事一直是《僧尼孽海》《续*瓶金**梅》此类俗流小说津津乐道的话题。
胜乐金刚，18世纪，鲁宾艺术博物馆藏
胜乐金刚，15世纪，喜马拉雅艺术出版
在明代，由于明武宗大造豹房、招揽番僧、宠信奇异、荒诞无道等等荒唐事由的直接推动，加之元朝灭亡的警鉴，明人对藏地以及藏地文化的误读和误解更加严重，一种将其巫教化的倾向弥漫在明代士大夫之间。在明代文人笔下，番僧往往是一副鬼教、妖教祭司的形象：
胡丑窃佛子之号，锦衣玉食、后拥前呵，断骷髅以为法碗，行净至宫；穿朽骨而作念珠，登坛受戒。遂使术误金丹，气伤龙体。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宫车晏驾，百官痛心，万姓切齿，虽擢发莫数其罪，粉身犹有余辜。
胜乐金刚，13世纪，Margot and Tom Pritzker藏
胜乐金刚，年代不详，私人收藏
明代士人对藏传佛教热衷男女苟合的印象更多源自于对元朝灭亡故事的反思，他们将元廷灭亡的惨痛教训归因于君臣对大喜乐秘密法的迷恋。《万历野获编》中就记录了时人对秘密法的看法：
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揲儿法也。元顺帝以此宠幸浪秃，致乱天下。至于番僧循用其教，以蛊惑圣主。
番僧所传的秘密法成为蛊惑君王、祸国殃民的妖术。正如上文所说，在明清两代蔚然成风的传奇小说之中，秘密法、秘密教成为苟且的代名词。颇具戏剧色彩的是，明代大才子唐伯虎所著的《僧尼孽海》中对秘密法的“采补抽添九势”：龙飞、虎行、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鱼游、龙交等等富有苟且色彩的描写实则是出自汉文文献《*女素**经》中的房中术。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四川德格八邦寺藏
五世觐见顺治图，布达拉宫壁画
到明、清两代，佛教本土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此时再笼统地将番僧所传教法斥之为异端、番教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因此为了能够和佛教所区别，la ma教的称呼逐渐出现。la ma教成为佛教中的异端邪说，明人所谓的“鬼教”和清人所谓的“la ma教”实则是同一种所指，其内涵是一种神秘莫测、魔法无边的巫教。
雍正行乐图，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佛像装唐卡，故宫博物院藏
La ma一词藏文语境中原意为“无上”，是对上师的尊称，但在汉文语境中成为了与巫师、神棍同等内涵的存在。当然这并非个例，藏文中也有将汉地佛教称为“和尚之教”的类似现象，我们相信在藏文语境中“和尚”也绝非“谦和至尚”之意。
看完以上大家是否认为这些对藏地形象的误读早已是历史故纸堆，权当趣味读物即可？那么以下这个例子或许能让诸君升起一点警惕之心。
1978年，某文学期刊曾刊载过一篇由5个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其中普遍使用直接、露骨的文字描述了故事主人公的宗教和*行为性**。包括受继父猥亵、与电话兵相恋后嫁给兄弟二人的悲惨少女；以仙女、山神交合暗喻兄妹苟且的青年；与其母、女三代突破伦理的男子；与师母苟合的学徒工；怀春破功后被冻死的女僧人。
藏族祭司，不详，图源：Pintersest
藏族艺术：Chöd，不详，图源：Pintersest
这部小说是近千年来国人对藏地形象负面建构的集中体现，很难想象在80年代还会有这样的所谓“文学作品”产生。字里行间满是带着优越感的高阶文化持有者对他们眼中野蛮文化的鄙夷描述，那些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东西被粗暴的安置在了其他民族的身上。
蒙面舞者：Tongsa trongsa Jong Bhutan，1914，图源：alamy
主人公在其中以一种“纪实性”的口吻叙说着自己在藏地游历的所见所得，实则作家此前从未驻足藏地。我们也相信作者在这之前可能并未读过上文所举历代妖魔化藏地的文字，但他必然受着这种由于山川隔阂、语言迥异所造成的负面印象的影响。性、宗教、野蛮等等元素糅合在一起造就了“作者”这场惊世骇俗的藏地之旅。
其实阅读到此的读者或多或少都会想起上期提到的东方主义眼镜。在此不妨再看看，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内东方主义，你透过眼镜看到的是圣境还是魔域？而你所看到的是否真的是这片土地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
“藏族舞蹈”明信片，18世纪，英属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