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庸盛行的今日，“平均”俨然成为了衡量标准，折衷正支配着一切：如今，一切思想与个体似乎可以互相替换。正如哲学家阿兰.德诺所言，我们应提高警戒以便抵御这一场麻痹性的变革。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麻痹性的变革”。它鼓励我们跻身中游，软弱地思考，将自己的信念收进口袋，成为一个可替换的人以便被纳入格子中。千万不能惊扰任何人或事，千万不能产生任何扰乱经济和社会旧秩序的新鲜见地。
“这即非是攻陷巴士底狱，亦不可与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欧若拉的枪声从未在这里响起”，哲学家、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兰.德诺在书中这样写道。“然而，这场袭击确确实实存在着，并且取得了胜利：平庸主义掌握了大权。”他解释道。
什么是“平庸主义”？
在法语中，我们通常使用“平庸性”(médiocrité)一词意指一切“普通”、“平均”的事物。“优越性”(supériorité)代指高级，“低级性”(infériorité)代指劣等，然而“平均性”(moyenneté)一词却并不存在。不过，在“平均”(moyenne)和“平庸”(médiocrité)之间存在着一个语义学的区别，“平均”一词本身通常是抽象的：我们可以说平均收入、平均能力，它标志着一个价值阶梯中的某个位置。相反，平庸代表着平均的实际性发生。
由此，“平庸主义”(médiocratie)代指一个政体，在这个政体中，平均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达到的强制性标准。平庸的秩序在这个体系中成为了楷模。我的意图并非要谴责什么，而是去了解这个平庸之令的性质，它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然而人类本身并不一定生性平庸。
平庸之令意味着什么？它从何而来？
平庸主义首先来自于种种划分，以及将工作(métier)转变成职业(emploi)的劳动工业化。这一点马克思于1849年就已提及。当劳动被简化为劳动力，劳动力被再简化为资本价值后，资本主义已经使工作失去了生命力，之后，泰勒制又将它推向了标准化的逻辑底线。从此，工作渐渐消失，劳动已然成为了一个脱离实际的平均津贴制度。
在大部分漠然从一个职业转向另一个职业的工薪族眼里，工作成为了某种生计来源。平均的收入，平均的成绩，大型的生产活动逃脱了所有人的意识，当然，除了个别生产活动始发者者和受益人。而这个体系的目的就在于将生产活动中的所有人变的可以相互置换。
当谈及平庸主义的源头，您同样提到了“管治”（gouvernance）的崛起......
这是平庸主义起源的政治因素。这个乍看无害的词语，是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幕僚于80年代所创。在健康的管理体系和公共机关的表象之下，它其实意味着将所谓最具成效的私企管理模式适用于国家治理。
事实上，这个大获成功的管治手段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经营模式，它的特点在于削弱管理力度，将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公共机关对公司利益需求的适应性变革。于是，在政治上来讲，我们走入了管治时代，人们总是将它与民主混为一谈，然而实际上来讲，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对立面。
在一个管治政体中，政治行为被简化为管理行为，也就是在企业管理教科书中被称为“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的手段：为一个即时问题寻找一个即时解决方式，此举排除了一切建立于原则以及国际范围内争议问题之上的长时间思考。在这样一个政体中，我们只能成为一群微不足道而顺从的合作者，并在一个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的视角中，被迫接受一个平均的世界观念。
所以，平庸并不一定意味着无能？
不是的。这样一个体系以牺牲能力超群或不足的人为代价，鼓励中等能力人群的晋升。能力不足的人无法顺利完成指定任务，而能力超群的人则有将此体系及其信念置于怀疑和争议之地的风险。平庸的人有着基本的知识，但不足以对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构成危害。所以具有强大批判性思维的人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总是喜欢逆流而上，对一切质疑抱有开放态度，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与此同时，平庸者只需“参与游戏”。
这又是什么意思？
“参与游戏”(jouer le jeu)是一个贫瘠的词组，一个冠词将两个相同的单词串联起来（译者注：jouer、jeu分别是游戏的动词和名词，两者同源），让这个词看起来颇有赘述意味。然而这个词组又似乎面带微笑，看上去十分平常甚至具有娱乐性。参与游戏意味着出于对短期收益的考虑，接受一切半官方的规定行为，在遵守规则的同时，无视一切构成其根基的未言之词和未思之虑。参与游戏意味着在某个文章中避免提及某人，含混带过此事，不去说起那事，让武断*制专**大行其道。归根结底，参与游戏意味着在弄虚作假的驱使下建立腐败的公共机关。
于是，当参与者对自己的腐败毫无意识时，腐败便来临了。当药品公司拍着胸脯保证花重金治疗前列腺癌，却不等到患者130岁不行动。当大学招揽一批学生，并非是为了塑造自由的灵魂，而是为将他们变成一群随时准备接受指令的专家，腐败和堕落便开始生根发芽。
2011年秋天，当某些企业加入蒙特利尔大学的管理董事会时，校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们的头脑应响应企业的号召。”尽管这些企业大部分的资助资金来自国家。这位首屈一指的法语大学的校长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TF1董事长帕特里克勒雷在2004年将《头脑待命的时代》卖给可口可乐公司时的原话。
参与游戏，同时意味着采纳私人企业的语言......
在管治的体系下，公共服务连同其术语一并消失。医院的病人、火车和地铁里的乘客、音乐会的听众、博物馆的常客，所有人都变成了“顾客”。一位在魁北克官方电台文化专栏工作的记者最近问我是不是“剧院消费者”。当我逾越了还书期限，国家图书馆会向我发来一条以“亲爱的顾客”为开头的邮件。这些词语并非无足轻重。而是揭示性的。它们对于今日麻痹性变革的局面有着意味深长的启示。
您将专家们放在了平庸主义的中央位置。为什么？
专家通常是平庸的，当然，此处平庸一词应按照我的定义来理解。他们并非无能，他们只是将自己的思想按照雇佣者的利益格式化了。他们为雇佣方提供实践或是理论数据，以便证明自己的身份。至于权力机构，一切命令经由一群平庸之辈得以传达。
由此，专家们将自己*锁封**在了某企业、某行业、某利益所期待的模式中。由于缺乏研究经费，他们决不会在肥胖症研究中提及可口可乐。他们可以说气候变化并非是由工业活动所导致，只因某某集团在背后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莫里哀来揭示这些专家的嘴脸，就像他在《无病*吟呻**》中揭示那个年代的医生一样。
平庸主义是否也导致政治演说的枯燥无味？
毫无悬念，支配着政治思想的正是普通、中等和平均。不同政治家的演说其实并没什么区别，在表面的不合之下，分歧的重点并非是根基而是符号。“平衡的措施”、“中庸”以及“折衷”接连被树立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一切都是“极中”(extrême centre)政治，他们的位置不再不属于“左”和“右”的轴线，这个轴线早已在统一的方法和逻辑中消失。
在这个平庸的大背景下，阴谋和手腕大行其道。当权者在某政治派别中当选，借着又能参选另一个派别，选民可以在市政府的保障下对国家政治提出抗议，把票投给民族阵线以表愤怒，媒体为这场失控煽风点火，除了竞选策略什么都不关心。所有人都毫无远见，一切政治游戏都变成了近视的游戏，在永恒的缝缝补补中持续着。
如何抵御平庸主义？
首先，拒绝那些宴会邀请，拒绝一切参与游戏的欲念。学会说不。不，我不会接受这个职业，不，我不会接受这个晋升，我谢绝这个机会和您的赏识，因为这一切都是毒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抵御便是苦行，要做到并不容易。
回归文化和知识参考也是必要的。假如我们能够重新翻开书本，开始思考，去认定那被视作微不足道而被扫出视野的思想价值，假如我们能够将意义重新注入到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地方，哪怕是冒着被挤到社会边缘的风险，我们也会有政治上的进步。语言在当今受到攻击并非是偶然。我们需要重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