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末年，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元廷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各地方势力此时纷纷揭竿而起。经过不断争战，逐渐形成了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明玉珍等地方割据势力，他们都想称雄和吞并对方。同时，为*压镇**声势浩大的反元势力，在元内部则形成了一批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他们与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一起，共同构成拥众据地、号令一方的元末群雄。
在频繁的军事争战之外，元末群雄纷纷施展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同时，积极施展种种和平手段，纷纷展开外交活动，以图生存或壮大实力。
关于元末群雄中的各支势力，学界不断有成果问世。早在1936年，吴晗先生就对朱元璋在元末争战中取得成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先生认为，“农民地主和智识份子三方面的合作，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次之，个人的人格意志和军事学识的卓越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元末群雄的争战与发展问题后来引起学界广泛探讨，并发表一系列成果。
以往学界在讨论元末群雄的活动时，往往就个别人物及其政权的政策或其活动的某一方面加以探讨，而对群雄活动的外交网络与整体面貌缺乏考察，换句话说，在元末群雄林立时期，各割据势力在军事争战之外分别开展了哪些内外活动？这些内外活动又对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从人才建设与对外交往两个方面分别对以上问题加以考述，以期进一步深化学界对这一时期地方政治环境的认识。
一、选贤任能：群雄的人才建设
元末乱起，各地引起剧烈震动，百姓、士人等纷纷前往他乡转徙避乱。远离城市、隐居山林，一时成为各阶层的普遍选择。元末画家、诗人王冕描述这种景况：“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侠客思骑虎，溪翁只钓鱼。诸生已星散，那得论诗书？”许多读书人也不免四处离散。不过，对大多数士人来说，隐居山林毕竟只是无奈之举，一旦形势稍为安定，他们便希望能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
与此同时，随着战火连绵、元廷日衰，元末群雄相继兴起、壮大起来。这些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为稳定自身统治，获得更大的政治合法性，竞相收罗各类人材，这与多数士人的愿望不谋而合。于是，养士俨然成为当时南北各地的一股社会风尚。
江浙一带经济富饶，也是人材荟萃之地。割据此地的方国珍、张士诚等地方势力对这些文士都极力招纳，当地士人也多乐于追随。张士诚幕下人才甚盛，据时人郑真（约1322∼1389）记载，至正十六年（1356）四月，“高邮张寇陷松江，凡郡人以才望称者，皆受伪爵。”据说，其幕府中“客之所聚者，几七千人”。而崛起于浙东的方国珍，对文士亦极力拉拢。一时之间，萨天锡、朱右、刘仁本、詹鼎、林彬等咸往依之。对于张士诚、方国珍政权在招集文士方面的成就，后人称，“庆元之父子、淮张之兄弟，右文好士，皆有可书。”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张士诚与方国珍两人的用人目的，也遭遇不少微词。元末明初人胡翰言，“元之始乱，张自诚据苏州。恐众不附，大结人心，引士类为己用。”显然并非完全出于使用人才的目的。而方国珍招徕文士，主要目的虽是为自己出谋划策，不过也有与人争强的意味，所谓“方氏盛时，招延士大夫，折节好文，与中吴争胜”。
朱元璋在争战过程中对各种才学之士也极力笼络。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当日，“悉召官吏、父老、人民”，向其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这种渴望人才为我所用的意识在朱元璋心目中表现得非常强烈。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在颁发给中书省的敕谕中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其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之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求贤之心可谓溢于言表。而且他对人才的培养任用颇有远大规划。正如有学者所说：“以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和猜忌成性，他希望天下读书人尽归朝廷所用，而不许遗逸在草野间，更不许将官私自留用。故而，不仅老师硕儒被以礼征聘，即便名一艺者也尽行罗致。”元明易代之际，大批颇有声望的各类人才陆续进入朱元璋幕下，为其挫败群雄、成就帝业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
南方的割据政权在选拔人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而据地中原的察罕帖木儿父子在拉拢人才方面也颇有成效。察罕帖木儿延揽才能之士，“豪杰归之唯恐后”。据时人杨维桢说，“大将之门三千客”，足见其宾客之盛。被杨维桢目为“学颜渊之学”的“王佐”之才张氏，原本“隐居避世”于“天台、雁宕之间”，但察罕帖木儿依然“不远数千里”前往征聘。杨维桢对其极力鼓励：“吾闻河南公（察罕帖木儿——引者）幕府有君子营者五千人，奋长战、盈三军如由之能者，有其人矣。謄辨舌、伐甲兵如赐之能者，亦有其人矣。顾未知销兵为农器、拨乱还王道者，有其人乎无也？果无也，吾于先生属之。先生能展颜子之所能，使由、赐其人无以施其能，则河南之业成矣，先生之志行矣。”
扩廓帖木儿袭职后，也极力延揽才能之士，时人乌斯道称，“时河南王阔阔公总戎中原，浙江丞相达失公以便宜行事，人以才略见者，锡爵不恡，人争往，惟恐后”。扩廓帖木儿积极派人到各地搜罗人才，并有不少士人主动前往谒见。元末，鄞人陆徽“航海而北，入谒少保于京师，上书言事”，因得扩廓帖木儿器重。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永嘉平阳人陈高也在陆徽南下前后往投。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东、西浙陷”，明年（1367）春，陈高“浮海过山东”，往谒扩廓帖木儿于怀庆（今河南沁阳），寻卒。其葬之际，“四方之士，凡自南而来者皆会哭”。显然，在扩廓帖木儿幕下，延揽了颇多来自各地的精英，甚至包括不少“自南而来”的南方士人。高丽士人李穑“河南幕府聚群英，借著尤多国子生”的说法，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扩廓帖木儿幕下人才济济的状况。
不难发现，虽然不少人才拒绝与地方势力合作，但仍有更多士人相继投靠地方群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纷纷投向这些地方群雄呢？
首先，元势日衰的格局与士人救亡抱负的推动。元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使不少士人逐渐对元廷丧失信心，产生了仕与隐的困惑。但出于强烈的救国使命感的推动，一批士人依然选择了与群雄合作的道路。天下乱起，年刚二十余岁的鄞人陆徽慨叹：“今土壤分裂，社稷不安，正建功之秋也。吾闻少保平章扩公以忠孝喜士，兵强义正，志在恢复，可辅。吾兄弟能孝养，母氏可托，吾往焉，必有济也。”在征得母亲同意后，“遂航海而北，入谒少保于京师，上书言事”。元朝进士、永嘉人陈高也在前后“浮海过山东”，往谒扩廓帖木儿于怀庆。这些行为便都是出于对扩廓帖木儿廓清乱局信念的坚持。
其次，地方势力的礼请。不论是表面虚崇文儒，还是真正求贤问策，各地方势力往往广泛招纳贤士，以求士人支持。并且，一般来说，对于拒绝合作者，这些地方势力大多并不强求。下面以陈友谅、张士诚为例加以简要说明。
时人王礼称，“伪陈之在九江，趋者日众”。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攻陷南昌之际，礼请曾任江西肃政廉访使的吴当，“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遂隐居庐陵吉水之谷坪。”同年（1358）四月，陈友谅攻破隆兴城（今江西南昌），登门来见元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准“疾面壁卧不起”，有谅对其谦恭备至，称：“吾向为县小吏，已闻公名。”友谅离开后，“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曾任元进贤县尹的傅箕，拒绝陈友谅征聘，但在给对方的信中却对其称颂备至：“今阁下以雄毅之姿、英迈之略，纠集群帅，起兵汉、沔，而威吴、楚。凡行师立署，所至之处，能者使、才者用、贤而有德者尊礼，俾各遂其性，无意于富贵功名者不强以职，此所以超轶群雄者也。”
张士诚与境内不少士人的关系也比较融洽。王鉴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王鉴“晚年贫益甚，节益坚，闭门独居，足迹不出门者二十年”。士诚“初入吴，独求处士之庐而访之。处士与言，皆以仁义为得民心之本，甚嘉纳焉”。曾对人说：“王处士，吾友也。”及其卒，士诚“深悼之”，并说：“王处士以节义高天下，然贫无以为丧，凡送葬恤家，有司悉任之。”王鉴虽未出仕张士诚政权，但却甚得礼遇。
第三，元廷对南士的歧视对这些人投靠地方势力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南方士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因此当时多有改籍等事发生。元人王礼就曾指出，“予观曩时铨选薄南士。嗜仕进者往往诡籍于北，而讳弃父母之邦，倍本忘初”。对多数南方士人而言，仕途并不顺畅。相反，元末地方势力的兴起，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施展抱负、追逐名利等机会。据称，张士诚“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而地方势力提出的反对元朝统治的一系列口号，也对当时的士人有很大的号召力，对分化瓦解元朝各类人材起了很大作用。
二、“合纵”与“连横”：群雄的对外交往
元末群雄不仅注重从政权内部建设着手，加强人才的网罗与使用，而且非常注意从外交层面处理与其他势力间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元末的历史是一场新的合纵、连横活动。
“合纵”与“连横”本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现象。战国中期，随着七雄并立的“国际”格局渐趋打破，秦、齐等强国力图联合弱国，通过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完成天下一统，而其他弱国则力图建立联合，以求自保。元末明初，各地方势力为保存或扩大自身实力，在幕下士人的支持下，积极与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展开外交上的联系。与战争并存的使节外交因此成为当时一股颇为活跃的社会现象。
（一）一般性的通好
在群雄并立的形势下，为使自身拥有暂时的稳定局面，或避免多方受敌，各个势力之间普遍展开了通使活动。
元末群雄之间最早的通使往来，当在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与朱元璋相继于江浙崛起之际。至正十六年二月，张士诚攻陷平江（今江苏苏州）。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从此，朱、张双方逐渐形成对峙局面。约在此（1356）后不久，张士诚闻会稽张宪之名，“辟以行人，俾游说江东，且输平于淮安”。
所谓“淮安”，指驻扎当地的镇南王孛罗不花，“江东”则为刚刚占领集庆的朱元璋。至正十六年三月，镇南王以扬州城破，“退驻淮安，时宪使楮不花拒寇，赵负城、胡陈寨首鼠两间，灵保（镇南王长史——引者）说胡，诱获赵人畜千百计。既饥，军民相食，数求老张平章援，不为应，复将王命，间道走京师，告危急状，大臣嘉授济南路治中，议督诸部救。十月城陷，不花抗敌死，王被执，逾月不屈”。张士诚与淮安的元军重新结好，但对于淮安方面的数次求援，却并“不为应”，导致淮安从元军易手。
在与北边元军结好、稳定北方形势的同时，张士诚又遣使前往游说据有江东的朱元璋。而对于张士诚的通使，刚于江东立足的朱元璋也很快示好。至正十六年（1356）六月，朱元璋遣儒士杨宪前往通好#张士诚，书略曰：
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这次遣使很可能即与张宪游说之行有关。对朱元璋来说，当时所面临的主要敌对势力，除张士诚外，还有西边的陈友谅。惟有与邻境张士诚通好，保证双方边境的暂时安宁，才能避免多面受敌，故此时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态度显得十分友好。但“士诚得书不悦，拘留宪不遣。”结果并非朱元璋所能预料。
实际上，朱元璋向张士诚提出的所谓“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只是一纸表面文章。朱氏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状况，一旦形势对自身有利，其处理与张士诚等其他政权关系的口实便很快发生变化。而在与朱元璋争战过程中占据下风的张士诚，则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双方关系。至正十六年（1356）十月，张士诚败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于是遣其属下孙君寿奉书来向朱元璋请和，书云：
始者窃伏淮东，甘分草野，缘元政日弛，民心思乱，乘时举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邮，东连海堧，番官将帅并力见攻，自取溃散，杀其平章实理门、参政赵伯器，遂成深讐。彼乃遣翰林待制乌马儿赍诏抚谕，饵以爵赏，却而不受。今春据姑苏，若无名号，何以服众？南面称孤，势使然也。伏惟上贤以神武之资，起兵淮右，跨有江东。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国，可为左右建立大业之贺。向获詹、李二将，礼遇未遣，继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毗陵，昼夜相攻，咎实自贻，夫复何说？然省己知过，愿与讲和，以解困阨。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为犒军之资，各守封疆，不胜感恩。
从上文看到，在张士诚此次遣使之前，朱元璋已主动遣使通好张氏，这显然是指至正十六年（1356）六月儒士杨宪前往#张士诚处的那次通好。但张士诚却并不积极，“久稽行李”，即前文所述“士诚得书不悦，拘留宪不遣。”
因与朱元璋的争战处于下风，张士诚此时不得不通过输粮、纳币等条件来换取一时的和平。张士诚此处虽备述其起兵缘由与经过，并极力加以辩护，但在与朱氏的交往文辞中却处处透出卑曲求全的弱势姿态。
对于势力渐强的朱元璋，为维持暂时的和平与生存，其他实力较弱的割据者也纷纷遣使前往通好。明玉珍父子就是典型的例子。
明玉珍原为徐寿辉将领，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据成都，自称陇蜀主。至正二十三年（1363）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至正二十四年（天统二年，1364年）秋，明玉珍遣参议江俨答书朱元璋。其书云：
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运告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惟高明谅之。
“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足见明玉珍当时的自矜之态。
甚至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割据蜀地的明氏仍然希望与之交好。但其心态与此前已大不相同。洪武二年（1369）七月，蜀明升遣使朱元璋。当时，“关陕悉定，蜀人为之震恐”。明升下属吴友仁指出，“蜀地非中原比，设有缓急，据险可守，军资又充足。虽勇将强兵，其若我何？为今之计，莫若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明升听从其建议，于是重新遣使修贡于明。这显然是希望通过外交方式缓和与朱元璋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以争取喘息之机。
除与国内势力通好外，各地方势力还积极沟通并加强与域外政权在政治上的联系。
因为地缘关系，安南等临近国家和地区就成为朱元璋等割据势力结交的对象。如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遣使通好安南，“时明主与陈友谅相持，未决胜负。帝遣黎敬夫使北觇虚实。”不过，相对来说，高丽与元末群雄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割据东南的张士诚与高丽政权的来往颇能说明这一点。
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七月“甲辰，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遣理问实剌不花来献沈香、山水精、山画木屏、玉带、铁杖、彩段。”并寄书恭愍王，其略曰：
迩者中夏多事，区区不忍生民涂炭，遂用奋起淮东，幸保全吴之地。然西寇肆凶，残虐百姓，虽志存扫荡，而未知攸济耳。稔闻国王有道，提封之内，民乐其生，殊慰怀想。
恭愍王回复士诚书曰：
窃惟太尉驰英淮左，固已佩服余风，暨移镇浙右，益钦令闻。匪远伊迩，顾予寡昧，徒以祖宗之故，获保遗黎，苟安岁月。虽常欲拜问起居，自揣无状，不足烦侍御者之道达。乃蒙太尉不鄙夷小邦，且辱便蕃之惠，不胜至幸。兹因使回，谨奉此。所有薄礼，具如内目。
这是张士诚首次遣使高丽的情形，其目的亦是与高丽通交，高丽则积极予以回应。虽然之前高丽曾应元朝要求派遣*队军**从征张士诚，但其对双方此时的政治交往并未产生负面影响。
此后，张士诚仍不断遣使高丽。恭愍王十三年（1364）七月“丁亥，吴王张士诚遣周仲瞻来献玉缨、玉顶子、彩段四十匹。”被张士诚“辟藩府参谋，亲信用事”的陈汝言（字惟允）有诗《送周仲瞻架阁使高丽》，当是为周氏此次出使高丽所作。从诗中“玉帛通新好，梯航续旧盟”句可以看出，周仲瞻此次出使高丽的目的，当主要是巩固双方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
（二）窥探形势
战争状态下，要想取得主动地位，必须深晓敌方形势。元末地方势力林立，为求生存，各支势力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窥测敌方动静、了解他方形势。
打探军事情报。通过非官方的秘密渠道了解对手军情，是当时地方势力惯用的重要手段。元末，朱元璋“遣千户王时等赍银三千两往方国珍，附搭海船到大都，体探元朝及李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军马事情。国珍差吴都事同去”。可见，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方国珍，对元廷及北方形势都极为关注，同时反映出朱元璋此时仍将方国珍视为合作的对象。同年（1359），朱元璋“遣胡兴隆往汴梁，察元守将祝平章虚实，往还六月，备侦以归；刘彬往河南府，察元总兵王保动静，获而羁之，后克河南府，彬方出狱；苏以仁往陕西，察元总兵李思齐，亦获而羁之。后洪武二年，克陕西，以仁始出狱，往见上，陈羁禁之由，厚赐彬及以仁，令还其家。”
相比而言，派遣正式使者似更为各种势力所广泛采用。朱元璋便积极利用这种方式观察敌方形势。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遣使汴梁与元将察罕帖木儿通好，“时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其势颇盛。”他对左右说，“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然后议焉。”名为通好，实则是窥探察罕帖木儿军情。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朱元璋遣中书省都事汪河送尹焕章归汴。朱氏在给扩廓帖木儿的书信中叙述之前与察罕帖木儿通交的目的，“阁下先王奋起中原，英勇智谋，过于群雄，闻而未识。是以前岁遣人直抵大梁，实欲纵观，未敢纳交也。”
关注山川地理。传统时代，地理形势对军事争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使者在出使过程中往往对对方的山川地理形势等情形予以特别关注。至正二十二年（1362）夏，察罕帖木儿“既定两河南北，复取山东，驻兵益都而未卜”。方国珍于时“遣使贽礼，往问兵政”，扩廓帖木儿亦遣使报聘。刘仁本称，出使浙东的使者、中书兵部员外郎富察伯贞“盘桓乎瓯越台鄞之境，于地理图志、山川形势、封疆限域、军旅事机，备有识焉。可谓得皇华咨谋询度之义矣。”富察伯贞“盘桓乎瓯越台鄞之境”，对当地地理、军事等各种形势作了相当详尽的了解。这种方式也被朱元璋所采用。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三月，朱元璋使臣、参政蔡哲归自蜀，“具言蜀自明玉珍丧后，明升闇弱，群下擅权。因图其所经山川阨塞之处以献。”
（三）倡言军事联合
为避免多方受敌，在军事联合的名义下，群雄之间积极展开交流与合作。
在与元朝内部军阀结好时，反元群雄往往以联合讨贼、安辅帝室为名，试图与对方交好。至正二十二年（1362）五月，方国珍“统舟师驻四明间，忠襄举兵益都，声援相接，遣使乗桴浮海致书币于营，道军旅之情，请期约之令，以遂夹辅之谋。”“忠襄”即察罕帖木儿。元朝军阀集团也以讨灭反元势力为由联合地方群雄。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年）春，“丞相（扩廓帖木儿——引者）以海内有豪杰士可揽者，各遣使通约”。陆徽（字季嘉）奉命使江浙，扩廓帖木儿告诫其曰：“凡浙军务事机迟汝成算，勿久留也。”其中，扩廓帖木儿与方国珍通交颇为频繁，因此，“季嘉在中原时，每使至鄞，必遗俸金于母夫人为汤药费。”
朱元璋亦曾多次借此缓解军事压力。至正二十四年（1364）十二月，朱元璋遣使致书扩廓帖木儿：
今阁下居河南四战之地，承颖川新造之业，边度未固，近郊多垒，其所以军民相附，邻与不窥者，诚以颖川存日能尽抚养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绝也。或孛罗侵寇不已，阁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约？予地虽不广，然春秋卹交之意常窃慕焉。且乱臣贼子，人得而讨之，又何彼此之分哉？况予*平近**伪汉，四境已安，正息兵养锐之时，岂不往助阁下乎？且英雄豪杰相与之际，正宜开心见诚，共际时艰，毋自猜阻，失此旧好。
不难发现，据地中原的察罕帖木儿父子，自察罕帖木儿始，即注重与周边交好，并与朱元璋达成盟约。扩廓帖木儿袭职后，朱元璋则以帮助讨灭“乱臣贼子”孛罗帖木儿为号召，继续致力于巩固双方政治关系，以免失“旧好”。
反元群雄往往以联合讨贼、安辅帝室为名，与元朝内部军阀展开合作。不过，反元群雄之间则将*翻推**元朝统治或者异己势力作为合作的旗帜。群雄林立的形势下，相对弱小的地方势力尤其善于利用这种方式。明玉珍称帝次年，即至正二十四年（天统二年，1364年），朱元璋“始遣都司孙养浩来结好”明玉珍。朱氏在致书中强调的也是双方的合作：
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间者得姜珏诰命，观其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迫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决。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土，时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朱元璋“始遣都司孙养浩来结好”明玉珍，显然是首次与明玉珍政权的接触。他将不久前消灭陈友谅势力解释为“不得已而应之”的举动，并以共同戮力“并复中原”相号召。在并不了解对方实力的情况下，朱元璋很自然地采用了共同反元、“并复中原”这一最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口号。
但在随后的通使当中，朱元璋借以合作的口号很快发生变化。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夏主明玉珍遣其参政江俨通好朱元璋。朱氏遣都事孙养浩往报，他在书信中分析当下的形势，“足下处西蜀，予居江左，盖有类昔之吴蜀矣”，而王保保则有类其时的魏国，因此希望双方实现“合从”，以“与中国抗衡，延国祚而保社稷”，
近者王保保以铁骑劲兵据有齐鲁，根培洛阳，招贤纳士，练将养兵，实处中国，其志非小。设使其奸雄如操、谋有荀彧、将有张辽之辈，足下与予岂得高枕无忧乎？当今之世，予与足下实相表里，将欲国祚之安，备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吴蜀为鉴耶？使至辱厚意，故以书往报，惟足下筹之。
朱元璋在信中强调的王保保，正是拥兵北方、军力强大的扩廓帖木儿。颇具戏剧性地是，就在之前不久，即至正二十四年（1364）十二月，朱元璋遣使致书扩廓帖木儿，强调的还是“英雄豪杰相与之际，正宜开心见诚，共际时艰，毋自猜阻，失此旧好”，致力于双方政治关系的巩固；而时隔不久，朱元璋再与明玉珍通交，则以三国鼎立的格局喻当下局势，希望明氏“以昔之吴蜀为鉴”，显然是意图与明玉珍实现军事联合，以消灭“据有齐鲁，根培洛阳”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可见朱元璋在与群雄争战过程中的心机与韬晦。
在元末割据势力林立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势力与境外政权也有接触。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与高丽曾有交往。高丽恭愍王十五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高丽士人金齐颜以军簿佐郎从田禄生通使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因“皇太子恶其通信”，齐颜单骑至河南王幕前，“因上书以为我王聪明仁武，坐歼红贼百万之众以安帝室，为天下倡。今大王忠义闻天下，欲东西协力，削平僭乱，夹辅帝室”，便是以共同剿灭红巾军势力为号召。与扩廓帖木儿不同的是，陈友谅则试图结好安南。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朱元璋“攻江州，陈友谅退居武昌，使人来乞师”。但陈友谅乞师安南政权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对方支持。
（四）发展地区与对外贸易
任何政治、军事集团的发展壮大都端赖经济基础的支撑。因此，元末战乱虽使大江南北各地经济普遍遭受严重打击，但地区间的通商并未完全中断，发展贸易甚至还成为地方群雄关注的重要问题。
朱元璋对控制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极为重视。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朱元璋在给扩廓帖木儿的书信中提出，“自今以往，信史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此处的“商贾不绝”显非虚辞，朱元璋此时显然是希望双方能够在和平环境下加强政治往来与经济交流。
江浙一带的地方势力，则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积极寻求与高丽发展贸易。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七月，张士诚遣理问实剌不花前往报聘。时任江浙海岛防御万户的丁文彬也派人前往交好，他在致恭愍王的信中说：
文彬眇处海邑，钦仰大邦，久欲一拜殿下，以觐耿光。惜乎微役所萦，不果。兹因大邦治下黄赞至此，故得闻安吉。今车书如旧，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黄赞回，令亲郁文政进拜，聊献土宜。
高丽右副承宣、翰林学士李穑受命答文彬书曰：
今亲郁文政赍来书札同两府官入启于内，王答曰：“吾已领万户厚意矣，其送以白苎布若干、黑麻布若干、虎皮若干、文豹皮若干，少答盛惠。”且命臣穑为书以谢之。臣穑待罪翰林，辞命固职司。又尝窃歆万户公高谊之日久矣，虽欲通名于左右，未有阶也，兹因王命并达下情。
这是张士诚与丁文彬首次遣使高丽。关于此次遣使的缘由，似乎可以从丁文彬致恭愍王的书信中寻绎。据丁氏称，高丽人黄赞来到江浙一带，并告知丁氏高丽恭愍王的相关情况。黄氏大概是高丽国王遣往当地的使者。丁氏于是提出双方开展通商的希望。
总之，在群雄争战不休的元末乱世，虽然集团之间战争与冲突不断，但仍然交织着各种和平形式的往来。除了一般性的通好外，各个集团之间通过互派使者，实现窥探敌方形势、开展军事联合、发展地区与对外贸易等目的。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比如和亲。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安南“北边帅臣驿奏：元陈友谅起兵，遣使来乞和亲。”相比而言，这些只是个别现象而已。
三、结语
元末乱起，人才四散、群雄竞起。为在群雄纷争中维持生存或者脱颖而出，无论是在内部建设方面，还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元末群雄都展开了一场全面的竞争。在政权内部建设方面，元末群雄纷纷施展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并为这些人才施展抱负提供相应的平台，从而也为自身发展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为求生存或壮大实力，或称雄甚至吞并对手，在对外关系方面，元末群雄除展开频繁的军事争战外，还纷纷施展种种和平手段，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元末政权林立的历史不啻是一场新的合纵、连横活动。
在这场纷繁复杂的选贤与外交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要数朱元璋。朱元璋攻占集庆之初，“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在实力面前并不占优势。面对其他势力比自身强大的状况，朱元璋积极搜罗人才，加强经济、军事等各项内部建设。同时，在诸多谋士的辅佐之下，他对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外交典故颇为熟悉，并善于利用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至正二十四年（1364）十二月，朱元璋致扩廓帖木儿的书信中就称：“予地虽不广，然春秋卹交之意常窃慕焉。”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他深谋远虑，注意主动与各个势力结好，缓解压力，从而很快从群雄当中脱颖而出，并伺机各个击破对手。这种策略一直保持至明初，这无疑是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元末明初，群雄争相搜罗人才，充实政权，群雄之间的外交活动也空前蓬勃开展。对这些活动加以梳理考察，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士人在元末乱局及元明鼎革过程中的政治心态，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动荡、群雄争战的历史面相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