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7日，是我的父亲、著名针灸学专家黄圣源教授的10年祭日。
当我在父亲数以万计的书稿、论文、日记等字里行间去品味、探求父亲的成功之道时，我惊奇地发现，父亲的奋斗圆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黄圣源教授与次子黄元淦
米歇潘说：“生命是一条艰险的狭谷，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通过。”父亲出生于富庶家庭，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三岁那年，不幸遭遇殇父亡兄家破的灭顶之灾，所幸黄家长辈捐资助学，才让他就读于黄氏私立小学。父亲七岁启蒙，晨钟暮鼓、清贫苦读，毕业获“文心雕龙”奖并考入犍为师范学堂。
师范毕业后父亲到成都投靠二哥，谋求攻读大学。不料到成都仅几个月，二哥患肺结核辞职返乡养病。失去经济支持的父亲只身在成都半工半读。他当过代课老师，他代人批改作文，他学医行医，他学会计……“不为良相，誓做良医”渐渐成了父亲的奋斗目标。
我1949年出生，是黄家第二个男孩，师从父母从事中医工作40多年。我也亲眼目睹了父亲从个体医生到针灸学专家的飞跃。
我年幼时，父亲在成都市光明巷8号开业，记得他每天早晨5时到文殊院看书，8点开诊，晚上读书，统计腧穴主治，总结病案到深夜，几乎没休息。1951年父亲进入成都市卫协针灸研究班继续深造，任针灸组组长；1956年4月筹组成都市西城区针灸联合诊所，任主任；同年7月，受聘于四川医学院（现华西医科大学）任中医教研组针灸科主治医师，专业教师。
1956年10月，成都市某领导因术后呃逆西医治疗无效，无奈请父亲会诊，结果针刺后，5分钟呃逆停止，二次痊愈。从此，父亲的医术开始被川医各科接受。他用针灸解决和治愈了众多的疑难杂症，如暴聋暴哑、中毒性脑病失语、尿潴溜、心脏神经*能官**症等，留下了许多神奇故事。患者和同行称他为“黄神针”。
1958年夏天，父亲在传染病房会诊一名姓闫的7岁男童。患儿因脑炎后遗重症，用西医办法救治10天后，烧退，脑脊液已恢复正常，但遗留下痴、聋、哑、瞎、瘫、吞咽困难等罕见病症，仅靠鼻饲管维持生命。父亲没有退缩，共针灸33次治疗，孩子奇迹般地痊愈了。消息轰动整个华西医大。
小儿脑积水，在当今世界医学科学史上仍为一道难解的题，治愈者少见。1971年初父亲恢复工作后，4年共收治120例小儿脑积水病人，年龄最小的仅40多天。在浩如烟海的中医资料中，虽有“解颅、陷、填”等病名，然而具体的病因、病侯、病症记载十分匮乏，治疗方面更无资料供参照。父亲拟定了针灸配合中药的治疗小儿脑积水的治则、治法，有效率达75％。
1958年春，父亲在外科会诊一位苏联援华专家。外科手术后患尿潴留已二周，西医、中医内科治疗未果。父亲会诊治疗结束时，苏联专家通过翻译急促地询问多少时间能解小便，回答是半小时。苏联朋友以不信任的眼光向中方译员责难，译员巧妙地用俄语对患者讲：“请相信医生，待半小时过去后再予评说。”半小时后，父亲收到这位专家请翻译打来的电话，称患者解小便约800毫升。专家高兴地称赞中国小小的银针很神奇。
父亲是我的良师。记得1966年的一天，我第一次跟父亲在川医针灸科实践。在给一位面瘫患者针灸后，又给其他病人扎针，突然听到病人的呼叫声，父亲赶来查看究竟，他发现我扎针的穴位方法不对，将针直接扎进了病人的口腔，刺破了舌头……父亲处理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病人：“是我的小儿子扎的针，他的方法不当才使你受到折磨，请你原谅！”
回家后的当晚，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轻言细语地给我讲解这个穴位扎针的方法和原理，告诉我针刺手法的技术运用。不到16岁的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犯类似错误。
父亲的一生正是智者的一场美梦，90多年的勤耕苦读，探索针灸术的新途径新方法。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黄元淦（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