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自今，中国人提到读书，总是持赞同态度的。
用“学富五车”称赞有学问的人；
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激励着苦学，以期待金榜题名的古代学子；
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描述读书这一件最神圣的事情。
在古代，读书做官，是改变命运的翻身正道，虽然读了书，未必能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做官，但不读书，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要想光宗耀祖，又没有能力沙场立功，不读书，显然不行！
要读书，首先得先有书。所以从古代至今，读书或是为家中增添藏书，就成了一种习惯。那时候印刷不易，书本的流通并不快，而读书人又这么多，于是，书就成了稀缺资源。
那时候也没有普通人都可以随意借阅书籍的公共图书馆。
如果家中有一间专门的书房，里面藏书甚丰，那就有了炫耀的资本。
家里有没有藏书，甚至是衡量是不是有家世渊源，是不是书香门第，家境是不是富裕的一个隐形“加分项”。
谁也不说破，但媒人都知道。
许多书籍，也因为朝代的更替和战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对书有“执念”的读书人，当然痛心不已。
于是，唐代末年，一个藏书机构——书院，悄然诞生。
书院最早是官方的书院，主要工作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贤纳才设立的。
书籍的来源主要是朝廷赐书、社会赠书和书院自行采购书籍。
宋元时期，盛兴起来之后，也出现了私人创办的书院。
书籍到书院后，会一一进行登记并入库，执行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损坏的书有专人对缺失部分进行核实、校正、修补，以保证书院藏书的完整性。
这些书能借阅吗？——当然可以，但仅限于本院的童生学子。
能借什么书？——除某些特定书籍禁止带出书院外，其实书籍可以借阅。
能借多久？——通常为十天或半个月。
借书不还怎么办？——对于恶意窃书者，轻者开除，重者报官。
物以稀为贵，所以古代人喜欢藏书，得到珍贵的版本，更是将它视为生命般重要的传家宝。但也导致有的书，因为这样的私藏而永远灭绝。
在现代，阅读渠道的选择已多得人让眼花缭乱，读书似乎已不是唯一成功的途径，但是不读书，连选择都会比读书的人少，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人心里，只有条件允许，家中就会空出一间书房，书架上放置上自己心仪的藏书。
据一份关于书籍的调查报告称，每年中国出版的图书，就大约有255106种。
如此浩瀚的书籍，人们获得书籍越来越容易，书房里的藏书，也越来越多。
也许放着放着，就成了让人头痛的，该如何处理的旧书籍。
巴金晚年，做了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且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为他几十年来，收藏的三万多册图书，一万多册杂志，寻找到一个好归宿——即，无偿地捐给公共图书馆。并且，他选送的，都是他自己藏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他还是少年时，因为读书，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认为读书，真是“天下第一乐事”。于是从那时候起，除了日常生活必需之外，他把大量的金钱都用在买书上。
在法国留学时，用两个小面包加白开水打发一顿正餐，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拿去买书。
因为听到从日本回来的朋友说，日本的西文书又多又便宜，于是去日本旅行小住，淘回大量旧书。
住在上海，经常到北京开会，也总要抽时间大包小包地淘回大量的书，无法随身携带，就先邮寄一部分，再随身带一部分。
哪怕是在“*革文**”后期，每月只能取自己一小笔存款用作生活费，依然到处寻找可以买到的书。
对于自己的藏书行为，他自有一个理论：
书是给人看的，是传播知识、文化的，也精神食粮；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了好书，就是要让人分享。
所以，对于书籍，巴金是非常乐于慷慨地赠与友人的。而这些书籍的内容，他早已烂熟于心。
这一观点，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藏书观点，颇为相似。他们认为，书只有使用起来，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美国有着庞大的图书馆系统，并且每年都收到很多我人赠书或是作家赠书。
在他们收到这些藏书后，发现有的书，已有收藏；有的书未必重要；有的书，更是普通出版物；有的书有文件物价值但却不够水准作为藏书……
对于这些情况，图书馆往往有个处理通则，就是通过折价处理，让有它们呆在有需要的，读书人的书架上，这样比起送到垃圾场或是再生资源处理厂，化为再生纸浆的命运更好。
他们藏书的目的，是用书，让这些富余的书籍为社会教育服务，让知识更容易走进千家万户。
其实，不论中外，不论在哪个城市，总还有一些人，对旧书店念念不忘，在这些故纸堆中淘出宝贝的幸福，就像中了大奖一般。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书开始渐渐流行，但是它们一时还难以取代纸质书籍。
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了纸质书，喜爱藏书的读书人，心中的念想，将会无处安放。
如果你家里正好也有占着书架的旧书籍，而书中的知识你早已熟记于脑，不妨考虑赠与正好需要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