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子的川军——砍一刀
（一）
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他们在三连的时候，曾经几次跟着爷爷一起去后面的一户人家玩，他们家里面也有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爷爷带我去的时候，告诉我：这个喊徐爷爷，那个喊徐奶奶，那个喊小光哥哥。然后就看见爷爷与徐爷爷两个人摆龙门阵，说着他们以前的事情，徐爷爷经常都是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手里编织着东西——包谷壳子揉搓软了以后编织的坐垫，盘子垫，手提菜篮子这些东西，看着都特别精致。回来的时候，也会送给爷爷几个带回家使用，爷爷也会使用木工房的边角料做个小板凳回赠他们。
1976年的秋天，去一三五团卫生队看望住院的爷爷的时候，看见徐爷爷也在他们一个病房：卫生队住院部大门对着的那个最大的十四号病房。他的状态比我爷爷好一些，还拿了一些海棠果给我吃，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又面又甜的海棠果。我和姐姐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给住院的爷爷送饭，后来没有多久也就是半年时间，爷爷去世以后，奶奶也搬家过来了二连，就没有看见徐爷爷他们了。。。。。。
（二）
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1982年的冬天，卫生队才搬迁到新地址不久。因为严重的感冒，高烧不退，我也住院治疗，在这里见到了徐爷爷。
我把他认出来，喊他的时候，他没有把我认出来，我自我介绍以后他马上想起了我是肖灿业的孙子，而且还说起一些我小时候在他们家的趣事，以及当年与我爷爷以前的故事。
在后来的住院日子里，偶尔徐爷爷不戴帽子的时候，可以看见徐爷爷头顶上面有一道长约十公分左右的刀疤，也经常听背地里有另外的几个他们年龄差不多的病人称呼他：砍一刀。
当然我虽然心存疑问，也不可能直接去问他，为什么会有人这样称呼他，虽然我经常去听他讲以前的故事，也只能是通过他病床的牌子上面看到了他的名字：徐捷山。
一次听他说起当年在四川刘文辉手下当兵的故事，说起在四川西昌当兵的故事，说起了安顺场什么的，我就说我们初中一篇课文里面看到过这个地方的记载，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然后在他的要求之下，还说了一些课文里面讲的当年发生在泸定桥的故事情节。
徐爷爷听了以后笑咪咪的说：“大概过程不错，与我当年经历过的区别不大，当年十七岁的我，就是守卫泸定桥的川军士兵之一。那个时候我从老家雅安当兵的第二年，当兵第一年就在四川的石棉县，是一个彝族人聚居的地方，住在一个吐司城堡的附近，后来我们这个装备比较差的一个营的队伍就被派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泸定县，守卫泸定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川军部队。”
通过徐爷爷后面讲述的故事，让我知道：四川军阀不愿意与红军为敌，不愿意炸毁泸定桥，反而专门派的他们这些军事素质与装备都不高的队伍守卫泸定桥。
而且还私下里由下级军官告诉他们这些当兵的：红军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不允许使用*榴弹手**，以免炸坏了铁索桥，而且尽量不要瞄准打枪，甚至直接朝天开枪。不然的话，以大渡河水的波涛汹涌加上泸定桥的险要，沿着光秃秃的铁链子爬大渡河，不会二十个勇士只有两个人因为落水而牺牲，成就十八勇士。
不过，徐爷爷的言语中还是非常佩服红军战士的勇敢和顽强，当年那样的情况下，通过一根光秃秃的铁链子爬过大渡河，也还是需要非同一般的胆量与意志力的。而且他们当年也是觉得红军一路上不扰民，而且无冤无仇的，也不愿意真枪实弹瞄准了射击，双方都伤亡非常小，红军对他们川军的俘虏也是优待以后释放了。因为红军与川军首脑有协议，不允许红军接收川军俘虏人员参加红军，所以川军俘虏人家红军都不能要，不然有可能他们也参加红军了。
（三）
于是我就大着胆子问徐爷爷：您头顶上面的刀疤是不是与红军打仗受伤以后造成的。。。。。。？徐爷爷停顿了好一会没有说话，我都以为自己的问话让他难过了，心里面好内疚。赶快说：对不起您，徐爷爷，我不应该这样问您。
徐爷爷缓了一会笑着说：没关系的，小娃儿们。头顶上面的刀疤不是与红军打仗受伤的，我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刀疤，你爷爷他们这些三连的老人们都背地里喊我“砍一刀”。这些我都知道的，习惯了，由他们这样叫吧，只是你爷爷他们从来不这样喊我的这个外号，都是喊我“老徐”。——我头顶上面这个十公分左右的刀疤是我随着川军大部队出川抗日，与日本人拼*刀刺**留下来的。
通过徐爷爷的叙述，我知道了关于他的经历——当年出川参加抗战，他们川军的*器武**装备是最差的，但是他们这些川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基本上没有贪生怕死的。
有一次，他带一个班的川军士兵出去执行侦察任务，回来途中，已经快到驻地的时候与日本鬼子的一个侦察骑兵三人小分队遭遇了。
三个日本侦察骑兵也是过来他们这边侦察任务完成以后回去的路上，本来想躲过他们以后悄悄离开回到自己的营地，把探明的中国*队军**的部署情报交给长官。
结果，遭遇暴露以后，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完成了侦察任务取得了己方的兵力部署的侦察兵，准备回营地了，大家也都是一样的想法：——把对方消灭掉，保留己方的军事秘密。
为了不惊动大部队而打乱兵力部署，可能双方都很默契的没有开枪，而选择了肉搏战。唉，步兵对付骑兵还是吃亏啊，可能日本骑兵是已经先发现他们，没有被发现以前就不愿意惊动他们，他们发现日本骑兵的时候，已经很近了。
日本骑兵马快人壮刀锋，又是先发制人，徐爷爷他们一个班12个人，都没有完全挡住三个日本侦察骑兵。几个回合以后，剩下的最后一个日本兵的骑马挥着马刀向他砍下来的时候，他赶忙用步枪去挡开，结果日本鬼子的马刀砍在了他的枪杆上面，马刀惯性的力量还是把他的枪杆压下来了许多，马刀的余力砍在了他的头顶上.因为他用步枪阻挡以后，去掉了很大一部分威力，没有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
然后日本骑兵从他面前冲了过去，他只看见这个鬼子背上背着一个棕红色牛皮圆筒，知道另外两个鬼子骑兵就是为了让这个背负圆筒的侦察骑兵离开才拼死决战，他们这边当然也不能让鬼子活着离开把侦察情报回去，于是他果断瞄准开枪击毙了那个鬼子骑兵。
再看看周围的战友，他们全部都牺牲了，他赶快简单包一下伤口，赶紧带着那个牛皮圆筒就赶回部队，因为比较靠近他们防区这边，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听到枪声过来找他们的战友。
遇到接应的战友交接牛皮圆筒以后，精神一放松他就晕过去了，在战地医院躺了两天天才慢慢的清醒过来。
（四）
后来听给他治疗的医生说：如果日军的马刀劈下来的力量再大一点点，就可以砍透他的头盖骨，伤到他的脑髓，他就肯定起不来了。幸亏他用手中的步枪死命往上格开了马刀大部分力量，只是马刀的余力砍伤了他的头顶。
当时川军装备是所有国军士兵里最差的——极少数士兵才有钢盔戴着。
部队战地医院的军医护士们因为伤病员多了，名字也记不过来，换药的时候就开始喊他“砍了一刀的伤员”，后来没有两天就干脆简单明了喊他“砍一刀”了，于是其他的人也觉得好玩一样，都开始跟着这样喊开始喊他“砍一刀”了。
头顶上面正中间的伤口恢复很快，愈合以后的伤口就在头皮上面落下了十公分左右的刀疤。相比另外十一个战友，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也就不在乎别人喊他“砍一刀”什么的了。
于是“砍一刀”这个外号就一直跟着他了，他的真实姓名反而没有多少人喊了。也就是因为那一次受伤，落下了头疼的后遗症，脑壳害怕受凉又热不得，房间里面帽子戴不住，出去一定要戴帽子，尤其是冬天，夏天又不能戴帽子，脑壳热了头疼。
他当时住院的时候戴的皮帽子，就是当年（1977年3月）我爷爷去世以后，我爸爸准备烧了的，他拿来一直戴到现在。
这个皮帽子非常质量好哦，是我爷爷退休以后凭票才买到的，才戴了一个冬天，他就去世了，多新的皮帽子，烧了多可惜的。
因为当年他刚好住院在隔壁病房，就过来与我爸爸一起照顾我爷爷的最后时刻，我爷爷去世以后他开口要这个皮帽子，我爸爸就给他了，他一直戴到1982年冬天我 住院的时候还挺好的。
（五）
想想他当年本来他是因为家里面穷，才去当兵吃粮的。后来随着川军出川抗战，与日本人拼*刀刺**以后，击毙了日本骑兵侦察兵，截获了日本鬼子的情报。
获得了上级奖励的一笔银元，以后也是多次获得奖励。于是，到抗战结束的时候，他还是积攒下来了一些银元。
农民嘛，有了钱，回老家就当然买了十几亩地啰，而且还有雇佣的两个长工。
解放以后，按照解放前三年的家庭情况划分成分，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划成地主成分。加上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军，于是1951年判刑了10年，就被集中到雅安，后来与我爷爷他们重庆过来的遭遇差不多的犯人一起在成都集中以后，一起押送劳改来到了*疆新**，开始了在*疆新**的垦荒生产劳动，后来1959年冬天一起从下四场（133团）抽调到了沙门子，开始建设沙门子农场。
当年他们从四川来*疆新**的时候，带队的负责人之一，就有我们二连的陈祥高副连长，当年是支队长之一。他们把我爷爷他们这些四川籍的劳改犯押送过来以后，因为*疆新**生产建设差人啊，于是他们也都一起留在了沙门子农场，一直到他们的最后的岁月，后来又分别去了沙门子农场的“十一连”集合了。
不知道徐爷爷在后来的日子里，每一年的冬天是不是仍然一直戴着我爷爷当年戴过的皮帽子，头疼的*毛老**病应该会好一些了吧？
沙门子农场的抗战川军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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