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和7月，中国有两位妇产名医先后离世，一位是林巧稚，另一位是杨崇瑞，这二位都是从北京协和医学院走出的杰出女性，只是前者家喻户晓，而后者鲜为人知，为何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呢？这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杨崇瑞
杨崇瑞（1891—1983）字雪丰，河北三河人，1891年9月6日出生在一个乡绅之家，其父亲杨云阶曾考中秀才和举人，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杨崇瑞遗传了父亲的天赋，从4岁起就开始识字读书，8岁时就要求上学、放足并解除娃娃亲，曾就读于通县富育小学堂、北京贝满书院，1910年考入协和大学理化科（医学预科），1912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之后考入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院前身），并于191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杨崇瑞的第一份工作选择了山东德州博济医院，这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天津分会在德州设立的教会医院，杨崇瑞主要从事妇产科及儿科的诊疗工作，当年正值黄河发洪水，而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灾情尤为严重，杨崇瑞积极参与了灾后的救助工作。
1920年底，杨崇瑞转到天津的“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妇婴女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是由李鸿章出资建成的，由美国传教士担任院长，医院还附设了护士学校，杨崇瑞在工作实践中，深感需要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遂于1921年底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进修学习，半年后被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担任专任医师，而林巧稚这一年则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二人由此产生交集，杨崇瑞比林巧稚年长10岁，她们之间是一种师生和同事的关系。
杨崇瑞在天津工作时合影
杨崇瑞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期间，曾亲自到农村调查了解妇幼卫生保健状况，为了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主要致力于预防产妇生产之后易得产褥热和新生婴儿易得破伤风工作，曾深入北京灯市口慈善工厂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并为女工进行妇科病筛查和治疗，还专门在朝阳门外设立孕妇检查所，专门从事孕期检查和妇科病的治疗。
杨崇瑞与美国医生兰安生教授在工作上产生交集，使她认识到了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妇幼公共卫生事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当时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她暗下决心要做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1925年6月，杨崇瑞获得了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医学的机会，这所大学医学院与哈佛大学医学院在美国是齐名的，杨崇瑞抵美之后，由于距离开学尚早，遂与兰安生教授前往加拿大参观考察妇产科和公共卫生情况。
1926年8月，杨崇瑞结束了进修，国际妇产科权威威廉教授对其表现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同时又获得了一笔奖金，杨崇瑞利用这笔奖金相继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公共卫生和助产教育，由此更坚定了她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决心。
1927年初，杨崇瑞回到北京后，辞去了协和医院妇产科医师之职，转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讲师兼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第一卫生事务所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刘瑞恒和兰安生教授于1925年创办的，由此开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河。
妇女儿童合影
杨崇瑞以自己所学和社会考察实践，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撰写了学术论文《我国助产教育》，并在1928年春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大会上进行了宣读，详细阐述了助产教育的重要性，对建立助产学校的设施建设、课程设置以及实习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和赞同，并被发表《中华医学杂志》上。
杨崇瑞很快就在北平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首次招收了30名年愈5旬的文盲妇女，教学内容完全从实际出发，讲述正常产的消毒、脐带的处理方法及如何识别分娩过程中的危险，此后又对360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培训。
杨崇瑞（左一）与学员合影
1928年9月又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北平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由李德全、祝慎之、杨崇瑞等8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又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由颜福庆出任会长，杨崇瑞是9名委员之一，并决定在北平筹备建立中国第一所国立助产学校。
1929年1月23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在北平灯市口成立，杨崇瑞出任校长，以“牺牲精神、造福人群”为校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至三年，并附设助产训练班培训六个月，以应对开展妇幼卫生保健工作的需要，还聘请一些有名的专家、教授兼职授课，学校有一具用于教学的外国女性骨骼标本，是杨崇瑞的好友生前立下遗嘱捐赠给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
助产学校上课时情景
1931年6月初，杨崇瑞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卫生署简任技正，专门负责全国妇婴卫生保健工作，并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主编了《节育讯》，又创办了“节育指导所”，因此堪称是中国计划生育的先驱者。
1933年杨崇瑞又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助产学校并任校长，以“牺牲精神、造福人类”作为校训，在北平和南京助产学校的带动下，全国先后创办了60余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
助产学校学生
1937年初，杨崇瑞被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并前往瑞士日内瓦，派往欧洲和亚洲诸多国家考察妇婴卫生状况和助产教育，“七七事变”爆发后，杨崇瑞时刻惦念战火中的祖国，最终于当年11月辗转回到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创办了国立助产学校武汉分校，并参加了中国红十字医疗队，积极投身于战地救护工作，并曾在河南负责组建了鸡公山伤兵医院。
为了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贵州贵阳筹备建立了“国立贵阳医学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继续完成学业，让他们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和改善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杨崇瑞与协和的李宗恩都是该校筹备委员会重要成员，李宗恩担任校长，杨崇瑞主持妇产科的工作。
国立贵阳医学院校门
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在庐山组织召开了全国各界妇女谈话会，杨崇瑞应邀参加，这是全国妇女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会议，全国有名望的女性大都参加了这次盛会，其中就包括*颖超邓**、刘清扬、李德全、史良、吴贻芳、俞庆棠、劳君展、雷洁琼等人，同年8月杨崇瑞被调回卫生署担任技正。
庐山谈话会合影
1941年6月，杨崇瑞再度赴美，一方面是为了检查久治不愈的伤寒，另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妇婴卫生，并再次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妇产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滞留美国，直到1942年10月才辗转回国。
1946年1月，杨崇瑞被派往宁、沪、平、津等地区接收和恢复妇婴卫生工作，接管并恢复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期间还协助上海卫生局开办了一所妇婴保健院。
杨崇瑞（右二）为儿童诊病
1947年11月，杨崇瑞再赴加拿大和美国考察妇婴卫生与人口关系等课题，正准备于1948年初赴欧洲考察时，被卫生署推荐为立法委员，遂于1948年6月回国，当时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职，杨崇瑞因此辞去了中央卫生实验处妇婴卫生组主任及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之职，同年10月又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并担任联合国妇幼卫生组副组长。
1949年1月，杨崇瑞从美国赴日内瓦参加国际卫生会议，获得了参观考察欧洲助产教育和妇幼卫生奖学金，前往欧洲诸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参观考察后，又返回了日内瓦，静观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因对时局不明，遂又返回美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杨崇瑞收到好友李德全的来信，邀请她尽快回国，杨崇瑞遂辞去国际卫生组织高级职务，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李德全出任卫生部第一任部长。
杨崇瑞
从1951年起，原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被并入北京医学院，其附属产院被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医学院妇产科的实习基地，1952年杨崇瑞主持制定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计划，组织举办了全国妇幼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保育干部培育班，又相继建立了妇幼卫生保健院、儿童卫生研究所等机构，建立健全了全国妇幼卫生保健体系，使妇幼卫生工作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杨崇瑞在其主编的教材《妇幼卫生》中，单独列章阐述了节制生育的意义及措施，但其主张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不但没引起重视，反而受到批判，当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刊载在《人民日报》上时，杨崇瑞与康同璧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倡计划生育，反对人工流产。
《妇幼卫生》
当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杨崇瑞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主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并被划为*派右**，但鉴于杨崇瑞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崇高声望，只是对她采取“划而不斗”，免去其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司长职务，被安排在中华医学会图书馆从事外文书籍整理，不久又改任《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
当历史的车轮走进1978年时，中央决定重新审查*派右**问题，杨崇瑞的*派右**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并被卫生部聘为妇幼卫生司顾问，还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此前她曾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报纸刊登*派右**平反消息
1983年7月20日，杨崇瑞以92岁高龄走完了其传奇的一生，她是从协和医学院走出的第一位女性，她比公众所熟悉的苏祖斐、林巧稚、凌筱瑛、王琇瑛等人都要年长许多，而且也是终生未婚，但这并非是她们本人的意愿，而是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走进了协和的大门，自然就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并非是为了医学而献身，杨崇瑞曾说：“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至于杨崇瑞不如林巧稚出名，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杨崇瑞在民国时期就名扬海内外，但却是为旧中国服务的；二是因“*派右**问题”而被刻意遮蔽和尘封，而林巧稚则是新中国竖起的一面旗帜，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