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了个笑话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几年最励志的就是新冠病毒了，无论遇到任何挫折，任何打击，都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提升自己。”转眼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已经持续了三年，可以负责任地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已经被这个“自强不息”、“不断超越自我”的病毒折磨的够呛，大家纷纷抱怨钱包受疫情封控等影响扁了不少，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居民都已经体验过“14+7”的封控“套餐”，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病毒一点都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还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变异（以至于世卫组织已经懒得给最新型病毒进行正规命名），体现在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超越之前R0最高的麻疹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越来越高（防控难度愈大）、*伤杀**力转弱（但谁知道后续会怎样）。
可以肯定的是，国外的放羊式防疫已经给这类冠状病毒永续存在创造了基础条件，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大概率要被迫和这类病毒共存了，就像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流感病毒大多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后裔一样，彻底摆脱它貌似不可能了。也就是说，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在新冠病毒*伤杀**力弱化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之前，我们大概率还是要在不断的封控、隔离中默默忍耐，但毕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着想，这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持续不断的疫情“反扑”确实给人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个别人对“隔离”、“封控”已经“怨声不迭”。可是如果拉长时间轴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每隔几十、上百年就有一次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大流行，我们的祖先们也是在不断的“隔离”、“封控”中与那些致命传染病进行斗争，不少传染病的流行甚至彻底的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一、鼠疫--敲响罗马帝国的“丧钟”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得了鼠疫的患者首先淋巴出现溃烂，继而产生全身黏膜、口鼻眼等出血（传说中的七窍流血），进而产生肺部病变，最后出现心衰等症状，死者因皮肤黏膜出血而显得皮肤发黑 ，因此鼠疫又称黑死病。鼠疫一般先在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之间流行，然后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人而造成人间鼠疫，再通过接触、气溶胶等传染。未经现代医学手段治疗的鼠疫致死率高达50%-70%（其实一般都是100%）。
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毁灭性的鼠疫大流行，杀死人口轻松过亿，单单倒霉的罗马帝国就发生了数次“鼠疫大流行”。凯撒、屋大维等古罗马大帝的杀伐征战打下了超过500万平方公里、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巨大疆域，同时也形成了世界上第一批“超级城市”--罗马城（同时期还有汉长安城），在此之前的城市大多比较小，鼠疫当然也有发生但总体*伤杀**较小，后来发展出的超级城市，密集和活跃的人群给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创造了“温床”，死神挥舞着镰刀疯狂开展收割。
据当时记载，疫情高峰期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万余，鼠疫几天毁灭一城并不少见，瘟疫肆虐（不光是鼠疫，但鼠疫占大头）和不断进行的边疆战争使得罗马帝国的人口急剧下降，为了维持统治，罗马皇帝无奈只能吸收日耳曼蛮族作为雇佣军帮助其在边疆作战，随着日耳曼蛮族的权力越发强大，终于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有点类似唐末的藩镇割据）。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实行东西分治，史称东、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在瘟疫和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崩溃了，日耳曼蛮族大头领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很多学者看来，瘟疫的破坏对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比战争或是蛮族反水等其它因素要重要的多。
别以为东罗马帝国就有多幸运，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治下的东罗马帝国，鼠疫的阴云在人们头上笼罩了长达52年之久。极端时期，单就君士坦丁堡一个城市每天就有超5000人因鼠疫死去，而这种状态竟然持续了近3个月！当时人们医学知识实在匮乏，整个帝国对瘟疫束手无策，统治者也未采取相应的隔离阻断措施，导致人民死伤惨重、人口锐减。虽然东罗马帝国靠着高大坚固的城墙和放高利贷苟到了十五世纪，但实力和影响力和之前的大一统帝国实在难以相提并论。
十四世纪是鼠疫大爆发的时期，这次欧洲和亚洲皆不能幸免，而欧洲更是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大爆发，1347年-1353年是最夸张的六年，仅仅6年时间，黑色死病夺走了超过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这个数字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这种惨烈程度使后世史学家开始寻找大瘟疫的起因和“爆发点”，经过一番求证，这场瘟疫源于东欧。
1347年，剽悍的蒙古金帐汗国大军对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开展*攻围**（现乌克兰费奥多西亚），个别蒙古士兵在攻城时感染了鼠疫并很快死去，而且卡法城死活打不下来，恼羞层怒的蒙古将领下令将病死的尸体用投石机扔到了卡法城内，然后拍拍屁股跑路了。现在看来这个蒙古将领简直是坏透了，赤裸裸地违背国际公约大打细菌战，简直够枪毙五分钟的。但实际上蒙古将领并没有相关医学或细菌学教育背景，他们自己有一套巫蛊之术的逻辑，类似于给死尸施加咒术可以“咒死”城内的守军云云。
结果还真被蒙古人误打误撞给“诅咒”成功了，蒙古大军溜了以后卡法城内被困的商人们就一哄而散去了欧洲的各个角落，也将病菌带到了欧洲各地，疫情高峰的那几年真是惨极了，1348年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等城市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均超过了10万人，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人数从三万人锐减至不足六千；而蒙古人也没好到哪去，黑死病在大军内部也开始了传播，他们在大军回师的过程中将疫情带到了中亚和东亚。历史资料显示元朝末期大疫频发，有学者认为频发的鼠疫无疑是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很显然，当时人们对造成黑死病的成因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是对症状和病菌的传染性有了初步的了解，个别聪明的医师发现黑死病可以通过呼吸道和接触发生传染，基于这些知识，当时的意大利当局采取了许多预防和治疗方法，其中一些防护措施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有效的，比如当时医生穿的防护服是一种可以遮盖全身的长袍，手上也戴手套，鼻子上系了一个吸满醋的海绵，当时也强调对病患房间进行通风和蒸熏消毒，同时对病人进行隔离、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探视，尸体处理方面也包括对染疫死亡的尸体进行深坑填埋等等。
处在重灾区的意大利当局也初步掌握了用行政手段控制疫情蔓延的技巧，比如米兰当局认命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督导尸体处理、殡葬并对外来人员、船只采取严格隔离、监视等手段；拉古萨共和国对外来海员采取划定区域进行30天隔离，后来增加到40天，称之为“海港检疫”（ Quarantine ），英文好的小伙伴们这两年肯定没少见这个词，现在这个单词已经是英语里面医学隔离的专用名词，就是这么来的。
19世纪的后半叶是另一次鼠疫大爆发时期，这次我国南部福建、云南、广东等省份也受灾严重，其中，广州是重灾区，由于当时清政府相关能力的缺乏，死亡人数据估不少于10万之众。1910年东三省爆发肺鼠疫，经历多年和列强打交道的清政府终于有了“外援”，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作为防疫总医馆深入疫区开展防治工作，他果断采取阻断交通、隔离疫区、收容患者、火化焚尸等手段，快速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那么，鼠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对于鼠疫的认识直到19世纪末细菌学创立后才慢慢变得清晰起来。1894年法国学者耶尔森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发现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细菌，也就是鼠疫杆菌。1898年，西蒙德在云南和台湾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终于弄清楚了鼠疫的传播途径：跳蚤将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传播给了人，然后通过呼吸道、接触等方式在人际间传播。
至于治疗方法，还是有赖于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等抗生素的发现，抗生素对鼠疫杆菌的*伤杀**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对于比较严重的肺鼠疫、败血症类鼠疫，早治疗还是关键，如果拖的太久，死亡率还是非常惊人的。
到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人间鼠疫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主要还是依赖于人们防范意识的提高（比如大规模灭鼠），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也有效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毕竟鼠疫是从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传播而来，自然来源还是无法根本性切断，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没法彻底消灭，所以直到今天鼠疫仍然是我国甲类法定管理传染病之一，这类传染病总共只有2个，鼠疫和霍乱，属于一经发现就最高等级戒备和处理的那种，比新冠病毒待遇还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二、*伤杀**力惊人的“痘痘”--天花
被人类彻底消灭的传染病并不多，天花（small pox）算是一个。但是，不要以为天花这种病毒很弱鸡，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常烈性的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染上此病的人会突发寒战、高烧、剧烈头痛、高度乏力等等类似全身“中毒”症状，随后皮肤上会出现斑疹、丘疹、脓疱等等皮疹，病死率非常高。勉强扛过来的人大多会留下终身难看的印记--比如一脸*麻大**子，比如康熙大帝的一脸麻子就是天花留下的印记，民国时期的大黑社会头子黄金荣也是一脸天花麻子。天花的人际传播已被认为是灭绝了，不然如果有人得了还是很麻烦的，目前的医疗手段还只能预防，不能根治，死亡率依然会很高。
天花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是非常长的，3000年前人类就被发现感染了天花病毒，科学家发现公元前1000年统治埃及的法老拉米西斯五世头部就有天花疤痕，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和赫梯的战争开打时埃及参战的奴隶就将病毒传播给了赫梯人，造成大面积的*伤杀**，赫梯国王感染天花死亡，古埃及从而顺利的端掉了对方的“司令部”，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埃及的商队把天花病毒带入了欧洲，公元前四世纪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战争中间在雅典爆发了一场恶性瘟疫，直接导致雅典战败，据记载这场瘟疫大概率就是天花。晋代名医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 》中记载，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 后来学者根据这句话推断，天花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
11世纪-12世纪，十字军东征导致天花在欧洲和中东广泛蔓延，几乎灭掉了欧洲总人口的10%。十五世纪起始的“地理大发现”又将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初到新大陆的欧洲人经过多轮瘟疫的“筛选”和“洗礼”，简直跟蝙蝠一样，身体本身就是个“病毒库”，而达到美洲后，他们乘坐的船上还有老鼠以及各种牲畜，这些动物身上也有各种各样新大陆没有的病菌。新大陆还处于半原始社会状态的原住民哪见过这阵仗，对于他们，真的可以说是“死神降临”。
新大陆的原住民很快就在天花、鼠疫、淋病、霍乱等病毒的轮番夹攻下死了90%以上，剩下的大多被西班牙*队军**拿枪给毙了。在后来的征服战争中，西班牙殖民者多次创造以几百、几千胜几万、几十万的“战争史神迹”，其实，倒不是他们真的有多能打或是人手一杆加特林，实际情况是那会儿的“排枪队”射速不但很慢，而且*药火**见水还容易受潮，西班牙*队军**的战斗力虽然比长矛弓箭要强不少，但差距绝对不至于那么大。其实，更多的情况是西班牙*队军**没遇到什么实际意义上的抵抗，等到西班牙*队军**开进阿兹特克帝国首都 特诺奇蒂特兰时，整个城市几乎已毁于天花瘟疫，土著人根本组织不起有效防御，连帝国首领库伊特拉华克都死于天花，继任者带着残兵又和西班牙人打了四年游击，最后被西班牙人抓到绞死，自此曾经非常辉煌的阿兹特克文明彻底灭亡了。
据记载，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总人数有可能超过了1.5亿人，感染死亡率高达30%以上，惨到了极点。18世纪天花涉足了最后一个尚未被它*躏蹂**的大陆板块--澳大利亚，杀死了50%以上的原住民。但是事情在中国起了一些变化，清兵入关时正是天花在中国大地肆虐的时期，《清史稿》记载“满洲兵出入关，畏痘，有染辄死。”可见天花对清兵*伤杀**之大。
顺治皇帝大概率就死于天花，当时的礼部尚书王熙在 《王熙自撰年谱》中记载了他为顺治皇帝起草遗诏时的情景，书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突然午夜急诏他入宫,对他说:“朕得了天花,即将不久于人世,你要详细记住我的话,马上拟定诏书。”从后来顺治皇帝的遗体处理方式，也能作为他死于天花的旁证：顺治皇帝遗体采取的是火葬，不仅仅是遗体，连皇帝用过的东西都全部烧掉了，要知道顺治的陵墓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修建，哪有建了不用的道理？
继承人选择了出过天花的玄烨，玄烨当时年幼，被选择做继承人的重要原因是他得过天花，也就获得了对天花病毒的长期免疫，此后终身不会再得，选择玄烨也就可以维持王朝政局的稳定。
玄烨也就是康熙帝继位后开始大力研究天花，御医们对着古籍一通乱翻，还真被他们取得了进展：孙思邈的著作中记载着把天花患者疮中的东西取出来放到别*皮人**肤上可以防治天花，这就是所谓的“人痘”。后来人痘疗法也传到了欧洲，欧洲的赤脚医生们在人的胳膊上划三道小口子，然后给伤口上接“种”上人痘。“人痘”的接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天花疫情的蔓延，但是这种接种方式并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开，主要原因是人痘接种也会导致比较强烈的病理反应，接种人痘的人死亡率高达3%以上，并且也会在皮肤上留下难看的疤痕，自然很多人就不敢接种了。
直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挤牛奶的牛奶工从来不得天花，1796年5月，他将一个奶厂女工手上的牛痘脓包中取出的物质注射到一个八岁男孩的胳膊中，小男孩得了牛痘，詹纳又给他种天花痘，果不出所料，孩子没有出现天花病症，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剂疫苗，有意思的是疫苗的英文vaccine，便是源自拉丁文中的奶牛Vacca。
有了疫苗以后，人类又花了两个多世纪才将天花病毒彻底搞定，欧洲的发达国家最先控制了天花，19世纪欧洲各国已经立法强制接种疫苗，只有美国的一些“神棍”们坚决*制抵**，他们认为生死皆有神来决定，“怎么能往人体里注射牛身上的东西？”（呵呵，和今天的美国“神棍”们的主张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国会为接种疫苗的事情吵了将近一百年，直到别的国家基本都完成接种，就剩美国没有行动。直到1947年，真在美国本土发现了一例天花病人，这下美国政府急眼了，大军开动进城，把所有不服的人都按在地上接种了疫苗，自此美国也搞定了牛痘疫苗接种。
1967年全球开始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消灭天花行动，1977年，索马里的一位患者成为最后一个已知的自然感染病例。1979年10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彻底消灭了天花，那一天也被定为“人类天花绝迹日”。但实际上，目前世界上还有少数几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天花样本用作科学实验，据说还发生过泄露事故，责任人因内疚都自杀了，不过好在没造成太大影响。
三、如何看待和应对当前的传染病“大流行”
上面说了一大堆关于传染病的故事，说来说去只说了两种传染病，还有更多的、*伤杀**力也不弱的传染病没被提到--比如霍乱、流感、麻风病、肺结核、艾滋病等等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同时从某种程度推进或决定历史进程的传染病因为篇幅关系实在写不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有较为详细的描写。
我的个人观点是（当然之前不少大佬已经提到过，窃以为和他们不谋而合哈哈），其实在历史上，因传染病造成的大规模隔离、人口减少流动或是由此引发的各种饥荒、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减少都是历史的常态，从人类史的长度来看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其实只是个历史常态而已，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们如今对这波全球大流行传染病的深度恐惧主要来源于，我们生在一个相对非常幸福的时代，整整一百年都没有致命传染病造成的全球性大流行，科技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对很多传染病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和防治手段。从这次大流行开始后，我们国家采取的“动态清零”+疫苗免疫屏障的模式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保护，用老美的话说是“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
而国外本有机会像我们一样把疫情扼杀在襁褓之中，结果他们因为“皿煮”和“籽油”或者换而言之就是“臣妾做不到”的各种体制、制度或是“反智神棍”等原因，选择了与病毒共存，死了六百多万人不说（世卫组织估计真实数据实际超过1500万人），还和“养蛊”一样培养了多种进化体，多到什么程度？也就是世卫组织在奥密克戎后已经懒得再给新变种“命名”了，反正已经太多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什么B2、B5都已经是“出厂号”而不算是什么官方认证名了。
我们采取动态清零的好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最大程度地拯救生命。如果我们当初如果不果断采取封城的方式抑制武汉疫情的发展，以原始新冠病毒的*伤杀**力和当时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以及医疗物资储备来说，死1000万人可能都是很保守的数字。即使现在病毒经过两年多的迭代，毒性已经弱化了很多，但仍比流感等传染病病死率高几倍，如果我们放弃“动态清零”，放任病毒传播，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老年人口的大面积死亡、婴幼儿的夭折或终身疾病、各种新冠长期后遗症及大面积的医疗挤兑产生的其他伤亡等等人间惨剧、家庭悲剧以及其他不可预估的后果·.......
二是“动态清零”可以为我们赢得时间。最新的新冠变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已经超过了麻疹，坐上了病毒界传播能力的“头把交椅”，而且还在不停的变异并出现免疫逃逸这个“大杀器”。“免疫逃逸”简单说就是病原体通过持续地发生突变，逃逸已建立的免疫屏障，从而导致感染，这可能会让你已注射的疫苗变得毫无用处或是造成反复感染，这就是国外不少人出现多次感染的主要原因。再者，这个病毒将来的变异方向究竟是向更温和的方向走（不伤宿主）还是会像当年西班牙流感一样先变得温和、然后突然变得*伤杀**力极强，从而导致千千万万的人命死伤。
这个趋势现在谁也说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无疑是在为打好这个病毒防控的阻击战赢得时间，所以在确定这个病毒的*伤杀**力回落到一个可控的水平之前，坚持“动态清零”无疑能在一个较小的代价范围内为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政策空间，我们可以等病毒毒性慢慢变弱，而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至于疫苗这个东西研发起来耗时耗力耗钱不说，对于RNA病毒来说，研发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变异，往往疫苗刚研究出来病毒可能都变异了N代（甚至消失了，比如SARS）。但是，对于新冠这样的病毒，注射疫苗目前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起码可以中和一部分毒性，减少重症率和病死率，所以就目前来讲，能注射疫苗还是应该注射的，保命要紧！
对于特效药的研发，自从新冠大流行开始后，就不断地有所谓“神药”面试，一会儿是瑞德西韦（这药名输入法都没有，可见有没有用）、一会儿是辉瑞卖的巨贵的Paxlovid（效果据说和安慰剂差不多），这些制药公司的股票也随着这些“神药”的发明而上上下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事实上，一个比较悲伤的事实是，人类现在对抗病毒非常无力，就比如大家熟知的狂犬病毒，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或者特效药，只能预防，没法治。对于大多数病毒的治疗都得依靠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医生能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控制一下症状，比如你发烧就给你降温，缺氧就给你吸氧，减轻了症状，再依靠你自身的免疫力去杀死病毒。但如果碰到比较厉害的病毒，比如埃博拉或者是狂犬病毒，发现晚了死亡率那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