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播是中国行业门槛最低的职业，没有或许，没有之一。
主播细分为电商主播和娱乐主播，上面那句话是我闲暇时混迹各个直播软件后，对娱乐主播得出的结论，并且对此严肃笃定。
在失业的一段时间里，我慢慢变成了自己早期最讨厌的那种人—长期游梭于各个直播软件，像一个不得见光的魍魉野鬼，麻木地滑动手机屏幕，在“白幼瘦”和“丰御圆”的审美中来浅尝辄止，来回切换。这种切换频率短则一秒，长也不过一分钟，以被窝为主场，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惴惴不安的下贱，我感觉自己不像一个好人。
直播是兴奋剂，看久了谁都是阳性。
互联网过半的娱乐主播是没有任何才艺可言的。他们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女主播色姿平庸，男主播呲着黄牙戴一个狗头链子，一张滑轮椅，一部手机，一个声卡，一张嘴，美颜能开多大开多大，内容能有多低俗就多低俗。他们踩着被平台封禁的边界，一瓢一瓢地泼洒狗血，却也能很好地掌握分寸，深谙制造冲突博眼球的道理，直播界的“北派”在此表现上尤为显著。直播的内容只要不触碰到法律法规，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百万千万粉丝的大号被封禁之后也会在短期内恢复，倒也不全是因为这帮“大V”吵着闹着哭爹骂娘，平台就败俯在其淫威之下，主要是生意人在商言商，知道为了挣钱干啥都不寒碜。
平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这是非常无耻的。
我尤为佩服那些啥都不会，长的乱七八糟五官不和谐的主播，全凭一张嘴，就坐那和你聊天互动，普通话说的还没你好，就能引得上万人甚至十万人以上围观消费，不少人一晚上能赚到工薪阶层数月的收入。而且奇怪的是，这不是个例，全网的大主播这种类型占比极高，反倒是真正有颜值有才艺认真做内容的主播居于下行。
我承认他们比任何专家都懂消费心理学的事实。可消费心理学是怎么一回事，我也讲不清楚，没有人能够教会，我们当下有些不明白的道理不是因为我们还年轻，可能这个世界存在很多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道理，丛生厌恶的本心一定不是妒忌，好比我们无法知晓俗雅的标准是什么。
看久了就会发现，多数人除了直播以外是没有任何技能傍身的，甚至有人不知道“离离原上草”的下一句是什么，不清楚中国国庆日是那一天，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有实例支持。扮装起的博学多识是直播的另一种风格，他们围炉煮茶，把文化的箭矢瞄准大学生和城市里的小资阶层，树立高阶的人设，与其他主播过程上存异，又在结果上求同。
笔者在一个上万人围观挂名“浅谈国学”的直播间看到，主播从《千字文》讲到《周易》，再从《周易》说到老子倒骑青牛出函谷关，言语激昂时还背了《洛神赋》中的一小段。当我思量这才是直播该有的样子时，主播趁着人气沸鼎，开始了所谓的“直播PK”，圈钱的道路曲径幽长，主播输掉“PK”后约定的提问环节让人大跌眼镜。他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东北三省”是那三省，他认为的山东属于东三省的唯一依据就是山东也有个“东”字，后来她为自己没能回答出东三省找了一个自认为“合乎情理“的理由—他是江西人，南方人。
陈寅恪要还活着，定然要说，吾十三府查无此人，诸公明断呀！
酿成直播事故显然不是主播的问题，这是为他打造直播人设的全体后台运营的问题。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估计都背了，却没有让他好好看看中国地图，这种运营必然要为他的“愚蠢”付出代价。
回到正题，网络主播的行业门槛是什么？
是个人，是个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这不是网络主播的准入门槛，而是只要满足这个条件，你就可以无障碍直播。没有学历要求，没有地域限制，没有内容要求。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学生还是家庭主妇，是上班族还是农村老媪，乃至是明星或企业主，也可靠的自身影响力声财具敛。士大夫尚不晓“伐冰之家，不蓄牛羊”，也不得指望吃糙米的“贱民”伤时感事。
强奸犯、*力暴**犯、盗窃的、搞网络诈骗的，甚至是过失杀人出狱的（我想一定有），直播的准入门槛注定了牛鬼蛇神哗哗啦啦，一股头潮涌进来。直播的场地可以是室内，可以是室外，学生在宿舍热舞绵绵，家庭主妇在厨房汆汤煮饭，小伙三五成堆在户外装神扮鬼，搔首弄姿的年轻女主播是所有年龄段男人的精神食粮，几乎可以做到全网收割，亦有很多人带着“互联网不会埋没你任何形式的才华”的正义禀然，隔着手机屏幕唱歌跳舞画画。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残障人士。笔落到这里的时候我停了一会，在网上搜查了很多关于残障人士的直播条例，遗憾的是没有一条准确的成文规范，无论是平台还是网信办，对于残障人士的直播都是书面的告知确向，没有具体的准入监管流程。人心自然不能向恶，但恶源是与生俱来的。摆在明面倒也有案可稽，若戴个墨镜就是瞎子，坐着不动就是肢体瘫衰，听觉障碍甚至什么都不需要证明，对着屏幕摇手就能获得打赏，那岂不与诈骗无异。早年在街边盘腿坐地上冒充断肢的另辟蹊径，转移到了线上，博得同情与怜恤，隔着屏幕反而更加坦然。
再扯到直播电商，这一块的主要消费人群是社会中坚的90后和80后，其次是家庭主妇，领有退休金的老头老太排在消费链的末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使得这个末端人口极为庞大，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早已超过2.5亿，老年人口占比接近总人口的20%，假设2.5亿的老年人口里只有20%拥有互联网消费能力（消费能力体现在互联网购物操作能力和经济支出能力上），数字就是5千万。5千万的数字应该只少不多，农村的这一批老人一部分是农村人口流失大环境下的“守村人”，子女不能近前，城市老人的孤寂多是421家庭催生出来的，常年的孤寂驱动消费。传统的“猫狗电商”复杂凌乱的页面对多数老年人来说是有操作障碍的，然直播电商的兴起放大了老人摆脱孤寂的消费欲，商家更显立体，产品更为直观， 在一呼一诺的剧本中迅速迷失，个个都成了砧板上的鱼。
网络直播方兴未艾，受其直接影响的是“工厂老龄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直播还未兴起前，至少从本世纪开始到2015年之前，国内工厂的主力军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而现下“去工厂打螺丝”成为了年轻人之间的调侃。“打螺丝”的从业者30岁以上人群占比逐年增多，甚至有一部分70后背井离乡，远漂加入“打螺丝”大军。他们显然是在农村城乡化的进程中，认为固守农村无利可取，网络直播的“荒诞红利”又因自身形象或自身性格不可触及。
“工厂老龄化”的现有窘况也不完全是网络直播的“功劳”，其中外卖和快递业同样汲取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归根结底，直播和外卖快递业都是互联网并存不悖的下行产业，只存在精确到人的收入区分。网络主播的收入下限很低，低到难以解决温饱，上限可以高到年入百万乃至千万；外卖和快递从业者是逃离农村无智吃力的表率，他们更趋向于传统行业，是古代走卒驿使的名称演变，不过是借助线上获取信息罢了，好比牙人到中介，剃头匠到理发师，在收入方面没有断层差距。
全民直播是社会畸形生态布局的罪魁祸首，这在社会发展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任重但道并不远。中国不需要1.3亿“互联网从业人员”，全民直播也不是发展中国家去廉价劳动力的曲线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