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文书信
清源同学：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通常，在一起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学者负责解释。公知负责批判。五毛，则负责辩护。
“不能用现在的办案水平来苛求 20 多年前的刑事司法”，这已经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支持者甚至不乏一些著名学者。
乍听上去，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而且不落俗套，有独立见解。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讨论必须还原到经验层面才有意义。
比如呼格案。
的确，我们不能苛求当时的办案机关为何没有运用 DNA 鉴定技术来避免这起冤案。
毕竟，全国第一次使用DNA来判案是在 1984 年，即使到现在，用 DNA 来判案的也不足 10%。
在*祥林佘**案发生的 90 年代，一起DNA鉴定就要花费 2 万元左右，而且还只能在省城才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条件。
从 1998 年到 2008 年，有人统计了 23427 件刑事裁判文书，其中有 DNA 作为定案根据的最低的年份是 0.37%，最高的年份是 2.21%，平均是 1.23%。
即使在美国，也是到了 2003 年，才开始全面进行 DNA 鉴定。从这个角度上说，呼格案没有做 DNA 鉴定，我同意你的看法，的确不能苛求当时的办案人员。
但是，请注意，这和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
即便当时的确有理由不做DNA鉴定，也并不等于冤案的产生就有其合理性：
首先，本案中DNA技术并非决定呼格有罪与否的关键证据。
即便没有DNA鉴定结论，也不应该对这起疑点重重的案子判处死刑，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后来的再审判决是在完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无罪改判的呢？
更何况，即便没有条件进行DNA鉴定，你又如何让我相信，当时呼和浩特这个省会城市的市级公安局，在一起影响如此之大的命案侦查过程中，有条件提取精斑，却竟然没有条件搜集现场的手印和脚印？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2005年一个叫赵志红的被告人供述是自己奸杀被害人以后，为何警察当初提取的精斑又突然消失？
而2006年12月28号检察院对赵志红所提起的十起漏罪公诉当中，偏偏就把他供述的呼格案也就是“四零九案”漏掉了，而专门起诉另外9起？
这些又能用时代因素加以解释吗？
问题还可以不断提下去，在细节的不断探究之中，你我终会发现，冤案的产生原因是不能完全推给时代的。
学者可以用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来解释冤案的成因，以此丰富我们认识世界的维度，却绝不能滑向为违法办案、出入人罪进行辩护的错误立场。
否则，看似智识上胜于众人，其实，暴露的却是良知的匮乏。
解释和辩护，只有一步之遥。
基于对很多案件细节的认识，对于这些冤案，我的立场是：“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
黑格尔
至于你所说的“存在即合理”，我更是有话要说。
你知道吗？
黑格尔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
在1961年商务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里，这句话的翻译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合乎理性与合理，在西方哲学和黑格尔的语境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果你读了德文，就会发现，黑格尔的本来含义，是说凡是存在而且长期存在的东西，一定有其内在规律，而学者的任务就是去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但是，恩格斯却认为，黑格尔这句话是在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制专**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国内学界更是据此把黑格尔的话简化为一句极易引起误解的短语——“存在即合理”。
中国的成语都是四字成篇，但实际上强行将某种思想或智慧塞进整齐的结构里，换来的是韵律，而牺牲的往往是思想。
所以，中国的成语往往失去了逻辑，从而歧义丛生。
比如，不学无术，是指不学同时无术？还是不学因而无术？
比如，无知无畏，是指无知才能无畏，还是无知所以无畏？
一切简化的思想都暗藏着危险。
凡存在必有原因，但是，凡存在，却并不见得都合理。
我们可以解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却不要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辩护。
这是两码事。
还是《老炮儿》里冯小刚说得好：“咱们一码归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