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看病的癌症患者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美国MD安德森、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等等，但是所谓对症下药，方能根治。赴美看病也是一样，需要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筛选最适合自己的医院和专家，这样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方案达到自己想要的治疗效果。比如在肺部肿瘤方面、麻省是最权威的，消化道肿瘤是哈佛医学院旗下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中心，对于专科疾病的权威医院的仪器合治疗方法要比综合排名高的医院多。北京迈德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客户赴美就医、出国看病、美国哈佛医学专家远程咨询等提供快捷的国外专家预约、住院预约、辅助签证、医学资料收集、医学翻译以及海外陪同等去国外看病所需的全程服务。
去美国看病——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实例
Larry Lucchino，波士顿红袜队主席，两度罹患癌症后得以幸存，得到波士顿红袜队与吉米基金(美国肿瘤公益基金)的援助。
我并不断言自己的病“治愈了”。我是一个迷信的棒球经理，不会在第七或第八局时就认为我们会赢(棒球比赛总共九局)。我只是一个“幸存者”。我刚确诊是在1985年9月，即将满四十岁。当时我刚从穿越法国的摩托车旅行回来，那时我已经咳嗽了一段时间。我去医院做X射线检查，结果医生要求我立刻住院治疗，随后我就住进了位于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我之前听说过霍奇金病，但并不知道非霍奇金淋巴瘤。我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正确地拼出病名——可我却真的患上了这样的病。
治疗前，我查遍了全美最好的癌症治疗机构。一个当医生的好朋友给我推荐了许多治疗的去处，最终敲定了三个地方：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以及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我和丹娜法伯Tom Frei博士交谈过几次，这促使我最后选择去丹娜法伯，它是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Tom Frei为人热情、可靠，让我感到放心，我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所以最后我决定去丹娜法伯。
红袜队球星Ted Williams在整个棒球生涯中及退役后都一直力挺吉米基金。
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我极其幸运能够接受两位医生的治疗：一位是睿智年长的Frei医生，另一位是雄心勃勃、后来声名远扬的医学博士Lee Nadler医生。十月初我北上接受活检，并在第二年的春天接受了化疗。5月份我做了自身骨髓移植，并在波士顿一直待到7月份。回到巴尔的摩后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又频繁地回到波士顿接受定期检查，处理与丹娜法伯有关的诸多事务。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每个人，从Frei医生到护士们再到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都极为细致，对我帮助极大。当时我选择这里是因为它的综合声誉和知名专家，但切身的感受来自日复一日帮助我的人们。我发现丹娜法伯有着我们棒球界说的叫做“深度”的这样一种品质——高度专业、乐于奉献，医院的所有人都好极了。
在我确诊几个月后，Roger Maris(前棒球明星)就死于非霍奇金淋巴瘤,我很了解这位世界级棒球运动员。我们说癌症可怕，因为它不管你是谁、什么样的人、去过哪儿、或做过什么事。我不会愚蠢到认为自己曾经是个棒球运动员，所以就该被区别对待。
我的老板和导师(当时巴尔的摩金莺队的所有者)Edward Bennett Williamsburg也在丹娜法伯看过病，我们的好友Jay Emmett向丹娜法伯捐赠了一台卫星电视接收器，希望我能在骨髓移植手术后的康复阶段收看我喜爱的巴尔的摩金莺队的比赛。当时我的免疫系统十分脆弱，直到手术37天后我才获许从隔离室出来。我想要在芬威球场(红袜队的主场，译者注)看红袜队的比赛来庆祝一下。当时Nadler医生允许了，前提是我要找到一个特别的小房间能免受风吹雨淋，也要和其他的球迷隔开。我找到了，最后是Jay Emmett陪我看的比赛。
整个1986，我多次回到丹娜法伯，因为正如其他诸多的病人一样，我对任何的疼痛、咳嗽和感冒都高度敏感。治疗后那几个月我基本避开了常规工作，直到当年的圣诞节前后才开始全职工作。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添加医学顾问微信号：marderui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