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爱科 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王铁根，1932年11月生，太原市小店区南马村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共中***党**员，离休干部，处级，现住小店。
二、参加革命
有些人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变成了鬼子的走狗，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和人格。有一天，南马四个日伪军村干部在村西北路口，被我地下工作者*压镇**了。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据老人们说，1944年晋绥八分区将交城游击队三大队和清太徐四大队合并为清太徐十七支队，支队长是廖步云，参谋长是马乐情。十二月八分区地委根据*伯承刘**“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指示精神，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为反击日本侵略军做好准备。同时农村斗争形势越来越好，各村的伪村长有的被我*压镇**，有的逃跑，南马村伪村长王某逃跑了，换了个王三保，成了我军的两面村长，白天应付日本人，晚上为我地下工作者服务。*产党共**清太徐地方武装组织活动亦很积极。马乐情参谋长常到南马村来，他是在晋中地区和清太徐地区活动最多、活动时间最长的八路军团级领导人之一。
1945年8月，我虚岁14岁，周岁还不满13岁。我们村的郭侯娃，晚上来到了我家。他是一个农民，家里很穷。他对我父母提出让我参加八路军。我父母怕我年纪小，担心八路军不要我。如果要，能出去最好，家里没吃没穿，参加了八路军起码有个吃饱饭的地方，不用再饿着，亦好有个奔头。我正在西小房坐着，母亲过来问我，你去不去当八路军？我表示愿意去。我想的是，我以前接触过八路军的队伍，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救穷人的。参加八路军多好啊！
当晚，郭侯娃就把我领到了村南的一户村民家。我看见了八路军地下工作者肖林。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穿着便衣，头上包一块毛巾。郭侯娃亦是才参加八路军的。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后，肖林问了我家的一些情况，问我年纪以及家里有些什么人，家庭情况怎样等。他对我说，西山有许多十几岁的小八路军。上了山到了地方医院不打仗，很安全。长大后再下连队，那时就什么也好啦。他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就是小八路军了，对外人什么也不要说，敌人知道了可了不得。他问我，清楚了吧？我说：“知道了”。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八路。第二天，我们五个人住到了王家堡村，白天不出门，吃饭时，有人送过来，保持秘密活动。这样，我们就在附近的村子里活动，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转过来转过去，跟着肖林扩充自己的队伍，宣传抗日。
有一天晚上，我们全体集合，要在夜间活动。肖林让我跟在他身后。出了村外黑洞洞的，我们约有十多个人，还有牲口。我们向西出发了。谁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只是由肖林安排。我们进了高家堡村不远，突然前面一片慌乱，好像碰上了敌人似的。肖林一把手将我压在路旁的土墙下，前面和后面的人也散在两旁弯下腰，过了片刻，前面有人说话：“没事啦！快走！”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高家堡村当了警备队的人回家来探亲，碰上我们被吓跑了。我们继续向前，过了北营村，到了平泉村。*长首**让民兵带领我们进白石沟，是怕踏上地雷。我们进了沟，跟得很紧，路越来越不好走。我们顺着沟往里走，两旁黑黑的山，像巨人向我们点头、招手。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我走的足疼，腿酸，累的够呛，到了一个半山腰的村庄，队伍不走了。我们有四个小鬼，有人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有土坑，我们走了不少山路，很累，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躺在坑上就都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一看，我们几个谁也不认识谁。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比我小些的两个娃娃是王家堡村的。另一个比我大一点的是清源长头村的，叫孟三货。清早起来，我们到附近游玩，听见隔壁有声音，原来是几个男八路和几个女八路在扭秧歌。
我过去一看，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村的，因我在她家扛过工，晒过花生，干过农活，认识她。我心想，当八路军是穷人家没办法才来的，她家很有钱，怎么也上山当八路军呢？后来才知道，她已成了八路军大队长李振山的媳妇，因此上山的。
身上背着手枪的八路军同志，约有十七八岁，红胖胖的圆脸，穿一身灰色军装，精神抖擞，面带笑容叫我们去吃饭，让我们向老乡借上碗，就在对面伙房吃饭。门口大石头上垒着一口大锅，做着一锅小米干饭。有许多穿军装的八路军同志在吃饭。金黄色的小米饭，还有土豆丝菜。迎面香香的味道向我们扑来，热气腾腾，我们吃得很香，吃了不少。吃完饭，我们又回到昨晚住的家里。这个家，多年没人住过，坑上没有席子，是光土坑。墙壁被烟熏得很黑，满屋是土。
不大一会儿，那位背手枪的同志来叫我们，说参谋长让我们去。这时，我们才知道昨晚上与我们一起上山的肖林、郭侯娃都不知去什么地方了。想问清情况，但心里又想，刚当了兵，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了。
我们被引进一间房子里，炕上坐着大个子*长首**。他首先问孟三货，让你当理发员行不行。孟三货说，行。孟三货被通信员领走了。*长首**又问王家堡村的两小鬼说，你俩个小鬼父母不知道你们出来，还是让人在晚上带回王家堡村去。*长首**回头问我，你是王铁根吧？肖林同志说过，你家很穷，是无产阶级。那么，你去医院吧。我点点头，回答*长首**说，好。*长首**说，让通信员带你去找老杜，他有病，上午去住医院，让他们带上你。我跟着通信员去找老杜去了。向西走到一半山腰，那个背枪的通信员向对面山腰一个房子喝叫：“老杜同志？”老杜便答：“什么事？”通信员说：“你把这个小同志带到医院去。”
老杜说：“好，过来吧。”那老杜有三十大几岁，一会儿一咳嗽，喘得很厉害。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走吧！”他前面走，我在身后跟着，向西很深的山沟，顺着满是石头的山沟一步一步地走着，真是名不虚传的白石沟，光有石头，没有几棵树，越往里走山越高，又越难走，一不小心石头碰的脚指很疼。我生在平川，第一次上山，也是第一次走这样的山路，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亲和我的哑巴哥哥，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我又能回到父母亲身边呢，一边走一边不由地眼泪流了下来。
我偷偷地哭着，老杜在前面走着，一边走，一边喘气咳嗽，让人听了非常难受。到了山根底，有一个小村庄，向小山庄后的高山坡爬去。我紧跟在老杜后面向上爬。我不自觉地偷偷流眼泪哭。老杜回头看了我一眼，发觉了我在哭，喘着气对我说：“小同志，不要哭，山路不远了，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越向上爬，山越高，对面的山好像顶着天了，我们走在山坡上，山沟里，四面环山。我们顺着牛脊背似的山坡向上走，向下看去，山沟很深，不小心能把人滚到沟里。自己心想：走吧！在家也是挨饿，别无出路，走到头总会能到达目的地。
终于看见目的地。老杜指一指说：“对面就是。”我抬眼一看对面果然是个山村。但虽在对面也不是一下能过去。我们走在山坡上，又翻到山下，再从沟爬上来，爬到半山坡，目的地小山村麦地庄到了。原来医院就是休养所，所在地就是麦地庄。
老杜打问了所长工作的地方。将我引进了一间房子里。一进门，家不大，满屋都是小八路，和我差不多大小。所长在地下站着，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所长在给小同志们上课。那些小八路，穿着军装，个个红光满面，都调过头来看我。所长接过老杜给的介绍信，点头说：“好！好！你把小同志留下，让他们带你住院去吧。”老杜对我说了声，小同志再见吧，就走了。坑上坐的一位小同志叫我的名字，让我上坑。我感到很吃惊，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村里的韩富海！我真高兴，原来韩富海也当了八路军了。
所长讲完课后，与唐班长商量，要将我编在班里。小同志们都围过来问长问短，非常热情。中午开饭时，韩富海一一介绍了同志们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住，只顾高兴，其他都顾不上了。韩富海、张根儿、王保福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到食堂吃饭。他们给我盛了一碗和子饭，我吃起来很香，虽然是用粗面做成的再简单不过的农家饭，但毕竟是饱饭啊！食堂有个大个子，二十多岁，清源人，笑嘻嘻地看着我，他看我吃饭的那股香劲很有意思。
我们的班长叫唐连根，他告诉王保福和张根儿，让我和他俩住在一起。王保福和张根儿非常高兴。王保福告诉我，他是清源王答赵家堡村的。他的后妈对他不好，家里又穷，生活没法过，所以出来参加了八路军。他比我小一岁。张根儿告诉我，他是清源平泉村人，他的父亲，因家里穷也参加了八路军。家里不好过，于是他也参加了八路军。他说，咱们都是贫苦农民，都是穷人出身。只要参加了八路军才能有出息。
到了晚上，王保福和张根儿两个小同志，怕我受凉，把我夹在他俩中间，我们三个人盖一床棉被。班长的腿有些残疾，不大得劲，所以下不了连队，不能参加打仗，留在后方工作。我们同床同被，一觉睡到天明。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起床了。王保福和张根儿叫上我一起到病房护理伤病员。他俩一口一个新同志叫我，说话非常亲近。他们先让我一同工作，学习技术，掌握了技术以后再让我单独工作。通信员给我领来了新军装。我换上了新军装，和其他小同志一样，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战士了。
穿起军装，自己显得格外精神。同志们和领导对我十分亲热。好像到了温暖的大家庭。王保福和张根儿笑着说，“咱们的人越来越多，力量也越来越大了。”还说咱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一起工作，为伤病员服务。
麦地庄这个小村子，位于清源县西北面白石沟西部的顶端。在狐爷山向西延伸，比较高的半山腰上，战略地位很重要。晋绥八分区十七支队休养所亦是个小医院，就驻扎在这里。所长是个晋南人。医院有三四个医生，所长本人是个医生。另外有王答村的牛增福医生。他原先自己开诊所，由于他有爱国热心，和老婆弃掉诊所参加了八路军。另外有南方的一名姓薛的和另一名姓刘的两个医助。连病人工作台人员共有四五十人。
医院没什么医疗设备，只有百十来种常用药。诊断设备有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等。外科用品有红汞、碘酒、纱布条等。那时八路军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十七支队驻扎在白石沟东西圪台头，有总部和3、6、9、1、2、4六个连，分为一、二、三三个营，常在平川打游击，支队长是廖步云，参谋长是马乐情。
和小战友们一同工作一段时间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不少技术，时间不长，我一个人能单独工作了。每天清早天一亮就起床，首先把病房和院子打扫干净。说是病房，其实都是老百姓住过的旧房子。医院离山很近，每天捡回些柴草烧开水，给重伤病员洗完脸，处理好他们的大小便，听到伙房打铃，把重病号“特殊饭”打回来，让他们吃了。再用大木桶把一般病人的饭打回来给病人吃了，洗完碗后等医生来查病房。
医生查过病房后，我给伤员换药、服药。上午主要是治疗，有的病人治愈好可办理出院。有新进来的病人，再安排住下。中午饭、黑夜饭分别打回来吃了，这就是一天的工作。工作很紧张，也很有意思。伤病员大部分是清太徐三县的。对待我们小鬼们特别好。除重病人外，轻伤员有说有笑，经常讲他们打击日本鬼子，消灭敌人的战斗故事。哪次战斗打的如何，得了些什么*器武**，打死几个敌人，谁负了伤，谁牺牲了，这些故事，在这儿都能听到。我经常听住院的伤员同志讲战斗故事，听他们如何亲自消灭过敌人。
那些老同志们告我说，你们小鬼们的工作也很重要，要没有你们小同志的耐心护理，我们负了伤得了病，到那里休养，我们病好了重返前线打鬼子，亦有你们的一份功劳。那些伤员对我们特别好，经常鼓励我们，还送我们铅笔、纸张、笔记本让我们好好学习。
自从上山穿上了军装，工作很愉快。能天天吃饱饭，不像在家里经常挨饿，同志们都很高兴。我们的生活也不错，小米干饭、和子饭可以饱吃。和子饭里有白面条，土豆菜。因为伺候伤病员，病人食堂让我们工作人员亦改善生活，所以有时还能吃上面条。我们小鬼们都吃的红光满面，工作起来精神也好。别看我才十三四岁，每天伺候病人、打水、打饭、烧火、做饭、端屎、送尿、给患者洗衣服、上山砍柴，什么活都能干。
有一天，突然从平川转来很多伤员，其中有两个重伤员。班长告诉我，晚上不能休息，要我特别护理。到了黑夜，我去接班，两名重伤员住在麦地庄村西尽头的一向无人住的房子里。*班交**的同志说，班长让晚上把门关紧，防止狼闻到血腥味进来伤害伤病员。那时，一到晚上豺狼成群，闻到血腥味会找上门来。我们晚上值夜班时，经常碰到，因为我们手里提着煤油灯，狼见了灯光才不敢到我们跟前来。
我进了房，两个伤员在炕上睡着，我一看，一个胸部负伤，一个腿部骨折。胸部负伤的伤员疼的直叫。绷带下鲜血渗出，他面色发白，可能是因为出血过多。嘴上裂着皮，哼哼呀呀地叫个不停。另一个伤员大腿骨折，腿上绷带也有血，还有些肿胀。据说他是高家堡村的，姓马，他和我说话，精神还好。他说疼的厉害，硬是挺着。他说医生不让多喝水，喝水多血流的更多。我告诉他我是南马村的。我让他俩每隔十来分钟喝些开水。火上烧着一把铁壶，整个晚上不停地烧着开水。
病房很小，墙根下放着一个箱，我没事时就在箱子上躺一下。高家堡村的马同志，一会儿要喝水，一会要小便，但又尿不出来。他睡不着，我也睡不了觉，就和他闲谈。他告诉我，他们解放了好几个村子，消灭了好多敌人。说着又想小便，我忙给他递尿盆，又是尿不出来。我说，尿不出来是因为喝水少，有火，才尿不出来。他说，是的。我又给他喝了几口水。他有了睡意，安静了一会儿。那个胸部负伤的同志，叫了半天也睡着了。这样一晚上折腾，不知不觉天亮了，我交了班。班长让我回去睡一会儿，回家和衣打了个盹，吃了早饭就又上班了。
自从我当了看护之后，工作天天如此。白班、夜班，轮流换班。我们休养所有两个护理班，我在一班。韩定海在二班，每班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十三四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到十六岁的都调到连里当卫生员。我们年纪小，想去当卫生员，上级批不准。伤病员多时忙一阵子，伤病员少时，就抽出时间学习。所长做注射示范动作，我看到注射针刺人，连看都不敢看，我有些害怕，怕疼。后来经的次数多了，胆子也就大了，不怕了。
我们学习提高的很快，初级医学知识提高了，学会了静脉注射技术、肌肉注射技术，又学会了给伤员伤口换药。内科方面学会了如何诊断感冒发烧，如何治疗感冒、头疼，如何使用阿斯匹林，如何治咳嗽气喘。我们还编了一些顺口溜：“卫生员的三件宝，红汞，碘酒，依比膏。”还有什么“外科开水洗，内科喝开水。”“感冒要发汗，消化不良泻肚子”。如果得了“痔疮”，用硫磺和石膏粉，熬成硫磺膏外擦，用花椒水外洗等。当时的医疗条件确实很差。就是这样的条件，治好了不少病人。最好的药就是磺胺，什么抗生素，杀菌药根本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由于没有好药，许多伤员得了重感冒、破伤风等病，该治好的治不好，不该牺牲的同志牺牲了。有的伤员病重，只好由老乡用担架抬上，转往后方医院就治。
到了年底，我们的部队在平川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从平川送来了好些猪肉白面，都是老乡们慰问伤病员的。给伤病员改善生活，我们工作人员们亦沾了一些光。能吃到一些肉和白面，工作人员都很高兴，加紧编排节目，庆祝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休养所人员和驻地老乡们沸腾起来了。老乡们贴对联，挂红灯，庆贺新春。部队同志们也一样欢欣。有的乡亲们请部队写春联，还有的参加我们的演出节目，真是喜气洋洋，忙了又忙。
操场上每天下午敲锣打鼓扭秧歌，真是热闹。军民同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大年初一上午，军*联民**欢，互相拜年，问好。军民秧歌队，化妆的红红绿绿特别红火，锣鼓声中，唱出了一支歌――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呀！呀！嗨!嗨!呀呼嗨！呀呼嗨……。
全场军民欢呼着，又拍手又鼓掌。那军民秧歌队扭着转起了大圈子。小孩们也高兴地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跟在秧歌队后头扭着。逗着大伙儿哈哈大笑，笑个没完。军*联民**欢会一天闹的很晚。晚上灯火辉煌。军民都包起了饺子，不断传出歌声。
过了1945年春节，我们休养所的伤病员都陆续转移到晋绥八分区医院。休养所的工作人员也调走了不少，就留下一些医生和看护员。
有一天，领导让整理好东西，由牛增福、徐树昌护士长带队，引我们七、八个护理人员向离晋祠不远的牛家口村出发。翻山越岭，走了不少路，下了山到了牛家口村，再从牛家口村快步向汾河渡口走去。突然发现汾河渡口有几个便衣，带着枪，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我们埋伏在渠里，以防万一。等了一会儿，那些便衣走了，我们才快速渡过汾河，向南马村走去。
我们进了南马村，村西北角第一家是我的同学范仁义家。我们就住在他家。全家人见我们到来很是热情，叫来村干部安顿住下。我领上徐看护长到了我家，见了我父母。父母见了我们很高兴，说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形势很好，要我们住下明日再走。说看到我们特别高兴。牛医生和徐看护长商量后决定住下明日再走。
我为了安全，晚上和同志们住在一起。我父母对我说，和同志们住一起，行动方便，小心些好。
第二天一起床，未吃饭就走。只与住家户打了个招呼，未向父母道别。为的是不麻烦村里的老乡。
从南马村出来后，我们一路向南，到了西谷村。休养所的不少同志已经早到了。我们团卫生队就住在西谷村村东的几户人家里。团部就住十字街。我们部队由十七支队改编为晋绥八分区第十五团。下面的编制有团部直属队、特务连、机枪连、侦察连，下属三个营，每个营3个连，共9个连。司号员全团有十五六个。他们清晨集合在一起训练吹号，一起吹起来声音很大，十几里远也能听到，这时国民*党***动反**派已窃取了革命果实，抢占了清源县城。清源县城的敌人听见我们的号声也不敢出来。
清早，全团在西谷村村北庙东一个场子里出操，重机枪很威风地摆成一列。周围有哨兵放哨。全团步调一致很整齐地排好队。我们卫生队排在全团后方。十几个小同志很吸引连队战士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们这么小的娃娃能跑动？能给部队干事？我们的团长、政委都看着全团同志们，笑着，我们的队伍力量壮大了。附近的敌人一个也不敢过来。部队唱起了歌声，我记住的歌词是：
三月里，桃花红，
枪声炮声响轰轰，
蒋介石调兵进攻陕甘宁，
一心想要闹独裁*共反**反人民。
这是1946年3月份。大家唱的最多的歌儿就是这支歌。远处枪声不断。阎锡山发动了太原城、其他大城镇和乡村的兵力进攻解放区。由于阎锡山的*动反**势力较大，我们十五团向交城县、文水县南一带转移。我和韩富海由司务长石文华带领，向清徐县白石沟山上转移。路过长头村时，中午吃了些面，司务长煮了些鸡蛋。吃过饭后，等到天黑在夜幕的掩护下，过了汽车道，因为白天不敢过，怕遭遇敌人。天黑前快速过了汾河，穿过太原到汾阳的汽车路直奔白石沟。在白石沟碾底村又成立了休养所。我和韩富海到了休养所。张根儿和王保福他们已经早到了。其他人还有两个炊事员、徐树昌医生、刘医生等。人员不多，我们又开始收治伤病员。
我们的一些连队还在清太徐一带和国民*党**匪军作战。阎锡山听蒋介石的话，扯破脸皮破坏国共合作协定，到处与我军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抢占地盘。强迫老百姓组织“国民兵”与我军作对。组织还乡团杀害老百姓。
前方打的很紧。我们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子弟兵，不怕死，立场坚定，和阎匪军展开殊死斗争。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我军也有伤亡。从休养所调到连队的卫生员姚洁同志为了抢救伤病员也牺牲了。听到消息，我们全体同志十分悲痛。伤病员不断送来，所里工作人员少，接收的伤员多，工作很忙，医疗条件很差。就是那些消炎药水、碘酒、纱布和盐水等等。
我记的有个战士外号叫“干巴武”，他是清源杨房村人。他是第三次负伤后来住院。肩部有枪伤，伤势较重。处置伤口和换药时疼的很厉害。当时没有麻药，他坐在板凳上，头顶着柜子，牙咬的紧紧的，头上流着汗珠，让牛医生换药清洗伤口。他那坚强勇敢的精神让我们十分感动。
形势越来越紧，胡宗南又进攻延安了。阎锡山也配合胡宗南进攻我解放区。当年日本鬼子都不敢进攻白石沟我根据地，阎锡山的部队向白石沟进攻了。我们休养所接到上级指示，把病人向后方转移，我们向西南方向狐爷山出发。到了石沙村，休养所人员大大增加，我们和十八支队休养所合并了。十八支队来了不少比我们大几岁的看护员。岁数大的有十七、八岁，最小的是我们，只有十五、六岁。伤病员又接收了不少。生活十分艰苦，没吃的，小米也缺，只能以山里出产的莜麦面、杂豆面为主食。有的同志吃了后肚疼，拉肚子。有的同志有中毒反应，但没有办法，这些粮食还是老乡们送来的。
有一天，我病倒了，病的不轻。什么时候进的病房连我也不清楚。我们村放羊人二柱子去看我，我都不知道。二柱是俺村的一个放羊倌，每年夏季俺村各家养的羊由他集中上山放养。我病倒时，他正在山里放羊。是他听到我生了病后来看我的。
我生病后由王福保护理我，我的病好转后，王保福和张根儿、韩富海开我的玩笑说：“连拉屎也不知道。”我与他们开玩笑说：“那是鸡蛋黄”。一场大病后，九死一生中捡回了一条命。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次历难。这是夏天五六月份发生的事。
不久，我很快恢复了健康，和同志们一道工作。我们所工作人员很多，伤病员送来的也不少。病员有的住在老房子里。有疥疮的战士都住在庙院里，共有四五十人。一天三顿饭都用大木桶担上送过去。每天是和子饭和杂豆面面条，没有好饭，不想吃亦得吃，不吃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担上花椒水，给战士们清洗疥疮，抹硫黄软膏。庙里大房子中间烧上柴火，一边清洗，一边炼膏子，清洗后再摸上硫磺膏，这是我们治疗疥疮的最佳治疗方法。效果还不错，成批的病人用这种土办法治好出了院。当时部队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差，所以患疥疮的很多。后来阎匪军又向我们扑来，我们在石沙村待不住了。我们连夜向交城山申堂坪转移。
1946年夏末秋初，我们休养所转移到交城山申堂坪后，时间不长，又转移到了东沟村。我们全团都转移到了交城县和文水县之间打游击。清太徐地面，又活跃起另一支我方队伍，马乐情等成立了新十七支队，在清太徐地区和敌人周旋。
我们在交城山东沟村收了不少伤病员，重伤员转到八分区医院接受治疗。轻伤员由我们就地治疗。1945年春节后，到1946年秋，我们工作很累，生活艰苦，什么也顾不上，只能一门心事搞工作。医院休养所转移了好几次，人员调动频繁。但我们这几个小鬼一直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工作也有了不少经验。对部队也有了深厚的感情，领导也很关心我们，我们的进步很快。只要有伤病员，我们都积极主动治疗，伤病员经常表扬我们。
不几天，我们休养所大部分人员随部队到了交城县南。文水县北到平遥县西一线，是我们部队活动的广大地盘。每天跑不少路，有时部队在村外打仗，我们和团部在村内随时接收伤员，对轻伤员及时处理，对重伤员及时转移送后方。我们团卫生队就跟着部队每天跑，今天在这儿，明日又跑到那儿，不管白天或黑夜和敌人周旅。每天不定跑多少路，也不管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风里来雨里去，一会儿在山上，一会儿又跑到平川，少则30里40里，多则70里80里，有时一口气能跑90里成百里。不定什么时间吃饭，一天不定吃几顿饭，也不定吃什么饭，有时红面，有时小米干饭，有时吃上一顿白面，碰上什么吃什么，大部分是老乡给配饭。热饭就热吃，冷饭就冷吃，不管热天冷天。
我们每人发一套单军装，粗布衣服，铜扣子，都是从后方运来的。有时行军中下起了瓢泼大雨，雷电闪光，大雨湿透全身没衣服换洗，全靠自己的体温烤干。晚上不一定睡在什么地方。有一天，天很黑，我们半夜行军，前面传来原地休息命令。我们卫生队就在靠墙的路旁休息。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都觉的这个地方很暖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们冷的直叫，我们卫生队的人都说很热乎。第二天天亮后一看，原来我们休息的地方是个马粪坑，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臭味散不去，同志们都不在乎。
我们年纪小的同志们跟上部队跑，真有些吃不消。部队里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娃娃兵。经常是部队在前面走了好远，我们紧紧追赶。跟不上部队就会失掉联系，卫生队如果掉队，后果难以预料，对我们十四、五的娃娃兵来说真是生死考验。
有一天，我们的部队驻在平遥香乐村，我们住在村南。据说敌人主力到太原去了，城内留的部队不多，敌人才发了夏装，团领导决定趁虚而入打敌人一下。晚上部队去袭击平遥城内的敌人。我们部队很快进了城，把敌人干净彻底消灭了。天亮后，部队就返回香乐村。
太原的敌人得知平遥城受袭，快速赶回平遥，向我团扑来报复。我团正在吃饭，有的同志才拿起碗，敌人就来了，顿时村南枪声四起。我们卫生队还没有吃饭，队长还在给昨天负伤的伤员做手术。眼看敌人就要到了，团长走过来说：一连在村南掩护，不要让敌人把卫生队打着！敌人越来越近，大炮的炮弹在村西不断地爆炸，敌人以为我军会向西转移。
我们卫生队立即整理好，跟着部队向村北撤走。我们跑的很快，在部队的掩护下，我们护着伤病员跟上了大部队。一口气跑了九十里，到了交城开栅的东面，天气已晚，肚子饿的够呛，老乡们给我们做了红面剔八姑饭，大家吃的很香。
第二天，我们跟着部队进了交城山，在西社村住下。部队进行了休整和训练。住了几天，我和王保福、张根儿又被调出十五团。原因是我们年纪太小，怕跟不上部队，给部队造成负担。最后把我们调到在野子河村住的晋绥第三*战野**医院三所。
这个村离敌占区较远，比较安全。医院是比较正规的医院，除了所长和副所长，其余大部分同志也都是清太徐的，有十八支队调过来的一些护理员，比我们大2、3岁，文化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暂时没工作，每天上午学习念报纸。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转来一些伤病员，我们又开始工作了。有时把伤病员转移到深山圪垛儿第一所或第二所。夏天工作不算累，副所长带领我们在南山根洗澡、游泳，很愉快。
到了十月份，我们所又调往方山县的一个村，和第一所合并接管了“国际和平医院”，进行了整编。这儿的伤员大部分是老病人，也有少数新来的病人，病房很多，几个四合院都住满了病人，生活条件比较好，也比较正规，每日按时上下班，白班、夜班每七日轮换一次。医院有手术室，我村的郭通、里解村的焦连元（本名叫张东林）他俩在手术室。他们比我们大几岁。工作了一个时期，医院进行了整编，以三所为主，大部分工作人员休息，一部分人工作。
这时“三查三整”开始了。三查即查思想、查工作、查成分。三整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纪律。每天进行“三查三整”运动，听来有点紧张。不过我们这些贫雇农出生的人一般不怕，而且贫雇农出身的同学们都是“骨干”。而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如果平时表现不好，这次运动都是受整对象。
我们八路军整顿自己的队伍，整顿思想、纪律、整顿作风，提高队伍的纯洁性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搞“三查三整”也是在清理队伍，部队领导当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操作起来不太容易。
我们所长齐延明是个老红军，原在我们团卫生休养所，后调到晋绥八分区*战野**医院一所。在石沙村，经人介绍找了个对象是农村妇女，没文化，齐所长还未和女方结婚，就在一起学习文化，齐所长教女方写字，写你爱我，我爱你一类的诗句，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人提出齐所长作风不好。会议一开始，有人就批判齐所长。主持人在会议中提出要讲理，不准动手打人，而另外一个主持人却说为什么不打。这一鼓动，那个有意见的人，站起来就冲向齐所长，其他人乱了，不由地也参与动手，整个会议乱套了，会议开不下去了，有的打架，有的拉架，会议开不下去，只好宣布休会。
有一天，领导叫我和王保福、张跟儿三个人去。我们以为有什么事，原来是要让我们离队*员复**。王保福一听就发了脾气，说：“阎锡山还在搞“自白转生”，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让我们回去送死？”这一问，把那个领导问的哑口无言。最后说让我们回八分区医院。第二天，我们十多个小同志，年龄最小的都十五、六岁，拿了介绍信，背起背包向交城山“圣里村”出发了。走了两天，我们离开了方山县，到了晋绥八分区新成立的医院一所。
我们又回到交城山山沟里，到了八分区医院一所。所长是李振山。他原是十七支队十四大队队长，因身体不好，分配到这儿当所长。政治指导员是任林山，是平遥人。工作人员有四十多个人，伤病员六、七十人。卫生处也驻扎在这儿。从贺龙中学又调来十多名护理员，都是年龄十七、八岁的男女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
七、八月份，护士长找我谈话，让我到药房工作，我很高兴。药房司药是个女同志，还有孩子，她性格和技术很好，据说是分区某司令员的老婆，她不到30岁，叫薛秀英。家里的保姆是清源县东木庄的。薛秀英隔几天就不在了，大概是到她丈夫那儿去了。她不在时，卫生处有个司药来帮忙，薛司药教我制蒸馏水、擦瓶子、打扫卫生。那个卫生处来帮忙的男司药教给我药名，如何取药，什么苏打片、阿斯匹林、止咳片，还有配剂陈皮、西丁拉菜等，我很快就学会了。薛秀英发现我会取药后，怕我拿错药，问我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我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她让我好好学习，学会了才行，看样子她有些不放心。
1947年春节时，全村排演晋剧“打渔杀家”和“反徐洲”。让我们全部参加排演，导演是一个住院病人，据说他是一个剧团的导演。
所长李振山和政治指导员任林山亦来参加排演。贺龙中学调来的一些有文化的学生也参加。年前排演节目成了中心工作，每天下午晚上排演，有时整天排演。所长让我参加，这样，有时间就抽出去排演节目，耽误些时间，薛秀英有些不高兴，我也没办法。薛秀英跑到所长那里提意见，她不知道是所长让我参加的，所以他们产生了矛盾。
这时部队正在开展“三查三整”，有个刘指导员把我和王保福、张根儿叫去说：你们是贫雇农出身，上级让开展“三查三整”，你们成立一个贫雇农小组，叫贫农团，很快把“三查三整”搞起来，主要是查那些出身不好，平时思想有问题的人。结果，晚上就通知了全体人员到一个庙里开会。
这个庙里是医院手术队驻的地方。晚上“三查三整”的会议开始，有人提出一个护士长是地主出身，平时作风表现不好，要让她先在会上交待思想问题。这个护士长也不敢不交待，把她父亲在村里雇多少长工，有多少地，如何剥削人民等等交待了一会，大伙儿七嘴八舌提了些问题。会议开的很文明，没有发生偏差。十多分钟便散会了。第二天汇报了指导员，说你们会开的很好。之后又开了几次，没有发生打人的事件。
正月十五前演出文艺节目晋剧“打渔杀家”、“反徐洲”，非常热闹，村里的老乡们、伤员人挤得满满的，人山人海，别的村里的人也来了不少。我们还到了贺龙中学演出，受到贺龙中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过了年，我们转移到了“中庄村”，随后向交城山上走了几十里的小山沟。离“柏鸽村”不远，那“柏鸽村”坐落在交城山向西拐的北山根，几棵柏树上筑巢很多，那白鸽飞翔在天空和树上，老远就能看见喀喀的叫声。据老乡们说白鸽居住在这儿好多年了，树上是老巢。人们经过这里，都想多看几眼，留意的人很多。
我们搬到中庄村，伤病员还是很多，工作还是很忙。由于排演节目，薛秀英老找我的麻烦，不久我又回到看护班。有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去告诉我，为了培养贫雇农，培养人才，让我明日出发和二所、三所的两个同志到各军区卫生部举办的医训队学习。我听了很是高兴。出发时，三个男同志，三个女同志，一个是二所的张华，我和我们所的武富及另外三个女同志一起出发，走上了学习业务技术的道路。我们每个人背着背包、被子、衣物，每天走四五十里，便有个兵站，专门给过路军人留宿吃饭。我们一路走一路谈笑风声，穿过森林，爬了一座又一座山，有时从羊肠小道沿着河沟向前走。常常碰上野鸡从我们头顶飞过。那山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清清的沟水，清澈见底，小鱼儿游来游去，还有那不知名的山花，开的非常鲜艳，黄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有像梅花似的，也有像菊花似的。那小沟两旁绿草丛丛，藓*绿苔**草涌上细丝像毛毡。我们走的累了，把背包解开，坐在青石板上休息，身上热了，出了汗，坐下休息喝口清泉水，凉凉的，又甜又美，折一枝木棍，好像是老寿星的文明棍。春节过后，春意浓郁，和平环境真可珍惜。
1948年春，当我们由组织保送到吕梁军区学习的时候，解放太原的战役打响了。太原周围正打得激烈，而我们却走向后方和平环境去学习。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同志。我们走了三四天终于到达温县西南小山沟内的吕梁军区卫生部。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换了介绍信，我们到了吕梁军区医训所所在地报了到。医训队驻扎在东山根底的村子里。村子不大，有四五户人家。医训队有三个班，我被分配到一班，班长是离石县的一位同志，大个子，满口离石话，对我们非常热情，像大哥哥一样，我很喜欢他，他像对待*弟弟小**一样对待我。我学习了将近一年。他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年纪小的。我们的校长姓张。1951年抗美援朝时，我去志愿军卫生部开会，又见到了他。他是药政处处长。我们开会后合了影，他把相片寄给了我。
我们到了医训队学习，课程有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病理学、药物学，拉丁文、语文、政治、卫生预防学等。因为我们这些学员大部分文化低，所以另加语文、算术课。课本都是用蜡纸刻印的油印本。每天上课，学习专心致志，什么外心也不操。
五六月份打临汾市，我们学员随军到了洪洞县的一个边山村。我们在树底下学习，很快，临汾解放了。我们又转移到离石县的小高家沟村学习。直到年底毕业，分配工作前，我们演节目，自编自演，祝贺毕业和过年，很热闹。
过了年，全校师生路经汾阳市东一个老师的村里。我们的训练队番号称吕梁西北卫生第七分校。我们每个人胸前佩戴一个毕业证章。我们将去太原，分配工作之后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
我们坐火车到达太原、榆次后，到了东山。整个部队均驻在东山。我们被分配到七纵队（后改为第七军）卫生部医院。我先在手术室实习后，一所药房需要人，我又从事起药剂业务工作。药房只有我一个人。1949年4月初，我们医院又向前靠近太原的东山最高点的一个村庄。站在山坡上就能看见太原城的全貌，能看见太原上空的烟雾。我们每日做解放太原收留伤病员的工作。药房主要是制蒸馏水，做些大型输液制剂，葡萄糖和盐水。但这儿驻的*队军**吃水非常困难，医院的护士们亦帮助担水，我们下到沟底取从泉水里流出来的水，担水的人太多，水都糊了。把糊水挑回来，再放在大缸里澄清，再蒸汽水。白天晚上做准备工作。又准备绷带、棉花的消毒工作。我的工作干的很愉快，大家一心一意为解放太原而奋斗，很齐心。
4月24日早上，解放太原的战役打响了。太原四周我军的炮火突然向太原城城墙轰轰地打去，万炮齐发，太原城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烟雾由西北向东南飘去。炮声震天。我们站在东山头上向太原城方向望去，真像过大年那样的热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兴奋，都希望把太原城很快解放。我们议论着、跳着，迎接解放太原胜利的到来。解放太原战役进展很快，大约十一点钟，便听不见我军的炮声了，我们大家猜测我军打进去了，太原城很快要解放了，我们都做了接收伤病员的准备。
1949年4月24日，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太原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