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沙府志》记载：“汉时长沙大疫，治法杂出，太守张仲景作《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活无数……”。
张机，字仲景，(公元150年~219年)，东汉时期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也称“张长沙”。张仲景早年中孝廉，举孝廉是东汉时期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因而张仲景应该是一位标准的高级公务员，行医反而是他的副业。
古人的处世哲学有一个以小见大的规律，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而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古人也把预防治疗身体的疾病与治理国家进行类比，于是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么一种情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就比如张仲景，原本做地方父母官，但自小又非常喜欢行医救人，也曾拜同郡名义张伯祖为师，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
张仲景所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朝廷因*党**锢之祸使得朝政被宦官把持，并与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矛盾。朝纲败坏，再加上天灾瘟疫盛行，许多人要么是饿死，要么是病死，张仲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生出一种使命感与悬壶济世的热忱。
建安初年后的十年，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其中伤寒类疾病占七成，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处理公务闲暇时就为百姓看病。但在封建年代，碍于*场官**礼俗，政府官员是不能随便进出民宅接近百姓的。但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人们医病，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医术。于是张仲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决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不理政事，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百姓到大堂上来，他则端坐在堂上，为百姓诊治。
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人因为崇敬张仲景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便仿效他，把在中药店行医的中医称为“坐堂医生”，把中药店多称为“堂”。如北京同仁堂、贵州同济堂、成都华安堂、温州叶同仁堂、三余堂等等。
张仲景在坐堂行医的时候，接触了不同的患者，也见识了各种疑难杂症。在为病人医治的过程中，张仲景不但医术更为精湛，也结合以往的经验，总结了更为科学、系统的养生经验。为当时身在恶劣环境下的人们生活能够相对轻松健康，提出了宝贵的借鉴。
张仲景还有一部医书流传千古，名《伤寒杂病论》，分伤寒与杂病两部分，其中杂病篇也称《金匮要略》。此书是张仲景一生行医经验之精华，是一部集大成的医学著作，记载了许多方剂，系统地分析了伤寒感热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及处理方法，并创造性地确立了伤寒类疾病“六经”（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与“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论治原则理论，可谓继往开来，惠及后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术，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那么，何为圣？张仲景又当不当得“医圣”的称号呢？
古人所推崇的圣人，标准还是很高的，并非什么人都能当得，仅仅有拔尖的专业，卓越的贡献还不够，还要有一颗仁者之心。他们认为“圣（聖）人”以口耳传道受业，更重要的是有“德”，即厚德载物，心系苍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抛去张仲景的业务水平，他总是在为最底层的百姓谋生存，广积善因，不求回报，仅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为纪念张仲景，今天在南阳城东温凉河畔有仿汉建筑“医圣祠”，始建年代无确考，后经明、清多次扩建，是张仲景祠墓所在地。为纪念这位东汉长沙太守、名医对长沙的恩泽，长沙自明末来历朝都建有张仲景祠。《长沙府志》有载，张公祠于乾隆八年(1743)建在湘城中贤良祠之西;嘉庆二年，(1797)因“祠宇倾祀”而重修，并委僧人看守。祠内竖立张仲景身着太守官府的塑像，清朝时期瞻仰者甚众，香火很旺。1938年，原祠焚毁于“文夕大火”。1946年，长沙中医界又捐建新祠三间，改名为仲景堂，两年后改建为湖南国医馆，到1952年更名为湖南省立中医院，延续至今，为今湖南省中医院。至今，在长沙湘雅医院还立有张仲景雕像。
长沙博物馆在基本陈列“湘江北去——长沙历史文化陈列”的汉代展厅里，以大幅漆画展示了张仲景“太守行医”故事，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医学大家对湖南的源源遗泽。
非常时期，致敬今天所有冒着危险和不怕牺牲，战斗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向难而行，大爱勇毅，都堪称当代“医圣”！任何瘟疫，一定会被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