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于40年前修订了这项规章制度，任何涉及人为样本的政府资助医学研究，必须取得参与者的同意。然而1974年以前，有关人体实验的道德约束仅有一丁点，或者说，人们对人体试验很是宽容。人体样本的开发和滥用令人相当惊恐。我们从人体样本使用中最著名的例子说起，这项人体试验最终改变了公众对以科学进展的名义而不顾实验对象知情权的看法。
10.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Tuskegee Syphilis Study）
20世纪20年代，梅毒是一个重要的公众健康问题；1928年，一个名为尤里尔斯•若森沃特基金（Julius Rosenwald Fund）的慈善机构开展了一个针对美国南部农村黑人的公共健康管理项目。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对吧？事实上它确实没什么不妥，直到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席卷了美国，这个项目也因此失去了资金支持。于是这个项目作出了改变，它不再致力于落后地区健康问题的治疗，相反，1932年，住在阿拉巴马州梅康郡的贫穷黑人们被征召到一个实验项目中说是帮助治疗他们的“坏血症”（bad blood）（那时候用来指代疲劳、贫血、梅毒的一个术语）。他们可以接受免费治疗，免费用餐，如果意外死亡还能因参加治疗而获得丧葬费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是假象。所有参加这个研究的人都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征召是因为实际上他们患有的是一种性传染病梅毒，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参加的是一项政府实验专门研究无实际治疗的梅毒——“男性黑人无实际治疗的塔斯克吉梅毒研究”（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对没错，是无实际治疗的。
尽管这些研究对象以为他们正在接受“医疗照料”，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被真正治疗过。甚至1945年青霉素出现并成为梅毒的治疗用药后以及1947年快速治疗中心建立之后，这个项目仍在继续。即使早在1936年的时候就有关于塔斯克吉梅毒研究（Tuskegee Syphilis Study ）的道德担忧，但直到1972年媒体曝光了这个持续了几十年的人体实验，随后迫于公众的愤怒，这才正式停止。
9. 纳粹医学实验（The Nazi Medical Experiments）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囚禁在达豪（Dachau）、奥斯威辛(Auschwitz)、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萨克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里的成人和孩子们进行人体医学实验。这一系列的虐待、伤害、饥饿和酷刑读起来就像是描写九层地狱恐怖全景的合集。披着军事发展、医药发展以及种族人口发展的外皮，纳粹对这些困在死亡集中营中的囚徒们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
犹太人成为了旨在益于军事的实验对象，其中包括低体温研究，此实验将囚徒们强制浸泡在冰水中以此来确定在相似的环境中坠机的飞行员可以坚持多久。为了预测飞行员可以在海里坚持多久，一些受害者只能整日浸泡在海水中；不出意料，这些实验对象最后全都脱水而死。为了研究高原反应以及气压变化如何影响飞行员，受害者也会被迫暴露在高纬度的低压房间——紧接着的常常就是解剖活人大脑。
有效治疗战争伤患也为纳粹所关注，于是这些集中营里还进行着医药测试。为了测试磺胺能否作为战争伤害的新型治疗方法，受害者常常被强加了伤口后又被蓄意感染伤口。人体实验中也会进行感染和药物测试。为了更好地研究如何预防和治疗结核炎，他们将结核炎（Tuberculosis(TB)）病菌注射到囚徒身上进行实验。控制研究对象死亡时间的毒药实验也是家常便饭。
此外，纳粹还进行了种族基因绝育实验、人工受精实验，以及针对双胞胎和侏儒的人体实验。
8. 华生的“小阿尔伯特”实验(Watson's 'Little Albert' Experiment)
1920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华生教授（John Watson）和研究生罗莎莉•雷纳（Rosalie Rayner）对一个九个月的男婴（取名“阿尔伯特B”）进行了情绪训练实验，意在证实他们的理论——人生来就像一张白纸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进行塑造。这个婴儿的母亲是医院里的乳媪，她获得了一美元作为同意让孩子参加实验的回报。
著名的“小阿尔伯特”实验的进程如下：首先，研究员们将一只毛茸茸的小白鼠放在阿尔伯特面前，此时他并没有丝毫恐惧（据实验记录，更确切地说，他是无动于衷）。接下来，他们再次将小白鼠放在他面前，同时制造出尖锐的噪音。就这样“阿尔伯特”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小白鼠和尖锐噪音的同时*害迫**，直到他一看到毛茸茸的小动物（小白鼠毋庸置疑名列其中，还包括小狗和小猴），即便当时没有噪音，他也会感到惊恐万分。
直到2010年，“阿尔伯特”的真实身份才得以揭晓，他的真名是道格拉斯•梅里特。经证实，梅里特是个神经系统受损的婴儿，一直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因患脑积水，六岁的时候便夭折了。同时他还感染了细菌性脑膜炎，起因可能是他在接受脑积水治疗过程中受染，但另一种可怕的猜测则称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
直到最后，梅里特的恐惧心理也从未消除，而且由于其早年夭折，所以没有人会知道实验后他是否摆脱了对毛茸茸小动物的恐惧。
7. 1939年的“恶魔研究”（The Monster Study of 1939）
如今，我们知道口吃的成因具有多种可能性。它可能是一种家族遗传病，由大脑语言中枢的遗传基因决定；也可能因脑部受损引起（包括中风或是其他创伤）。在牙牙学语阶段，有些幼童会出现口吃症状，但随着他们的成长，症状会消失不见。另一些个例则表明口吃是受了情感创伤的影响。然而，你知道什么不会造成口吃吗？答案是批评。
1939年，爱荷华大学的研究生玛丽•图德（Mary Tudor）和她的指导教师：语言专家温德尔•约翰逊（Wendell Johnson）一起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目的是证明口吃可以通过否定性的语言矫正习得——所谓后天习得行为。四个多月期间，22名孤儿被告知他们将接受言语治疗，但事实上，他们却只是口吃实验中的实验对象，且其中只有半数是真正的口吃患者，他们均没有接受真正的言语治疗。
实验中，研究员把孩子们分为四组：
•半数口吃患者接受“消极疗法”
•另一半口吃患者接受“积极疗法”
•半数非口吃患者被冠以“口吃”的帽子并接受“消极疗法”
•另一半非口吃患者接受“积极疗法”
此项实验仅有的重大影响体现在第三组，尽管这组孩子从未真正患过口吃，但他们的行为开始改变，他们开始感到自卑，下意识地把他们自己归为口吃患者。然而，那些真正患有口吃的孩子们却不在意给予他们的评价，依旧我行我素。
6. 斯泰特维尔惩教中心疟疾研究项目(Stateville Penitentiary Malaria Study)
据估计，二战期间，驻扎在南太平洋的美国士兵中60%-65%都在服役期间感染了疟疾。从某些方面来说，疟疾比敌军要致命得多，所以寻找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当时是重中之重。安全有效的抗疟疾药物也就成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始于1944年，历经两年，伊利诺伊州斯泰特维尔惩教中心的400多名囚犯统统成了一项致力于获得有效抗疟疾药物实验的实验对象。参加实验的囚犯被迫感染疟疾后，研究人员便采取实验性疟疾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这项实验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不道德的做法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到当时为二战胜利而团结一致、迫切期望美军能够平安健康归国的美国公众。那些实验对象也都知道实验的目的，当时他们还被赞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许多情况下，作为参与实验的回报，他们的监禁刑罚期限则会相应缩短。
5. 南非的烦恶计划（The Aversion Project in South Africa）
如果你生活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那么你就会活在国家规定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阴影之下。如果说这本身不够为难，那么国家还会控制你的性别及性取向呢？
南非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反同性恋法。如果你是男同你就会被认为是异类——你同性恋的性取向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可治疗的疾病。甚至当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作为其治疗手段的烦恶疗法也被揭穿之后，南非国防部队（SADF）的心理医生和*队军**医疗专业人员仍然相信这种过时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特别是，他们还将烦恶疗法技术运用到囚犯和兵役法时期被强征入伍的南非人民身上。
1969年到1987年间，位于比勒陀利亚，沃特雷克胡戈特（Voortrekkerhoogte）的一家军事医院的22号病区中进行着“治愈”“异类”的尝试。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在接受烦恶刺激（同性色情照片）的时候会被麻醉或电击休克，电击休克后，他们紧接着又要接受异性色情照片的烦恶刺激。当这个方法不起作用时（这个方法也不可能有效），研究人员就会采用激素疗法来治疗那些受害者，有些时候甚至包括化学阉割。此外，估计900名男性和女性在“找回自我”的后续治疗失败之后还被迫进行了变性手术——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拒绝的，还有一些手术也并没有完成。
4. 米尔格伦实验（又译：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Milgram Shock Experiments)
科幻电影《捉鬼敢死队》里彼得•温克曼（Peter Venkman）在大学生身上进行电击实验（ESP/electro-shock）的情节，很可能是受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开展的一系列著名电击实验的启发。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充当“老师”角色的是应聘参加耶鲁大学研究项目的美国人，并且他们以为这项实验是关于记忆和学习的。他们的任务是将词汇表读给“学生”听（学生由实验人员扮演，但参与实验的“教师”们并不知情）。每个扮演“老师”角色的人需在“学生”做词汇匹配测验出错时对其施加一定程度的电击。“老师”们相信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电压强度会在15至450伏范围内随之提升；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老师在此过程中用最大强度的电压电击了“学生”，并且在实验者的指令下持续增加电压强度。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记忆和学习的实验，而是一个研究对权威的服从的实验。实验者也没有对任何人施加真正的电击。
直到今天米尔格拉姆实验依旧饱受争议；有人批判其缺乏现实性，但也有人指出实验结果对于了解人们在压力下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又一次得到了应证——大约有70%的“老师”服从于所谓的权威，对“学生”施加了他们所认为的最高级别的电击惩罚。
3. 中情局精神控制实验/ MK-Ultra 计划（CIA Mind-Control Experiments (Project MK-Ultra)）
如果你熟知《以眼杀人》（Men Who Stare at Goats）或《谍网*魂迷**》(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的话，那你一定知道：中情局的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秘密开展精神控制实验。如果你觉得这只是虚构的小说情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冷战时期，中情局曾四处搜寻各种可以将美国人变成所谓“超级特工”的方法，“超级特工”们可以执行*杀暗**，也不会因敌方审讯而叛变。在代号为MK-Ultra计划的实验中，中情局的研究人员通过给毫无防备的美国（和加拿大）公民使用迷幻药在他们身上开展实验，迷幻药包括*角酸麦**二乙基酰胺（LSD），普斯普剂（PCP）和巴比妥类药物，还有其他各种非法行为，例如催眠，可能包括化学、生物以及放射剂的使用。许多大学也参与了这项实验，但大多是作为传送媒介，并且他们并不知情。另据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估计约有7000名士兵也被迫参与了这项研究。
这个项目持续了二十多年，期间中情局花费大约两千万美金。一人在实验中死亡，但人们怀疑远不止一人。1973年中情局销毁了其保存的所有与MK-Ultra计划相关的文件记录。
2. 731部队(Unit 731)
早在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中就明令禁止使用生化*器武**，但日本却拒绝遵守这一禁令。日本军方相信如果细菌战的威力可以强大到需要被明令禁止，那它一定是一种高效的战争手段。731部队，组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军占领下的满洲（中国东北旧称），一支机密设施中的机密部队，对外谎称是防疫及水源供给部队。这些日军在活人身上进行着病原体和化学*器武**的活体实验。在那里，日本军医和军官们刻意让受害者感染传染性疾病，其中包括炭疽，黑死病，霍乱，梅毒，斑疹伤寒以及其他病毒，他们试图以此研究这些病毒如何影响人体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于二战中日军的*弹炸**及战术打击上。
除了病原体实验，日军731部队还进行了多种其他人体实验，其中包括尸体解剖和活体解剖，当然这只是日军众多*行暴**的冰山一角，并且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日军实验者认为使用麻药会影响研究结果）。
许多受害者都是中国平民和战俘，除此之外其中也有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受害者，基本上只要不是日本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实验对象。时至今天，据估计约有十万人先后成为该机构的受害者，但如果算上那些平民居住地和战场中细菌*器武**的受害者的话（比如据报道日军飞机在中国村庄上空投放感染病毒的跳蚤以及在中国平民的水井中投放霍乱病毒），遇难者的人数将飙升至二十五万人左右，甚至更多。
无论你相信与否，二战结束后美国授予了这些731部队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豁免权作为其独吞珍贵的细菌战研究资料和活体标本的交换条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政府都一直拒绝承认731部队曾存在以及那些惨无人道的*行暴**曾真实发生过。
1. 希罗菲卢斯的人类活体解剖(The Human Vivisections of Herophilus)
古希腊的外科医师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被认为是解剖学之父。然而在他通过实践得出那些伟大发现的同时，他对于人体内部活动原理的研究方法使他在这份榜单中夺得了一席之地。
希罗菲卢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行医，在前两位托勒密王朝法老的统治下，他获得批准，和同时代的希腊医师、解剖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一起公开解剖人体，至少长达30至40年之久。在托勒密一世(PtolemyⅠ)和托勒密二世(PtolemyⅡ)统治期间，罪犯可能被判以死后解剖或活体解剖的刑罚，据说这位解剖学之父不仅仅解剖尸体，还对大约600名囚犯进行了活体解剖。
希罗菲卢斯使人类解剖学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在大脑、眼睛、肝脏、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方面。历史上有段时间，解剖死尸被认为是对身体的*渎亵** (即使那时埃及正盛行木乃伊，也仍没有人会在死人身上验尸)。如今，活体解剖同样被认为是一种*杀屠**。
原文作者：Maria Trimar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