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会医学的根本在于“人”，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和解读社会医学则更恰如其分。在人类学者眼中，社会医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引子
从生物医学到社会医学，是把人从简单生物体的视域回归到有思想、有灵性、有社会性的“人”，同时把疾病或健康的生物学过程放在人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来进行考察，以期得到一个更为深刻、更具思考性的结果。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军教授认为，关于社会医学的概念，以及它在中国社会中的特点，需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来支撑。
而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医学发生发展于整个社会，不应该孤立的去看待疾病和医疗，而应该将医学放入到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语境及其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思考疾病背后的社会、文化和认知原因，进而寻求人类学者介入的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张小军教授认为，对疾病正确的文化认知、社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以及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的社会医学进路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益处。
张小军教授在南山社会医学研讨会上发言
疾病的人类学解读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以整个人类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领域十分庞杂，人类的疾病涉及到生物人类学、身体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形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传统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分为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与人格研究以及战后的公共卫生相关的研究。当代医学人类学主要是对人类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疾病发生和治疗的医学行为进行文化解读，包括对疾病、治疗等行为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文化理解。
就“疾病”而言，人类学者至少从以下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理解：
一是作为生物或医学的疾病，
二是作为社会的疾病，
三是文化认知的疾病。
生物医学的疾病 ——疾病和身体的文化
张小军教授提出，生物医学的疾病在医学方面（无论西医还是中医）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标准。但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疾病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对疾病都有不同理解。除了正统的西方医学之外，还存在着替代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非常规医学等。在不同的世界观、社会文化习俗等影响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不适有着不同看法，也形成了自己的医学理论、治疗方法和保健习俗。
近年来，癌症成为一种不断被放大的疾病
说到癌症，有癌细胞本来是身体的常态，就好像人体一般携带有两斤的细菌一样，正常的免疫力完全可以防止癌细胞的疯长（因而才有所谓癌症）。
但是在最近30年，癌症成为一种不断被放大的疾病，一方面，被个人所放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个人对自我的健康和生命更加在乎和珍惜；另方面，被社会所放大。这种放大包括了环境污染、过度不良饮食、过度压力紧张等原因，从而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并诱发癌症。
当癌症变为社会首病时，意味着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和疾病已经成为社会的身体问题和群体疾病，后面隐喻了社会的病态和社会文化的疾病免疫能力下降。
“东亚病夫”是旧中国综合国力、社会形象和国际地位的一个隐喻
张小军教授认为，疾病实际上被众多隐喻所纠缠，因为人们对疾病充满想象。过去中国人曾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其中蕴含的远远不止对中国人体质的描述，而是暗含对于整个社会、国家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评判。有学者认为:“结核病在19世纪西方社会被赋予的形象总结了当时经济的负面行为：消耗、浪费、虚掷精力。
而癌症所落入的想像，是20世纪的负面行为：畸形成长、压抑、污染”。在这个意义上，癌症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发展病”。现在每年国家与个人投入癌症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恐怕不下数百亿，还不算每个病人和家庭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因此，对癌症的理解，必须跨出狭窄的医学视角。
社会疾病 ——社会生病了？
张小军教授提出，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疾病，那么可以说，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致病社会”，这个“致病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空气污染导致的北京肺癌发病率上升、社会压力导致的精神疾病增加等等。
空气污染导致的北京肺癌发病率上升
另一方面，从医学人类学角度来看，疾病可能是一种政治经济不公平的社会表达。疾病常常更加偏爱弱势群体。如有学者对艾滋病进行病理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后，认为艾滋病亦是“获得性收入缺乏综合症”和“获得性政治免疫系统缺损综合症”。
在著名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向造成种种社会疾苦，但这些疾苦及其根源却被巫术化的社会调查和媒体权力等机制掩盖起来。
张小军教授认为，从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异化为自我主义和集体匮乏。在学习和接受西方理念的同时，我们的整个观念，包括医疗的观念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医疗化（medicalization）的过度医疗和诊疗标准，将本来是一个过程的疾病简单化为一种标准化的“结果”。让医疗变成了只是治疗“生病结果”而忽略生病之前的“生病过程”的技术。医疗的市场化则让医疗被金钱绑架，让疾病成为了赚钱之道。
因而，要把疾病及其相关的医学问题放到社会文化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下来理解。就像为什么会发生医患纠纷问题？或说为何这一问题在如今如此突出？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年代？这背后值得思考，而医学人类学可以提供一条有效的进路。
文化认知的疾病 ——我们更需要健康的认知
著名的修女研究案例
张小军教授认为，病人对文化、社会关系与历史的认知可能为疾病根源与治疗手段提供解释。张小军教授和大家分享了美国肯塔基大学的Snowdon及其同事进行的修女研究(The Nun Study)，研究者对志愿参加研究的75岁以上的678名修女进行了死亡后大脑的病理解剖。
病理解剖的结果非常轰动：很多修女的大脑呈现出晚期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即出现很多的淀粉样蛋白斑，但她们却完全没有老年痴呆症的症状。换句话说，修女们生理的脑功能已经退化，按说应该出现认知和人格障碍，但却没有。原因何在？
张小军教授对这个例子的分析是：修女的信仰、有规律的简单生活节奏和健康的人格维持了她们较好的脑力水平而没有出现老年痴呆现象。进而，张小军教授引申谈到他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癌症这一疾病：癌症也是一种文化认知的疾病。抗癌从医学人类学来说，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文化认知：
1、 建立正确的癌症认知体系，重过程而不仅仅重结果。
癌症是免疫系统能力下降的结果，而免疫系统能力下降是一个过程，因此，面对癌症的首要医学态度应是预防而非治疗。“治未病”优先“治已病”。
2、 免疫系统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需要提高国民和国家的双重免疫能力。改进双重的免疫观念并建立双重的免疫体系。包括国家的治污、减少工作紧张压力的度假制度、避免陷入“金钱社会”、促进健康饮食和健康人生观的国民教育，以及增强集体主义和医疗互助群体，促进和谐的代际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等。
3、 积极的文化认知治疗。
特别是将信任、关爱、互助等文化注入治疗过程。有研究发现：进取、乐观、助人、信任、包容等积极品质，对于健康和免疫力的增强有着重要的作用。张明徽教授的医患共同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全国有不少抗癌群体，相互关爱，相互支持，在癌症治疗中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切研究都要化为行动， 解决医学的问题
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行动，因而人类学对于社会医学的关注最后也要落脚于解决疾病和医学本身的问题。清华大学医学中心细胞治疗研究所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山分院合作，正是试图通过对社会医学的关注，进而大胆开创一种全新的落地实践。
在这次会议中，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之间的讨论合作，正是试图共同搭建一个针对癌症诊疗相关的合作和交流平台，走出过去传统的单一化、简单化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实践，把有灵魂的、带有更深厚人文色彩的对于疾病的认知和理解纳入到整个疾病诊疗当中，进而带动包括患者、医务人员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于疾病及其治疗实践的深远而有益的改变。
最后，张小军教授说到，“将社会医学的视角引入对于医学的讨论，除却直面疾病和治疗实践本身，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思考。”他坚信，这绝不仅仅涉及到医疗和治病。只要能在多方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共中**同做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人性化的模式，将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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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2016年10 月 23 日，由清华大学医学中心细胞治疗研究所、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起的“从生物医学到社会医学”南山社会医学研讨会召开。以“传播人文医学思想， 践行社会医学理念”为宗旨的清华大学医学中心细胞治疗研究所所长张明徽博士，基于20余年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思考，携手临床医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传播、慈济健康促进会等多位专家，分析中国医学现状，提出中国的临床医学模式应“从生物医学走向社会医学”，倡导“医学科普和医学人文教育是医患共同决策的基石，医患共同决策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有效手段”的理念，并在山东大学齐鲁南山分院建立社会医学临床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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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洋 （据张小军教授会议文字整理）
摄影| 张勇利 图| 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