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身份信息管理在人口管理中占据基础地位，也是人口管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若无法有效管理身份信息，人口管理将失去意义。身份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如人的体貌特征与社会表征，而身份信息是身份的表象，用于身份识别的特征值和身份的抽象化体现。

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如现代的居民身份证等通行证件，以此证明身份。而作为凭证使用的虎符等，仅限于皇室、官府等局部使用，使用范围相对有限，同时也不适宜大面积推广。古代统治者对人口管理，主要是依靠户籍掌握情况和管理臣民，而户籍登记中包括了身份信息。

一、户籍的转变，推陈出新，为了方便管理，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完善户籍管理体系

户籍法律制度，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夏商周是我国文明发源的起始，对后世制度的发展与沿革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夏商周时期，人口调查与登记可能在特定范围出现，但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正式的人口档案。该时期，统治者对臣民的管理相对原始、简陋，但为了掌握统治区域的人口情况，会进行一定的人口统计，尤其是针对*队军**和战俘等特种人口的情况。

到达春秋战国时期，人口调查与相应的户籍制度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该阶段，户籍开始与田制相对分离，同时与兵制结合。

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在积极地变法强国，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影响最为深远。在商鞅变法中，有一措施便是定期进行户口登记，这与现代的人口普查类似。

秦朝后，人口管理的方式就由调查制，转变成申报审核制，即由户主或本人主动向官府如实申报信息，官府核实后登记载册。这种制度对后世，包括现代的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并深远的影响，在现代也能发现这种制度的身影。

汉代的户籍制度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户籍制度并将其发展。汉代后期，由于门阀士族和豪强地主吞并了许多贫民的土地，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流民和豪强隐匿人口的现象，官府的户籍信息开始严重失真。

隋唐时期，国家走向统一，人口信息登记也开始着手解决。而宋朝也沿用了唐朝的制度，并打破了原先坊巷界限，改为以街道为基础做人口登记。同时宋朝商品经济发展，流动人口规模大，宋朝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人口流动。

由于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没有沿袭汉人的户籍制度。同时，在此期间，户籍种类繁多，登记森严，管理混乱，导致了户籍中隐匿的漏洞十分多。

明清期间，户籍制度得到重新建立。在明清之前，臣民的身份信息仅记载于官方档案中，除用人证外，臣民无法自证身份。到达明清时，臣民有户贴等身份凭证，意味着管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朝廷定期核查，却无法保证户籍信息的完全准确

人口情况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户内人口也会随着时间迁移而发生变化。因此，户内人口情况发生变化时，都需要上报官府。如：“生者著，死者削”就是一种数据更新。定期的核查会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而各朝各代对定期核查的间隔有所不同。

汉朝时，每年8月对信息进行核查，这种每年核查的方式能有效保证信息难以出现差错，但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而唐朝前期保持每年核查，到开元、天宝年后改为每三年一次。至清朝中后期，核查改为每五年一次。在两次核查之间，信息的及时更新，还是需要依靠本人或责任人的申报，而定期的核查，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信息出现疏漏或差错的概率与风险。但清朝中后期的五年一次审核，对于核查信息和节省人力上都相对有优势，在当时的时代，有着进步的一面。

在古代的户籍制度中，人口流动也比较困难。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土地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中，阻碍了人口的流动。伴随着历朝统治者通过各项法律限制人口迁移，将臣民彻底禁锢在户籍地中。比如针对离乡外出的情况，明代需要持有“路引”，否则就会面临处罚。这种方式，有利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但对于普通民众，阻碍了人口流动，降低了区域间的交流。在清朝时，商业开始发展，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依旧十分严格。每户家中有外出归来等情况，户主必须如实填概门牌，同时报明保甲长加以核查。这种虽阻碍了人口流动，但从当时信息、交通不发达的局面看，采取这种管理方式，对人口的掌握有一定的优势。

在人口外出等情况下，需要对其身份进行查询与验证，最有效的信息便是相貌。这一人体生物信息，在古代可以利用户籍档案中登记的身体状况与体貌特征，及他人的相貌描述，经画像师描绘后，方可成为查询的线索。但古代没有照相技术，因此也会出现许多漏洞。如科举中在有样貌描述时，为防止描述模糊而出现顶替事件，依旧需要担保人担保，但会出现担保人被收买而出现顶替事件，而这类事件在明清时期尤为猖獗。这类事件的出现不是偶尔，而是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漏洞，逐渐出现，并愈演愈烈。

明清时期给外地经商者一个临时户口，即商籍，他们及其子女有资格在寓居地参加科举考试。这种方式，使当时科举考试造成的积极影响不断加强，但也出现了不小的弊端。由于商籍的性质，许多人通过冒充商籍的方式参与考试。如乾隆八年（1743年）的商童应试中，发现冒籍、顶替现象；乾隆十七年（1752年），礼部发现考试卷宗中民籍考生冒商籍考试。这类事件层出不穷，表明了明清时期，户籍信息已出现很大的漏洞，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无法收场。

三、户籍的编审，促进了宗族的产生，并逐步与宗族融合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富特色的地方。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逐渐演化出一个从家庭到宗族的系统，渗透在民间基层社会的各方面中，对中国的变迁产生深刻影响。而户籍制度又促进和加强了宗族的建设和发展。

宗族式户口编审为宗族的发展提供外部环境。户口编审形式是户籍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西周的“六乡六遂”到明清“里甲”、“图甲”和“保甲”，各种户口编审的形式，一直是以乡里组织为基准。但秦汉之后，乡里组织与宗族逐渐密不可分，使户口编审有时按宗族的方式来制作户籍。户籍制度使用此编审方式，使宗族内部更加团结，内聚力也能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也是当时环境造就，阻断人口流动，相同血缘的人被迫聚集，必然会兴起宗族，促使户口编审与宗族共同发展。

在明清时保甲制户口编审形式，有的保甲与乡约结合在了一起。明清徽州的文堂陈氏乡约就是依靠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组成，在组织上与家族结合在一起。又如清朝时期，有一甲人户全部或基本上属于同一宗族的情况，如南海县沙丸堡，甲内七十八户，全部都是该堡甘蕉乡的蒲氏宗族。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夏寨划分成3大块，中间多数居民仍属于同一宗族。

而在古代户籍产生时，主要是为了国家的赋役需求，统计人口的信息只是其手段。但户籍制度的天生矛盾，导致世袭同居的合户极易发展成为封建宗族家庭，同时促使了户籍与宗族相融合。而宗族势力游离在封建国家和百姓之间，或会成为封建国家的对手，侵蚀封建国家的利益。在明清时大量存在“析产共户”的宗族家庭形态。“析产共户”是一个总户头下，子孙已分产分居，但在官府的册籍上人登记为一户。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如明中后期的中山小榄何氏九郎族、顺德县李氏族等，也造就了侵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出现。

户籍为宗族组织内部的稳定提供了合法依据。宗族家庭人口众多，为共同管理宗族事务，保持稳定，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宗族内部制定了一定规则来理顺宗族内部关系，如：家规、族规。宗族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又是当时社会基本原则和法律的体现。而家族族规得以使用的前提是归宗入籍。归宗入籍是长幼名分确定的依据，但在法律事实中，又可以成为反证，为宗族关系起到稳定作用。

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封建国家利用户籍，试图控制、调节宗族，再利用宗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连带责任，达到控制全社会的目的，但当宗族过于强大时，随时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等局面出现。历史上曾发生多次此类事件，如1817年福建总督上书皇帝，表示该省形成拥有武装的宗族，通过*力武**与地方政府对抗。

结语

中国古代人口信息登记与赋税征收有着直接关系，只有禁止迁徙、严格登记，才能保证国库殷实。在人口登记时，不仅对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同时通过定期的登记与核实，保障信息的有效。在不断的改进中，促进了户籍信息的登记逐步完善。

但这种严格的登记，又会促使宗族的强大，或出现危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出现。在古代没有可靠的技术识别，依靠静态的人口管理，在唐宋之后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人口迁徙成为大势所趋时，表现出了失灵，甚至阻碍其发展的状况。

参考文献

《中国保甲制度》

《钦定科场条例》

《清朝文献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