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马雷
编辑丨Chloe
审核老师丨曲晓艳
当今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不再匮乏，但似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仍然很痛苦。
这种痛苦从近几年的新词可见一斑：
有人在经历 “内卷” ，变成 “空心人” ，每天奔波劳碌而不知为何，看不到生活的意义；
有人深陷 “政治性抑郁” ，看到恶性社会事件后感到绝望而无力，感觉渺小的个体可以轻易被吞没；
有人在 “精神内耗” 中不可自拔，痛苦像是房间里的大象，存在，但似乎又说不出。
“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感到深深的痛苦，然而周围的人却正常而麻木。这是我的问题吗？”
“明明是社会的问题，却反过来说我‘心理不健康’，要我‘治疗’并‘改正’，凭什么？”
“难道要我像其他人一样愚蠢而麻木才可以‘健康生活’吗？”
……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疑问，请你看下去。
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疗法的观点来看待、解释、分析痛苦，或许，她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新的视角。
何为女性主义疗法
女性主义疗法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恰逢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该疗法 将女性主义运用于临床心理实践 ，它受父权制主流视角之外、之下及与之相左的现实的启发。
女性主义亦是一种 理论 ，它不仅倾听那些被主流文化定义为“她者”的人的声音与经历，更赋予这些声音与经历以权力。
该疗法固持一种激进的观点：边缘化人群的声音是最伟大智慧的来源，即便这些声音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制着，比如女性、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等。
女性主义是一种 以能力为基础的范式 ，它认为人们能够为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负责，人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且渴望改变。
女性主义还是一种 受政治影响的模型 ，它立足于社会文化现实，并在影响该现实的权力动态框架中审视人的经历。
因此，女性主义疗法可以被这样定义：
该疗法受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及分析的启发，扎根于女性及性别心理学视角下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引领着治疗师和来访者共同寻找策略与解决方案，而这些策略与解决方案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在个人与社会、情感及政治环境的交互中，能够推动女性主义抵抗压迫、进行转变及社会变革 (Brown, 1994, pp. 21-22)。
它的最高目标是给来访者赋权，并培养来访者的女性主义意识。这种赋权被认为是对父权制的颠覆，对包括治疗师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治疗师和来访者双方都浸润在父权文化中。
四个权力领域
女性主义疗法从四个权力领域概念化人类经历(Brown, 2021)：
01 躯体/生理领域的权力
权力意味着 与自己的身体紧密相连，并对它抱有爱悯之心 。身体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也以其健康、自然的样貌被自我接受。
权力也意味着洞悉身体对食物、安慰、性快感以及休息的渴望，并 用不对身心或道德观造成伤害的方式满足这些需求 。
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瘦弱而缺乏安全感，于是她决定通过打拳击来强身健体，这就是权力的一种体现；
然而，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因为想符合社会对于“白幼瘦”审美的标准而节食减肥，因为她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故意伤害，个体实际上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02 心理/心灵领域的权力
权力意味着一个人 了解并信任自己的想法，可以批判性地思考 ；当新信息出现时，可以 灵活调整自己的认知，不轻易受他人左右 。
心理社会权力亦包括体验强大而激烈的情绪的能力，个体可以包容这种情绪，并用不会对自我和他人造成伤害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
也就是说，心理权力意味着勇于不断调整、改变自己的旧有认知，接纳自己的情绪，并相信自己拥有恢复的能力。
03 社会/人际-情景领域的权力
有权力的人在人际沟通方面常常更加有效 ，她们在更多的时候能以自己期望的方式影响他人，却并没有不切实际的控制欲。
她们可以体谅他人，与人们建立良好的联系；同时，她们有边界感，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有权力的人既可以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也可以自主决定结束一段不良的关系。
她们通常是基于自主的选择、意愿和渴望而选择成为某个角色，比如同事、伴侣、父母，而不是意外。
04 精神灵性-存在领域的权力
有权力的人拥有意义建构系统 ，这能帮助她们应对生活中具有挑战性的事物，并带给她们舒适感与幸福感。
她们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社会，并能够将其整合进自己的身份中来加深对自我的了解。
有权力的人洞悉自我存在的理由 ，并能将此整合进自己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此外，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权力的体现。
父权与失权：痛苦的根源
然而，父权社会却有意或无意地让几乎所有人在一个或多个维度失权，以至于“成为有权力的人”几乎成为奢望。
父权制是近乎无处不在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个系统中，无论个人的性别如何，与男性有关的特质享有特权，与女性有关的特质遭到诋毁(Lerner, 1993)。
女性主义疗法及理论认为，父权制是人类痛苦的根源，这也包括那些被心理卫生学科建构成诊断类别并打上精神病理学标签的痛苦。
因此，促使人们寻求治疗的痛苦或障碍本身，无论它们对个体的身体功能造成多大伤害，都不被女性主义疗法视为某种不正常，这些痛苦更像个体因深陷畸形的父权现实而产生的反应。
这种畸形的社会价值体系对所有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那些在父权规范下占据主导地位并享受特权的人。
女性主义疗法认为，即使是在父权现实的限制下，对于失权的无力感也是可以被转化的。
父权的一种去权策略，就是制造出文化及个人层面无能为力的恍惚状态，从而传达出一种信息，即大多数人无法为自己赋权。
“阶级是不可改变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性别化或者其他社会建构的角色和关系是不可变的……”
这种被父权文化传播出来的大规模失权信息都催生了这种社会性恍惚。女性主义疗法希望它的参与者留意权力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可供她们使用，从而颠覆并中止这种恍惚的无力感。
通过挑战“放弃并随大流是唯一的选择”这一文化信息，女性主义疗法及其从业者逐渐破坏父权文化对“危险”的叙述并创造出希望，而这正是发生改变的必要条件。
女性主义疗法的赋权
女性主义疗法尝试通过几种策略来实现赋权这个目标。
首先，治疗师*制抵**父权制下的诊断，并与来访者建立平等关系。
女性主义疗法指出，心理治疗实践本身充满了压迫女性的规范和价值观，并将个体对这些阻碍的反抗与心理不健康联系起来。
人们将不符合主流的想法、价值以及行为称作精神疾病有两个目的：
第一，贬低被贴上该标签的人；
第二，阻碍人们超越个体去观察那些促使不符合主流的想法、价值以及行为萌发的外部力量、动态及结构。
因此，女性主义治疗师 用“痛苦”和“行为失调”来代替“心理疾病”这个词汇 (Ballou & Brown, 2002)，从而对来访者进行赋权。
其次，女性主义治疗师将心理疾病重构为痛苦与功能失调。
一个遭遇过身体、心灵、思维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极端侵害的人，往往已通过发展消极策略——通过从身体、情绪或记忆中解离，或通过自我伤害——保护了她们自己(Brown & Bryan, 2007)。
对女性主义治疗师来说，上述所有基于保全生存能力的策略和挣扎就是一个人面对父权制而努力获取权力的证据。
一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并不应被视为心理疾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正在努力的人已经具有的、积极地向有权力的个体看齐的能力。赋权的第一步就包括将痛苦重构为一种信号，一种渴望成为有权力的人的信号。
当与经历抑郁的人工作时，女性主义治疗师将会传递给来访者这样一种观念：虽然这些感受是痛苦的且常常让人虚弱无力，但也许这正是在传达社会现实需要改变和挑战的信息。
女性主义疗法认为痛苦和功能失调的具体症状既是对压迫体验的抵抗，也是解决无力感的尝试，这些尝试可能包括生理、心理、社会、文化以及精神等方面任何可用的手段(Brown, 1994)。
女性主义疗法承认许多人的痛苦体验有着很强的生理基础，但它也认为文化也通过对痛苦的接收和认定方式对它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即使痛苦的根源主要来自于生理因素，它们的意义仍旧是社会环境因素给予的，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个体体验到的元痛苦（即个体和她周围的环境对症状的定义）。
女性主义治疗师以这样的范式理解痛苦，并 尽可能避免使用DSM中的诊断标签 。
相反，她们 关注来访者的各种抵抗策略的测评和“诊断” ，并邀请来访者以看待问题解决方案的方式来评估自己的症状。这样的讨论让来访者感到自己是努力为自己创造安全感和幸福的人。
此外，治疗师还邀请来访者关注外部环境以及它作为源头传递错误信息的方式，这些错误信息正是关于来访者自己、她们的能力和价值观的错误信息。
治疗师和来访者一起关注那些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的，改变对一段体验的定性，这可能使它以更快乐或更悲痛的方式变得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Ballou, M & Brown, L.S.(Eds.). (2002). Rethinking mental health and disorder: Femin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Guilford.
Brown, L.S., & Bryan, T.C. (2007). Feminist therapy and self-inflicted viol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Session, 63, 1121-1133.
Brown, L.S. (1994). Subversive dialogues: Theory in feminist 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Brown, L.S. (2021). 女性主义疗法. Trans. 戴辰忱. 重庆大学出版社.
Lerner, G. (1993). The creation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