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能改变个人命运，却还是无法完成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的重建。
江西年夜饭事件，表面看是火车汽车拖拉机，不明亮的灯泡，颜色发黑的桌子，不锈钢盆中色香味不佳的鱼肉，长短不一的筷子，凌乱残破不堪的床被，令人作呕的露天厕所，让上海女实在受不了，连夜回到上海，并与男方分手。
这本是一对城乡小情侣的生活琐事，更而况类似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但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一石激起千层浪，越演越烈，纷纷戳中无数人的情感神经。有批评上海女矫情，有谈论城乡差距，有表示农村人不讲卫生...等等，甚至还有人把男女主人公贴上了凤凰男和孔雀女的标签。
看着似乎都很有道理，但基本都是表面文章，很少有触及到该事件投射出的深层问题。那就是作为特殊阶层，即使你融入了这座城市，依然很难改变别人用有色眼镜来看你，哪怕你再是凤凰男或者凤凰女。
同样，作为外地人，在陌生城市打拼，因为无根，会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在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是在努力的背后却是点点滴滴的残酷现实。
外地人社会身份的认同
这里的社会身份并不是单单指北京户口那么简单，而是你能获得与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
即使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背后却是多少的辛酸与无奈。虽然接受了你在城市的独立存在，却无法容忍你的家庭出身。
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调查显示：北京多数农二代不愿被称农民工。
调查中高达七成的农二代已经在现实上和情感上与土地脱离了联系，超过三成农二代与老家的联系已经非常疏远，他们从没有回过老家或是几年才回去一次。对于这部分农二代而言，故乡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他们中甚至有30%写不出老家所在乡镇的名字，18.5%不知道老家所在的县（区）的名字。
2014年打工春晚
相比于其父母（第一代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而言， 农二代在教育水平、住房条件、家庭支持、社会保障、职业选择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是一个普及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一代，平房独租、楼房独租和自购房的比例达到56.5%。
并且，农二代在职业选择上对于体面、稳定性和发展前景等目标有更多追求，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农二代的社会保障状况也有明显的改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49.3%、44.8%、52.2%和37.8%。
即便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仍是无根的漂泊者。调查显示，虽然在北京农二代的境况在许多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不过，在城市融入上，却有很多瓶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总体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是心灵上漂泊的一代。
80后农民工小梁的心声：贡献这么多，但北京却容不下我。
春节临近，小梁是最后一批坚守在工地的建筑工人之一
小梁自信，“出了工地，如果换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没什么区别。”如果说父辈们在城市只是为了生存，他们则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尊严，“来城市打工不单单是要挣钱，在心理上也很渴望能够融入这座城市。”
外地人社会关系的构建
孙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区，2013年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时，被告知没有通州区的社保缴纳证明不能办理。“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区。”权衡之下，还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我俩打算过一段时间都回老家了。没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不能扎下根儿来。”
2008年保障随迁子女就近上学的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几年内各地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放宽了不少。但最近两年，各大城市又开始普遍收紧政策。2015年北京非户籍学生家长做过统计，要想入学，实际上须备齐28个证件才有参加初审的资格，其中很多证件，需要提前很多年准备。
从目前看，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难题，虽然国家政策图景很好，但现实中仍有两大梗阻：一是北上广等农民工数量较多的城市提高门槛，导致很多家庭只能分隔两地，孩子回原籍读书；二是入学之后，保障程度有差距，有的虽然进了公办学校，但只能入读“校中班”；有的入读教委主导建起来的打工子弟学校。
办学10多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化改造，多次搬家的燕京小天鹅公益小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11年，学校由于《人民日报》等众多知名媒体报道，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吸引了大量爱心人士与志愿者积极参与贫困助学、业余支教与资助学校建设。以下图片摄于2011年
废墟中留守的民工小学
学生的午餐标配：馒头、咸菜、米饭
学生上课情形
外地人的梦想何时才能照进现实
“谁言在他乡,寄身成故乡”，这是海淀区北四村中一家公寓外墙张帖的广告语，北京的城中村居住着许许多多来自他乡的人，城中村分散在北京的城区中，与繁华喧嚣的城市相临，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每天穿梭往返于城与村之间，为理想和生活而奔忙。
海淀区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外地人聚集地。户籍人口为4000多人的村里居住了5万外地人口。2010年3月29日北京市唐家岭地区启动整体腾退改造工程。
随着唐家岭改造工程开始，外地人大规模迁徙，北四村的人口开始猛增，如今是北京最大的外地人聚集地。北四村位于北京北五环外，人口6000人，外来人口9万多。年龄在19岁到55岁之间，以在中关村、上地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为主。
生活成本低成为一些人选择这里的理由。
一墙之隔就是天壤之别的房租。
一位初为人父的年轻男子流露出幸福的眼神，在这里有他为之奋斗的理由。
如今北四村成为许多外地人开始北京生活的的第一站。
树村位于海淀区中部，圆明园以北、北五环外，离颐和园和中关村都不远，附近还有几所大学，地理位置优越，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
把自己当成过客，居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少会在意周围的环境如何。
洋桥村，位于北京市南三环西路与马家堡东路交界的地方。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却有十几栋楼。
化石营村位于北京CBD，被称为繁华背后的“城中村”。
分钟寺村位于北京三环东南角，因为房价低廉，交通便利，曾经也是外地人的聚集地。
东小口村，曾经是北京最知名的废城，承载了北京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曾经超过3万人的废品回收大军在此谋生。
光鲜亮丽外表下的衣衫褴褛实在太多，这只是外地人在北京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每个人都知道生活在北京需要比在家乡付出更多的努力，可为什么越努力越辛酸呢？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的外地人涌入这座骨感现实的城市。
2016年昌平区将对包括“北四村”在内的5个棚户区进行改造。驱赶式的迁徙再次上演，外地人又将何去何从呢？
“来北京闯了30多年，每次买房都是刚需，这10年从海淀买到大兴再买到河北，混着混着，都混出北京了。”一位老北漂的亲身感悟。
“来北京三年，终日拼命工作，房价像打了激素一样疯涨，物价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窜的不可思议，只有工资稳定的像北京的交通一样停滞不前。”一位小北漂的亲身感悟。
残酷的现实，畸高的房价，微薄的工资，缥缈的户口...等等，这一切，注定梦想只能是个梦，醒了只能一场空吗？难道奋斗了那么多年，却还是在“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的迷茫中继续着乡关何处的身份迷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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