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父亲身体不好，经常吃中药，而且由鲁迅捡药的时候居多，除了药本身外，还常常有些奇怪的药引（比如一对蟋蟀之类），就这样也没挽救他父亲的生命，这也是促使他前往日本学医的重要原因。他因为牙齿不好，被别人认为是肾不好所引起，青少年时有过很深的自卑。
他对中医的粗疏简陋有了解，并持批判态度，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子骗**”。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孙中山、曹聚仁、胡适等等都有类似观点，很多都是新旧医学交替时代（晚清）过来的人，鲁迅的批评还算客气的。当然我们可以假设鲁迅憎恨中医，是他父亲碰到庸医而已，或许曹聚仁他们也都是这样。
个人认为，中医理论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认为我们人类，和世界上其他生命有着隐秘、神奇的联系。我们的生命和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在这个环境诞生，这个环境就有支持和供应生长、康复的元素。比如毒蛇的解药，常常在它生活的附近环境中可以找到。据说狗有问题时，也会自己到山上找中药吃（这个观点网上有支持，有反对）。这本质上是生命的辩证法，同一个环境，既有支持同样有克制人体的元素。
中医有没有效果？绝对有效果，但它的有用，是经验主义的用处，是从环境中寻找对病症有疗效的东西，比如薄荷利咽止痛，当咽喉不舒服时就可以拿来用。但中医基础是糊涂的，“五行阴阳”之类（很有意思的是武术也会提到这些字眼。中国文化杂驳式统一的一个特点），理论自己也解释不清。很多还挺怪异，比如《本草纲目》里人上吊的绳子，寡妇床前的灰，“百齿霜”和“轮回汤”（头皮屑和尿）等等，本来就是糟粕和精华同在。
现在医学界对中医有个观点，叫做“废医验药”，就是这个体系基本不用，方子倒可以一个个拿来研究实验，日本“汉方”，就是从中医试出的有用的方子。俞樾（晚清国学泰斗）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也就是这个观点。在俞氏看来，中国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中医不光理论体系不行，它的行政结构科技体系也不行（我找不到更合适的提法），比如你有一个好方子，为了在行医上占有优势，基本会保密，加上传男不传女等因素，很容易会失传，而且徒弟还不一定比师傅厉害（西医，基本二十年后的一批一定会比前一批厉害）。
中医目前能治什么，不能治什么，无法搞清。中医发展到什么阶段，也无法有效的推广，要病人自己乱求乱问。西医就容易明白，心脏，我能做支架了；天花，我能种疫苗了；糖尿病，是Ⅰ型还是Ⅱ型，我能控制到什么程度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中医理论体系薄弱这个毛病，还在于这是娘胎里带来的：对病的原理搞不清，病毒还是细菌，是肝是肺是肾，它们又是如何工作运行的，这是什么病，到了什么阶段，都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中医的成就很难传承（假设每个中医师傅都毫无保留的话）。这个情况不光在中医，中国文化其它现象也可以看到，比如西方做蛋糕，有重量有模具，按着方法做下来，基本不会走样，但做包子，咸甜，大小，多少只能看师傅口传心授来决定。
西医发展之初，也是很可笑的，基本由理发师兼任（可以参看小说《吉尔·布拉斯》、电影《理发师陶德》），一开始就是放血，什么病都放血，用蚂蝗吸血。然后象直男对待身体欠佳的女友一样，一个劲的劝病人多喝水，还不一定是热水。《手术两百年》，中国人拍的纪录片，对西医如何进步发展有着详细的描述。西医的发展是与其它学科，也就是整体的科学发展密不可分，哲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最新研究理论与成果，都能第一时间运用到医学方面来，纠正过去的偏差，改进目前的局面，并且是西医进一步发展进步的强大支撑。
中医的短板，缺点，其实显而易见，它们的探索永远停留在表面，几千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手段上无非是汤药，外敷内服，最勇敢的估计就是针灸。很多东西，根本无法治疗，或者说缓解症状，西医能给人类带来的福音，能治疗的病症，远比中医多而且有效。比如女人生育，我估计没人放心让中医独当一面；比如男人气鼓卵（最好的，就是装个丁字裤式的拉住一下，本质上是物理）；比如阑尾等小手术；狂犬疫苗什么的更是免谈。
中医行不行，能不能发扬光大，本质上在于中医有多少实用性，有多少值得继承的地方。你文章中当初协和医院能顺利入驻，肯定是因为西医的神奇疗效，而不是人家鼓吹，或者所谓有步骤有预谋的消灭中国文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流毒无穷），否则就是把中国人看得太蠢了（而不是相反），而且把中国文化看得太不值一钱、不堪一击。“防人之心不可无”，但防人防到有受虐狂的心理，那一定有问题。
苏联解体，很多人认为是西方骗，施加压力什么的，本质上是这套体系能不能运行下去，从技术上能不能，主要是财政上能不能，经济帐能不能算下去；第二个是政府信用能不能继续撑下去。外力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摧毁能力是有限的，德国人铆足了劲都没干掉苏联，只有在运行与信用两方面发生严重的危机下才会崩溃。
就跟非法集资一样，如果它能按照当初定下的借贷规矩转下去，无论借方还是贷方，永远没人主动去揭穿。以清朝为例，作为一个朝代结束，不提意识形态方面（异族压迫汉族），辫子没人喜欢，剪掉了（最开始剪还是有阻力的，祖宗的东西，你懂的）。旗袍就发扬光大了，社会上搞旗袍秀的一批又一批，分叉改高的，领口改低的，都是为了充分展示女性们曼妙的身材。
人们本质上是不蠢的，会挑有用的和有效的传承下去。中医也不例外，中医发扬光大的责任不在病人，而在医生，白岩松谈中医的观点是骗人的，中医的窘迫局面，本质上不是西医利益最大化决定的。中医能少花钱，又能治好，真像宣传的那么好，在人们有取舍自由的时候，还会选西医？中国人真没那么蠢。
我们应该学习日本，日本是哪里先进学哪里，汉唐发达就学汉唐，欧美发达就学欧美，这没什么好丢脸的。中医在建国初期能够得到进一步宣扬，主要是补充西医条件不具备，人员和物资上的双重缺乏。毛主席本人，白内障是西医治好的，长征时期打摆子也是傅连璋用奎宁治愈的，包括他洗牙齿，也算西医吧。
如果现在还开倒车，就没必要了。 真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每次出现一筹莫展的局面时，中医就来个反扑：你看西医也没辙了吧，还得中医来啊！但本质上，西医是在探索研究，一步一步接近真理，而且也承认局限性［有些事是永远无法看透的，比如生命。而且还会有超级病毒的出现（任何药都没用）］。
西医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老老实实，坦坦荡荡，决不故弄玄虚，能治愈的了就尽量告诉你治愈的了；治愈不了的尽量告诉你这是什么病症；实在不知道什么病的，就说我们还在研究。
比如这次新冠肺炎，按中医来讲，基本病理搞不清，防护措施不懂，还不是冲在第一线，坐在书房里，翻几本古书，拼凑几副药材，却大言不惭的宣布这个有疗效那个有疗效，不过开了几副清热解毒的方子在试错而已，没病的人喝几副都没问题，反正靠病人自身免疫力在撑着，对病毒的本质何尝有半点了解。说句难听的话，怎么死的，死在什么东西手里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爱中医不一定要吹上天，象阿Q忌讳他的癞痢头一样，宝贝它的短板与局限，吹捧它所没有的成就，做不到的事情。祖宗我们应当敬重，可是以对世界认知顺序来讲，祖宗应当比我们低几个段位，有很多幼稚笨拙的地方。这并不奇怪，只有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才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祖宗们走过的弯路与教训，应当充分汲取，动不动博大精深，动不动五千年，那不客观。一味地抱残守缺不可取，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乐观，更无必要。
西医开肠破肚，中医还是望闻问切（正常人看到别人脸色不好，问上两句，也能知道个所以然）；西医移肝换肾，中医还在外敷内服；西医洞彻心肺，中医还是阴阳五行；西医一日千里，中医还是药材组合。这怎么会令别人信服中医有特别的优势所在呢？
中医这样要面子，象怀春的小姑娘，对科学采取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态度，就像跳探戈一样，进两步退三步，碰西医的瓷，揩西医的油，什么时候才能走上科学的道路，象阿甘挣脱掉束缚在身上的夹板（这夹板就是愚昧与虚伪），撒开腿的朝前奔跑呢？
作者简介： 徐军，1975年11月生，江西省奉新县人，爱好看书、看电影、写作，喜欢小说。
本期责任编辑：李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