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于经济学人杂志7月25日期
原文标题：A new era of economics (starting over again)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在这之后经历了三个时代：始于1940年代，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引领；直到1970年代，凯恩斯思想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因此在1980年代，逐渐被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所代替；到了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经济学家们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然而现在，在疫情给经济和社会留下的创伤中，新的时代正在开启。这会是怎样的时代呢？
凯恩斯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对经济周期的调控---如何抑制萧条以及确保所有想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并且，这个思想成了制定经济政策的主旨。与20世纪其他经济理论的形式有所不同，凯恩斯经济理论要求国家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充当重要的角色。大萧条的经验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原型，即经济运行并不是一个会自我纠偏的有机体。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应该运用大规模的赤字（政府支出大于税收）来支撑经济，并且在经济上行期间来偿还积累的债务。
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在1970年*开代**始崩坍，近十年持续的高通胀和高失业（即滞胀）使主流经济学家们非常困惑，他们本以为高通胀和高失业应该是对立的两个指标方向。因此，政策的制定们开始相信“扩大支出并不能抑制经济衰退”，时任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1976年也承认了这一点。弗里德曼批判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如果政策制定者只是刺激经济，而没有解决潜在的结构性缺陷，那么结果会是不仅没有降低失业率，而且通胀也提高了。并且高通胀会一直持续，因为这符合人们对政策调控的预期。
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案。出现于1980年代的货币主义思潮给了保罗沃尔克（时任美联储主席）启发，他采取收紧货币供应的方式来对抗通胀，即便这么做会导致衰退以及失业率的大幅升高。沃尔克清楚的知道紧缩银根可能将揭露一些其他的变化。许多货币主义者批评称政策制定者之前过于关注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对等，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他们应该转而关注一些基本的（比如低且稳定的通胀）长远的能够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创造条件的因素。
听起来像是谣言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从而最终提出了一个名为“灵活通胀目标”的宽松的政策机制。该机制的主旨是保持低且稳定的通胀---但其中也留有余地，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会为了保就业而容忍高通胀。调控经济的首要工具是控制短期利率的高低，结果证明，短期利率是比货币供应更可靠的消费和投资的决定因素。央行独立于政府确保了央行不会落入弗里德曼警告的通胀陷阱。财政政策作为经济周期的调控方式只是辅助性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财政政策被认为太易于受政治的影响。财政政策的职能是保持低水平的公债，并把收入以政客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重新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现在，上述两种主义结合的主流经济政策似乎触到了天花板。它第一次受到强烈质疑是在2007-09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政策制定者们当时面临着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需求水平（广义上是指，总的消费意愿相比于总的储蓄意愿）由于金融危机而长期萎缩了。为了对抗经济衰退，央行大幅降低利率并实施了量化宽松（QE，即印钞票来买债券）。但是即使使用了极致的货币政策，经济的复苏仍是漫长的过程。GDP增长疲软。最终，就业率回升，但通胀仍在低位。2010年代后期的情况与1970年代有相同也有不同: 相同的是通胀和失业再一次出乎预料，但不同的是这一次通胀和失业都是出奇的低。
这使得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调控经济。央行面临的情况是需要实行负利率才能创造足够的需求。这对央行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如果央行实行负利率，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挤兑。量化宽松是一个可选的政策工具，但它的效力还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也促使了反思。可参考一篇由哥伦毕业大学的伍德福德和谢音喜（Yinxi Xie）于7月发表的工作论文，“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一些列事件需要我们对传统观点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再评估，即单靠利率政策。。。应该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政策制定者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分配。当人们对全球化和自动化导致民粹主义政治抬头的担忧时，经济学家们不禁要问是谁的资本一直在从中获利。1980年后美国获得的不对等利益明显激增，这也成为诸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一些学者担心大公司已经变得过于强大；而其他被动全球化的国家的社会形态则过于尖锐，或者说是社会流动性在不断降低。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与经济活动成果的不当分配是密切相关的。富人的收入远大于支出，因此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了，那么储蓄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媒体也纷纷指责中央银行称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导致了房价和股价的飙升。
然而我们也非常清楚什么规模的经济刺激能够惠及穷人，即该项刺激要能够大幅降低失业率以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就在疫情之前，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低收入工人获得的利益达到了历史最佳。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9年7月称“我们清楚的听到和看到，在这次漫长的经济复苏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获得的利益感觉上要好于过去数十年。” 随着对再分配在振新经济中的作用的信心不断加强，更加凸显了寻找新工具代替利率来对经济周期进行调控的重要性。
变化正在发生
由于疫情的冲击，供应链和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断，原材料和产成品的短缺本应该导致价格的飙升。但是受疫情影响更大的是在需求侧，因为人们预期未来的通胀和利率都会更低。投资的意愿也十分低迷，因为发达国家的民众正在把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储蓄。
此次疫情还暴露并加深了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白领们可以在家办公，而那些“必要”岗位的工人---运输车司机，环卫工人等则必须继续工作，并且他们因此更容易被病毒感染，更加不幸的是他们的收入还非常低。那些服务行业的工人们（不成比例的低龄化，女性和有色族裔）则面临着大量的失业。
甚至在疫情之前，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开始再次关注一个现象，即经济的萧条和繁荣都对穷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由于经济危机对最底层的民众造成了最大的冲击，因此紧迫感油然而生。这种紧迫感是藏在宏观经济的转变之中。想方设法让就业率回到全盛时期再一次成为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如何提升就业呢？一些观点认为疫情已经证明政府是有能力对抗经济衰退的。本年度发达国家已经发行了价值约4.2兆美元的财政刺激，使得赤字已经接近GDP的17%，并且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增加额度已达到GDP的10%。这些巨额纾困已经使市场平静下来，许多行业得到了救助，家庭收入也得到保障。Unicredit银行的尼尔森提出，政府近期的巨额刺激方案“是对教科书中认为政府的*药弹**有限的有力反驳。”
虽然人们仍然对纾困对象，纾困方式以及可能的后果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政策制定者已经找到了多种方案。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按照激进程度可以被分为三种思想学派，依次为：大胆发行货币；有效的财政政策；负利率。
第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只要央行能够发行货币来购买资产，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和通胀。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央行应该发行足够多的货币，直到满足恢复经济和达到通胀预期的目标。如果央行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并不是因为央行的货币量不够，而是因为印的不够多。
不久之前央行就采取了这个方案，并坚称他们仍然有其他方案来解决问题。2013的日本经历了比任何国家都要严重的低增长和超低通胀的情况，并任命了被称为“不惜一切代价”的黑田东彦来担任日本央行（BOJ）行长。黑田东彦成功的提升了就业，但是通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刚好就在疫情之前，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称，资产购买的可能性意味着货币政策本身就可能足以对抗经济衰退。
但最近几年大多数央行的行长都倾向于劝告政府使用财政预算来刺激经济。欧洲央行主席拉加德就曾提倡财政刺激。鲍威尔最近也警告国会应该持续通过财政手段来应对疫情。澳联储（RBA）长官洛维在五月份曾告诉澳国会，“财政政策将不得不在经济周期的调控中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维持社会福利
也有许多央行行长赞同第二个方向，即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该观点的支持者怀疑央行购买资产的做法会导致无止境的刺激，或者认为购买资产是危险和不公平的---例如，因为购买一些公司的债券可能会救助了那些本该被市场淘汰的公司。政府更应该通过扩大支出或减税等预算赤字方案来吸收那些由私营部门创造的大量储蓄。这可能意味着高赤字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正如哈弗大学的萨默斯建议的那样。
上述预算赤字的观点并没有使央行回归本来的角色，反而使央行降低职能深陷其中。央行变成了财政刺激方案的助推器，它的作用是随时预算赤字的迅速增加，确保公共借款在相当长时间内低价位运行，央行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全部债券或者维持利率在长时间内接近于零的手段来实现，就像日本央行（BOJ）和澳联储（RBA）最近做的一样。据来自国际结算银行（BIS，一个全球央行的社团组织）的一篇报道称，疫情使“货币政策和政府债务管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满意。前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塔克在六月的时候称，作为对银行大肆购买政府债券行为的回应，我的问题是“银行是否已经变成了财政部门运转的左膀右臂”。但是这些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的人，比如前英国经融管理人特纳希望把货币金融方式的财政刺激方案变成国家政策---即“直升机撒钱”。
巨额的财政刺激方案意味着公共债占GDP的比例不断增加。然而这不再令经济学家们感到担忧。因为目前的低利率使政府能够应对更高比例的公债。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智库）的布兰卡德强调说，如果利率持续低于经济增长速率，那么经济就能够增长且在不进行预算超支的情况下摆脱债务。另外一种说法是只要通胀保持在低位央行就能够继续给政府筹集资金，因为最终还是对通胀的预期迫使政策制定者提高利率，从而导致债务成本的增加。
还有一些观点是建议财政刺激方案应该火力全开，并让央行加入进来，类似于“现代货币理论”（MMT）。这属于非传统经济学，它要求那些能够自己发行货币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忽略债务占GDP的比重，依靠央行来支撑公债，并保持财政赤字支出直到失业率和通胀回归到正常水平。
并且“现代货币理论”与上述提到的财政政策思想有相似之处。因为当利率为零时，发债和印钞票都不会增加利率成本。布兰卡德在最近的一些视频会议中称“当利率为零时，货币融资和债务融资没有区别。”
但比较到此结束。一些提倡“现代货币理论”的学者希望央行一直保持零利率，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则恰恰主张扩张的财政政策，因为他们希望利率能够提高。这样反而使得货币政策重新受到青睐。
第三种负利率的思想是激进的。正如布兰卡德强调的，该思想主要关注如何将利率保持在经济增长率之下。它的支持者怀疑认为财政刺激无论是来自债务融资还是央行的货币融资都将在未来为其买单。
量化宽松的一个负作用是它使央行无法在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提高利率，这些需支付的利息产生于银行已经占用的大量货币。印越多的货币来购买政府债，就需要存入更多的现金。如果短期利率上升，那么央行的储备货币的利息也会随之上升。换句话说，一个央行通过发行货币来给财政刺激融资，这在经济学上和政府发行浮动利率的债极为相似。各国央行最终都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英格兰银行官员弗里格在近期一次发言中称“量化宽松在政府债中的份额越大，政府就越多的暴露在短期利率的波动中。”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在未来几十年中政府将面临更大的预算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与老龄化相关的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支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以及任何类似新冠肺炎甚至更严重的灾难。刺激经济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是那种利率一旦升高就产生巨额账单的方案，而是采取负利率。
等待提升
一些国家的利率已经处于轻微负利率。瑞士国家银行的利率是-0.75%，而其他欧元区国家，日本和瑞典的利率也处于负利率边缘。但是哈佛大学的罗格夫和Citygroup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比尔特则预测利率会降到-3%甚至更低。为了刺激支出和借款，低利率将波及经济的每个角落：金融市场，银行*款贷**利息以及银行存款，这些都会逐渐收缩。低利率将会影响储蓄---在经济衰退期，首先，过多的储蓄是一个根本问题---尽管众所周知负利率会激发平民强烈*制抵**。
许多人可能都想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放在床垫下面。要应对低利率的负面后果需要彻底的改革。有许多方案可行，但最强有力的是废除高面额纸币，使得持有大量现金的成本是昂贵和不现实的。罗格夫先生称纸币最终会是如“笨重的硬币”一样的存在。
负利率也催生了央行和金融系统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科比和布伦纳麦尔在2018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调低利率可能会出现“利率反转”从而限制银行*款贷**---不但没有刺激经济，反而损害了经济。利率低于某一点时（根据经验应该是负利率），银行可能不愿意对其储户实行降息，因为担心这样会导致储户不满从而转存到其他银行。超低负利率会严重影响银行的利润，即便是在无现金的经济环境中。
拿走属于他们的
许多因素可能反而会使经济更青睐负利率。现金正在减少---另一个危机正在加速到来。随着银行在资本市场中更多的充当中介角色，使得它对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比特先生称资本市场不受“利率反转”的影响。与此同时，各国央行长官正在操弄数字货币的概念，即试图通过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并使其充当公共的存款账户，从而使央行能够不通过银行系统，直接支付或者收取存款利息。美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方案中就包含类似的观点，即允许美联储直接服务那些没有私人银行账户的人。
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要权衡后疫情时代哪种风险是我们能承受的：央行大规模的干预资产市场，持续升高的公共债务；或一个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然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心即便是这些激进的改变也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更深次的问题。
哈佛大学的斯坦伯里和萨默斯先生在合作的新论文中反驳了上述观点，而是将问题归咎于工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不断下降的议价能力。并称，这可以解释各种美国经济的趋势：工人的收入份额降低，失业率下降和通货膨胀，以及企业的高盈利能力。他们称，企业主可能会比工人更有可能存钱，因此只要企业的收入增加则总的储蓄也会增加。
斯坦伯里女士和萨默斯先生倾向于能够加强工会或提高“公司治理安排从而提高工*权人**力”的政策。他们认为“需要非常谨慎的考虑潜在的失业率增加的风险对这些政策的影响。”增加工*权人**力的想法对个体来说可能更有希望。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加强安全保障，从而增加工人的议价能力以及可以选择合适工作的能力。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桑德布在近期出版的新书中建议，用小额全民基本收入代替免税收入津贴。另一个观点是加强现有劳工法的执行力度，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执行力度很低。加强对企业并购的监管，从而防止新垄断的形成，这些可能也会有帮助。
所有这些新的观点现在都将争取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年初时谁能够想到，仅六个月之后，欧洲数千万的工人会通过政府资助的休假计划来获得薪水，且在美国每十个失业者中有七个可以从失业保险金中获得比以往工作更高的收入？由于大量的经济援助，BIS称“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将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
可能的变革
许多经济学家恰恰希望国家干预，但其中的风险也显而易见。已经承担巨额债务的政府认为担心赤字是软弱的表现，并且央行的独立性也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能最终推高了通胀，也让我们无比怀恋过去的体制。金融机构的改革可能适得其反。更大规模的再分配可能会使经济以苏菲先生和斯坦伯里女士等人描述的方式从低迷中摆脱出来，但高额的赋税也同样会使就业，公司和创新陷入低迷。
对国家经济状况的重新思考是一个机会。目前有一个不断加深的共识是人才紧俏的劳动力市场能够给劳动者更大的议价权，而且不需要扩大再分配。对公债冷静的再评估能够引导绿色公共投资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各国政府可以开启金融的新时代，涉及更多的创新，成本更低的金融管控以及可能是一个不被实体现金钞票所束缚的货币政策。可以确定的是旧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堪重负。无论如何，改变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