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什么说历史是面镜子#

滕文公未即位之前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去楚国。途经宋国时，特意安排出时间拜访了孟子，向孟子请教学问。

看腾国太子如此好学，又有善缘慧根，孟子便着重向他传授自己最看重的“性善”学说，并每每援引尧、舜的言行加以佐证。“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太子听得如痴如醉，却又将信将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告别孟子，继续前往楚国。一路之上，反复琢磨体会，到底什么是“性善”？

孔子只说“性相近也”

《论语》中，孔子确实很少谈“性”。子贡曾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老师常常给咱们讲授礼法规范，也能看到他的威仪，读到他的文辞，这些我们都能理解并掌握。但是，关于性与天道，他老人家却很少讲，我们也体会不到。

这说明什么？孔子的学生们都想参悟“性与天道”，但是孔子却几乎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论语》中只有这么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既没说性善，也没说性恶，也没说性无善无恶。他只说“性相近”，剩下的就让弟子们各自去体会吧。他给学生授课，不讲性，也不讲道。讲什么呢？讲“礼”。

子贡所说的“夫子之文章”，是指孔子外在的行为方式、仪表神态、言谈举止、礼法规范等，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威仪气度。这些表现，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礼”。

孔夫子给学生的授课内容，主要是习礼。哪怕是在漫长路途之上，颠沛流离之间，也不忘习礼。通过习礼，去体会性与天道 。所习者不同，体会到的“性”也不同。

若依照礼乐文明的方式去体会，便能获得人性，这是善的。若不依照礼乐文明的方式去体会，大概只剩下兽性了，这便是恶的。

需要说明的是，人作为最有智慧的灵长类动物，他具有人性的同时，也保留着兽性。兽有兽性，并不是恶。人没有人性，而只有兽性，或者说人的人性大过兽性，才是恶。

孟子开口便道“性善”

孔子说的“性相近也”，可能涵盖了人性和兽性两个方面。而孟子说性善，则是强调人性面。

当人性得以完整的展现，可以对兽性进行有效的、合理的调节，使生命获得圆满，从而表现为一种文明的社会性，这便是善。

说到底，善就是合适，恰到好处。狼有狼性，适合狼的生存和延续；羊有羊性，适合羊的生存和延续；人有人性，同样也要适合人的生存和延续。这就是善。如果人没有人性，只有狼性，则会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这就是恶。同样的，如果人没有人性，只有羊性，也会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同样会导致恶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与兽性是一致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地赋予生命的，是生生之理，或者叫天地生物之心。天地赋予兽的，和赋予人的，都是生生之理，这便是性。

其中，人作为天地之间最有灵性、最具智能的生物，他的生生之理自然要涵盖动物植物天地万物的生生之理。也就是说，人在维护自身存续的同时，还要维护自然的存续，使天地万物生生不息。

如此说来，人性与天地一样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曰生生不息。这就是道。所以，如果体会到人性，就能体会天性。能体会天性，便与道合一了。对人类来说，这便是最高的善，即所谓至善。此为孟子言“性善”的根据。

孟子一见太子便道“性善”，按朱子的说法，是希望他“先知得一个本原，则为善必力，去恶必勇”。同时，孟子每道“性善”，必称尧舜，是希望太子以尧舜为榜样和目标，学成圣贤。

朱子说，“性善者，以理言之，称尧舜者，质其事以实之，所以互相发也。其意盖曰知性善，则知尧舜之必可为矣；知尧舜之可为，则其于性善也，信之益笃，而守之益固矣。”

圣贤可以学而至吗？

战国时代，天下人日逐于功利，而不知性之本善，更不相信圣贤之可学而至之。一般人听到孟子之言，大概会扭头就走，回去可能还要取笑一番。

太子知道孟子大贤，必不会说空话。但是，尧舜之道又太难了，或许还有更简单的学问吧。带着这样的疑问，太子从楚国返程时，又回来拜见孟子。

孟子很高兴，觉得这个人的心中生发了“可与进道之萌芽”。他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人性就是天理，就是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今圣愚本同一性”，无论圣人和凡人，人性都是一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接着，孟子引用了三位古代贤人的话语，激励太子明乎本心之善，追求圣贤之学。齐国有一位贤人叫成瞷，他曾对齐景公说过：“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意思是说，“圣人也是人，我也是人，（在追求人性之本善方面）我怕他什么呢？”

复圣颜渊曾说过：“舜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吗？只要有所作为也会达到他那样的境界。”鲁国的另一位贤人公明仪是这样说的，“以文王为师就可以成为圣人，周公这话难道会骗我吗？”

孟子对太子的教诲可谓深矣。先言性善，又质之以尧舜之事，再说道无二致，而复引三贤之言以明之，是希望太子笃信力行，以圣贤为师，不要再寻找什么更简捷的学问。

写在最后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将孔子和孟子关于人“性”的观点整合在一起，作为开篇经文，足见作者王应麟儒学功力之深厚，以及对孔孟思想领悟之透彻。

“性善”说，也就是后世“良知”说的源头。王阳明先生曾说，他“致良知”的学问，是儒家圣门的真骨血，圣圣相续，代代相传。

历代圣贤之所以如此重视人之“性”，不仅是因为本善之“性”为人之本有，同时也因为人性容易受到“气禀所拘，*欲人**所蔽”，很难完整地展现出来。需要通过学习、修行，不断打磨，使人性突破习气和*欲人**的遮蔽，透出光辉，照亮人的心灵。

这个过程是艰难的，需要立铁志，发大愿，去改变自己。很多人会有畏难情绪，望而却步。孟子为了激励太子，最后引用尚书的一句话，书曰：“若药瞑眩，厥疾不瘳。”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这个病恐怕治不好。

这是商朝的中兴之君武丁对他的大臣傅说提出的要求：你对我说话要狠一点，一定要指出我的错误，让我感到难受，这样才有好的效果。

要想开启人性的光辉，提升自己的心性修养，就要承受他人异样的目光，以及因改变自己而可能带来的暂时的痛苦。要突破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战胜自己的惰性和懦弱。

朱子说，要“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欲人**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