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关中平原北缘，北边桥山连绵起伏，南面渭河蜿蜒曲折，那里土地平旷，人烟稠密，春季桐花飘香，夏季麦田金黄，秋季谷穗摇曳，冬季朔风凛冽、大地银装素裹。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的生活清苦而宁静。
那个时候，“*革文**”尚未结束，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阶级斗争流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在村子里的大戏台上开批斗会，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四类分子”们，五花大绑押上主席台，先是公社领导讲话，紧接着是戴着眼镜的人慷慨激昂的念批斗稿，最后演出《红灯记》或者《血泪仇》这样的戏，煞是热闹。如果运气好的话，晚上还能捞上看电影，像《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影片，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小孩子们最快乐的节日。
那个时代，村里的青年男女，如果是贫下中农成分，一般都会加入民兵。我的五叔和姑姑都是民兵，他们常常在农闲季节搞训练，站军姿、练劈杀，甚至还有实弹射击、扔*榴弹手**等科目。我二叔当时在镇上当工人，有点积蓄，就在家里盖起了两间大瓦房，屋顶用当时最流行的机制瓦、安装的是亮堂堂的玻璃窗，在村里算是独一份，真是羡煞旁人。
房子盖好后，堂弟还很小，暂时也没啥用场，就空置下来。因为公社驻地就在我们村，民兵集训季节，暂时就把所有的枪支存放在二叔的大瓦房里。天气好的时候，公社武装部的人就会把枪支擦上油，晾晒在我家院子里，枪支样式五花八门，有三八大盖，俗称“老牛腿”，应该是抗战胜利时收缴的小日本鬼子的家伙什吧，有半自动步枪，甚至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这时候是我和堂弟最高兴的时候，院子成了我们的游乐场，玩具都很“硬核”。管理枪支的人，好像是个下乡知青，就义务充当我俩的射击训练教员。长此以往，我俩都熟练掌握了各种枪支的拆卸、安装和使用技能。
记得有一个夏天中午，母亲淘洗好了麦子，晒在院子的竹席上，准备晚上到磨面机房磨面粉。捡出来的秕麦子也放在竹席旁边的一个破洋瓷脸盆里。母亲因为要去给公社兽医站帮厨，就叮嘱我看好麦子，防止麻雀和家里的鸡们来偷吃，那个时候的麦子真是金贵，家家户户一年也吃不了几次白面馍和擀面条的。为了鼓励我的积极性，母亲答应面粉磨好后，蒸一锅白面馍，再蒸一碗面辣子给我们杀杀馋。
母亲的承诺大大的提高了我工作的积极性，为了把看守工作充分落到实处，我看到二叔的瓦房门开着，就悄悄溜了进去，公社武装部的人正仰靠在椅子上打盹，嘴巴张得有风中的口袋那么大。我没有吭声，在门口悄悄顺手拎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出来，架在我家窑洞的门槛上，瞄准正在晾晒的麦子处，严阵以待，静候麻雀、老母鸡们来偷吃，以便予以迎头痛击。
我的两个堂妹，一个二叔家的，一个是五叔家的，两人当时差不多三岁，二叔家的的妹妹大一点。两个妹妹一开始在大前门道里抓玩石子玩，就是关中农村用来做石子馍的那种石子，这时也跑到晒麦子的席子边上凑热闹，坐下来玩拍手游戏，好像唱的是什么“一身黑，像*德朱**；一身蓝，像苏联”之类的儿歌，现在想想还是有很大的贬义的。我用枪一会瞄准大妹妹，一会瞄准小妹妹，就是没有扣动扳机，因为在平常玩枪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呵斥我们，禁止用枪口对着人空扣扳机。
两个堂妹玩了一会，又跑到前门道玩泥巴去了。这时我家的那只老红母鸡趁虚而入，偷吃洋瓷脸盆里的秕麦子，我再三吆喝，老母鸡置若罔闻，仗着自己生蛋功夫好，继续大快朵颐。我忍无可忍，扣动扳机，“咚”的一声枪响，我几乎被枪的后坐力推到，老母鸡振翅高飞，连续飞过三户人家，最后落在九奶奶家的一棵大槐树上，惊魂未定的咯咯哒叫，那只盛秕麦子的洋瓷盆上豁然被半自动步枪击出一个弹洞，闻枪声而来的管理员脸色煞白，一把夺走了枪支，顺便不忘踹了我一脚。两个妹妹受到惊吓，在院子里哇哇大哭，猪们、狗们、鸡们随声附和，院子里当时乱成了一锅粥。
晚上大人们回来后，母亲先是把我的大腿根拧的一塌糊涂，父亲用打牛的鞭子又给我狠狠压了一次惊。当然，母亲承诺的白蒸馍夹面辣子，第二天也成了别人吃，我单独观摩兼流口水的活话剧。枪支也不久就从二叔家的房子里悄悄搬走了。事后听我五叔说，我拿的那支半自动步枪里面有一颗实弹，是前一天民兵们实弹射击训练后，一个女民兵没有验枪，致使枪内余留一颗*弹子**，而枪恰好被我阴差阳错抓到了手。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后离开故乡，现在也在他乡扎根落户，两个堂妹也已为人妻人母（现在回想起当时用枪对着她俩瞄来瞄去的情景，后背还阵阵发凉），父母皆已作古，二叔亦缠绵病榻多年，他家的大瓦房也早已拆除，代之以小洋楼，只是那令人馋涎欲滴的面辣子夹白蒸馍再也没人给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