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升降散《伤暑全书》

清代·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并在书中多次提到“杂气”二字。杂气，出自吴又可《温疫论》，吴氏在自序中开篇即写道：“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把这种异气称为戾气、疬气、杂气。他在《温疫论·杂气论》中写道：“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

”这种杂气与一般六气不同，而是一种导致瘟疫的致病因素，早如《素问·刺*论法**》所说的“毒气”，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说的“疬气”，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说的“乖戾之气”等，均非六淫之气。杨栗山谓：“杂气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多起于兵荒之岁，乐岁亦有之。”这种杂气的特点为“无声无形，不睹不闻，其来也无时，其着也无方，感则一时不觉，久则蓄而能通，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虽有多寡轻重不同，其实无处不有，如瓜瓤温、疙瘩温，缓者三二日死，急者朝发夕死，在诸温中为最重者”。其在书中反复强调“杂气为害，甚于六气”。

杨栗山推崇刘河间、吴又可治疗温病之说。他认为“刘氏《直格》以伤寒为杂病，以温病为大病，特制双解散、凉膈散、三黄石膏汤，为治温病主方，其见高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认为刘河间是第一位“能辨温病与伤寒之异治者”，强调温病以阳热怫郁为主，治疗当以寒凉清里为要。吴又可补充了刘河间单纯热病说，在《温疫论·原病》中谓：“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疬气”。杨栗山在此基础上，提出温病“得天地疵疠旱潦之气，其流毒更甚于六淫”。

为了使医者能够理解寒温两感的区别，杨栗山首先将麻黄附子细辛汤放在首位，指出，“伤寒两感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此仲景伤寒两感之治法；温病两感双解散主之，此河间补仲景温病两感之治法，此二方者，乃辨温病与伤寒，发表攻里两感异治之要诀也”。杨栗山是一位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的医者，他非常赞成元代医家罗知悌的话：“以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必再经匠氏之手。故用方者，不贵明其所当然，要贵明其所以然。”所以他虽然认同刘河间的双解散为温病两感之主方，但在临床实践中却移用明代治瘟之方，于引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之后云：“温病亦杂气中之一也，表里三焦大热，其证治不可名状者，此方（升降散）主之。”

升降散最早见于明代龚廷贤所著《万病回春》，书中记载有“内府仙方”（无方名），“治肿项大头病，虾蟆瘟病。僵蚕一两，姜黄二钱半，蝉蜕一钱半，大黄四两。上共为细末，姜汁打糊为丸，重一钱一枚，大人服一丸，小儿半丸，蜜水调服，立愈”。此后被《东医宝鉴》名加味僵黄丸、《伤暑全书》名为升降散、《松峰说疫》等书收载。或问：生活于清代康乾年间的杨栗山何以寻觅明代的治疫方呢？是偶遇还是心悟？笔者认为是心悟加体验。这不仅仅是“内府仙方”所治为瘟疫，更多的是杨栗山用此方治愈许多染疫者。他在书中云：“余自辛未历验，今三十余年，伤寒仅四人，温病不胜屈指。

”又云：“乙亥（1755年）、丙子（1756年）、丁丑（1757年），吾邑连歉，温气盛行，死者枕藉，予用此散，救大证、怪证、坏证、危证，得愈者十数人，余无算。更将此方传施亲友，贴示集市，全活甚众，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名曰升降，亦双解之别名也。”由此可见，杨栗山是在扎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上肯定升降散的功效而著之于书的。只是他在著书时所参考的并非《万病回春》的“内府仙方”，而是陈良佐的《二分晰义》（1723年），其在书中说：“是方不知始自何氏，《二分晰义》改分两变服法，名为赔赈散，用治温病，服者皆愈，以为当随赈济而赔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

配方：酒炒白僵蚕，全蝉蜕，生川大黄，广姜黄（去皮）。水痘加葛根，升麻15克以解肌透疹，升举阳气。（遵循平台规则去掉计量）

制法：上为四味，研成细末，合研匀。病轻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钱八分二厘五毫，用冷黄酒一杯，蜂蜜五钱，调匀冷服，中病即止。病重者与三次服，每服重二钱四分三厘三毫，黄酒一杯半，蜜七钱五分，调匀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钱六分五厘，黄酒二杯，蜜一两，调匀冷服。如1～2帖未愈，可再服之，热退即止。现代用法，可以作散剂或汤剂，剂量依病情而定。服药后半日内不可喝茶、抽烟、进饮食。若不能忌，即不效。

功用：本方具有升清降浊，散风清热，祛瘀解毒之功效。凡猴痘疱疹病毒之邪伤及肺胃之气至中晚期者，出现憎寒壮热、神疲乏力、斑丘疹、出血倾向、脓疱、肌痛。因于病毒在不同阶段的皮疹几乎同时出现在脸上、手掌和脚掌上以及躯干部位；病变的数量从少数几个到几千个，影响到口腔黏膜、生殖器以及结膜（眼皮），还有角膜（眼球），舌质红或绛红，舌苔白腻或薄黄、干黄，脉象沉弦而数或脉弦滑而数，郁闭特甚则脉象沉涩。

临床主要用于治疗温病邪热充斥内外，阻滞气机，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以致表里三焦大热之疙疸瘟（红肿成块），大头瘟（头部赤肿），蛤蟆瘟（颈项肿大），以及丹毒、麻风。其证不可名状者，症见病毒性高热，憎寒壮热，头痛如破，或烦渴引饮，胸烦膈热，或咽喉肿痛，胸膈满闷，呕吐腹痛，或身面红肿，痄腮，喉痧，或斑疹杂出，发斑出血，丹毒，或胸膈胀闷，或上吐下泻，或吐衄便血，或神昏谵语，或舌卷囊缩。

亦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代谢性疾病，泌尿系，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精神心理疾病，如高热咳嗽，重症急性肝炎，肝硬化，急性胰腺炎，胆道感染，急性扁桃体炎，肺炎，咽炎，中耳炎，冠心病，缺血性中风，特发性膜性肾病，过敏性紫癜肾炎，原发性头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亚急性甲状腺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复发性口腔溃疡。升降散在皮肤病中也是应用非常广泛，有皮肤瘙痒症，过敏性紫癜，湿疹，*疮痤**，水痘，疱疹性龈口炎，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银屑病，玫瑰糠疹，丘疹性*麻疹荨**，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假性球麻痹等病症。

方*解义**读

方义：此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蜂蜜为导，六法俱备，而方乃成。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其在考诸本草后，对诸药功效进行了详细讲述。大抵咸僵蚕得天地之清气，能除风胜湿，清热解郁；蝉蜕甘寒无毒，为清虚之品，能祛风胜湿，涤热解毒。愚认为僵蚕气味俱薄，轻浮上升，阳中之阳，故能去皮肤诸风如虫行。

愚谓升其清阳之气，而浊阴之气自降也。所治如风痰头痛，风热齿痛，咽喉痹疼，皮肤斑疹，风疮丹毒、风痒，一切风热肿毒。观此则僵蚕之升阳散火，祛风胜湿，清热解毒可知。蝉蜕乃清虚之品，清解肺与大肠之热毒，主治头风眩晕，皮肤壮热，斑疹作痒，惊痫狂乱，瘛疭心悸，可以疗惊痫，除失音，止夜啼，发痘疹，杀疳虫等。足以说明此二味为清解疫毒之要药，故在临床中将两药推崇为“温病之圣药”，故遇瘟疫必用之。姜黄大寒无毒，专入心脾，行气解郁，祛邪辟秽；大黄苦寒无毒，上下通行，亢甚至热，非此莫抑。

取米酒之辛热，上行头面，下达足膝，外周皮毛，内通脏腑；蜂蜜甘平无毒，润燥解毒，通便除闭，和百药而益气补中。诸药合用，辛味宣透疏散，寒凉清泄郁热，共奏宣泄郁热、行气解散、升清降浊之效。可谓此方盖升清可以降浊，降浊可以清里，则阴阳和而内外俱彻矣；补泻兼行，无偏胜之弊；寒热并用，得时中之宜。

葛根辛散甘润，气质轻扬，入脾胃而以阳明为主，为“通行足阳明经之药”。脾主肌肉，故有解肌发表、透发斑疹之功；且能鼓舞脾胃清阳之气上行以转输津液，清阳得以上升，津液得以上承，筋脉得以濡养，故能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缓解项背筋肉挛急；而升麻辛微甘微寒，入手足阳明太阴经，其性升浮，善“发散阳明风邪，升胃中清气，为表散升阳之剂”，且又善清解阳明热毒，凡外感风热，发热头痛；麻疹初起，透发不畅；阳明毒热，齿痛口疮，咽喉肿痛，温毒发斑；及气虚下陷诸证皆可用。

二药均为甘辛清轻之品，配伍应用，辛能达表，升散透达，解肌透疹之力倍增，最善散阳明肌腠之邪，是常用透发痘疹的药对。二药又皆入脾、胃经，善鼓舞脾胃清阳之气上升，止泻止痢，于方*共中**奏解肌透疹，清热解毒之效。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又名太极丸，以太极本无极，用治杂气无声无臭之病也(《伤寒瘟疫条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