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以前，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农村家家户户都到市场或供销社，买红纸，准备写门对了（栖霞人把春联叫门对）。
父亲在外地教学，放寒假时就回来了。忙年的日子，有好多事要做，母亲忙得不可开交，可父亲几乎什么活儿也不干，而是专门给村里人写门对。
我们村有200户左右，父亲是文化程度最高的。父亲那辈人，上学用的是毛笔，童子功，书法基本功扎实。父亲的毛笔字清秀俊逸，有欧筋柳骨之风，在十里八村乃至他们教师圈里，都很有名。于是，村里几乎所有人家的门对，都找父亲来写，父亲也义不容辞地承当下来。
村民们根据自己家里有几扇门，以及炕头、门口、牲畜栏、粮食囤子等，算好所需，剪裁好红纸，卷起来，用线绑好，送到我家。父亲写门对的地点，是衣氏祠。衣氏祠是我们村的家庙。因我祖上在明清两朝中过文、武进士，在京城做过*官高**，所以衣氏祠建得高大宏伟。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变成了村里的学校。外地的老师放寒假走了，就把学校的钥匙送到我家。我家就在衣氏祠前面。
吃了早饭，父亲拿着笔砚，端着火盆，把火盆放在桌子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因为天气太冷，手会冻僵，冻得抗不了，父亲会放下笔，烤烤手，再继续写。我的任务是给父亲研墨，要写那么多的门对子，用墨很多，要不停地研。墨有两种，一种小一点的长方体，一种又粗又大的圆柱体，上面还有金色的字。这是我非常不愿干的活儿，别人家的孩子放了寒假，净玩，打雪仗，到小河里打陀螺，我却被牢牢地束缚在家庙里，心里十分不满。可是父亲很严厉，他说的话，就是命令，必须服从。
后来，父亲买了墨汁，不用我研墨了，但我每天仍然要跟着父亲去家庙写门对。我又有了新任务：父亲写字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必须牢牢地按住门对的上沿，让纸紧贴在桌子上，好让父亲书得便利。父亲写几个字，我就把门对往上拉一拉。写好了，父亲放下笔，双手扯着门对的两端，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每家单独放，用一张纸条，写上户主的名字，便于户主对号自取。父亲一边写，一边告诉我怎样用中锋、偏锋、藏锋、出锋，如何快、慢、按、顿、收，要我仔细观察，认真琢磨。
我上小学的时候，三年级开始写仿，父亲说我写字的天资比他好，可惜我们这代人，只写了三年仿，到了六年级，赶上“*跃进大**”，别说写仿，连书都不念了。 村里有些人家连裁个门对也不会，只管把几张红纸一卷，写上自己的名字，就送到家庙来了。父亲就替他们计算一下，算算他们家里有几扇门，需要几个横楣和福字，剪裁出来，再把剩下的红纸退给对方。做这种事很费时间，父亲从来不嫌麻烦，一边裁一边告诉我门道，无意中我也学会了裁门对。
我和父亲在家庙写门对，每天从早写到晚，一气写到腊月二十九下午。父亲就叫我把还没被取走的门对，挨家挨户地给送上门去。年三十上午，家庙里摆好了神主，准备中午开始祭祖了。可有个别拖拉的人家，年三十早饭后才把门对纸送到我家里，父亲只好在小炕桌上写。为了让对方能早点封门，母亲把锅烧热，在锅上帮着烘干门对，然后打发我给对方送去。
1963年，我中学毕业了，父亲退休了。这一年，我们村的门对，由我和父亲两个人来写。父亲指导我，先在家练了练手，然后我就接过了父亲的角色，开始给村里写门对了。虽然水平与父亲相差很远，总算还可以应付下来。父亲老了，这项义务也只能由我来完成了。
写门对的笔墨，全是父亲自掏腰包，还要白白赔上工夫，但父亲乐此不疲。我们兄弟姊妹9人，加上爷爷奶奶，全家13口人，全靠父亲每月36元钱的工资生活，十分困难。那时候靠工分吃饭，我们家是“五种家属”，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兄弟姐妹全是未成年的孩子，挣不着工分就不给口粮，村里从来没有一分钱的补助。但母亲从不因为这些而计较，对父亲写门对这件事，反而觉得是一种荣誉，图的就是村里人的一句话：“人家家里出念书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未，是全村唯一一个考上北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也许是全村人的口碑祝福所致吧。
我给村里人写门对的时候，有一件永生难忘的事。我们村有一个村民，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有一个妹妹，母亲拉着兄妹两人艰难过活，兄妹俩一天学没上。他的家孤零零地住在离村较远的山沟里。要过年了，他也是要贴门对的。每次他去拿门对时，我都要仔细叮嘱他每一副字贴的具体位置。有一年他到底还是记错了，把“抬头见喜”贴到牲口栏里了，把“六畜兴旺”贴到炕头上了，闹了笑话，传遍全村。他都是20岁的汉子了，这件事对他的自尊心打击很大。这以后，每年春节，我写好了门对，都会亲自去给他贴好。他十分感激。 后来，我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出来了。父母去世了，过春节我也不回去了。而市场上有了各种各样印刷的门对，毛笔写门对作为一种传统，并没有消失，只是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责任编辑：赵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