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认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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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遣唐使的汉语学习研究，在日本的汉语教育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遣唐使们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传播着中华文化，而在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团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先进的唐文化还学会了一种重要的交流技能——汉语。
日本遣唐使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团并不是简单地向唐朝派遣使节进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他们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一、 日本派出遣唐使的社会背景
在日本社会中，遣唐使被视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使节，这是因为日本的遣唐使被派往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与制度，在遣唐使到来之前，唐朝就已经具备了向日本派出使者的社会基础。
一是唐朝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对外政策，在政策支持方面，唐朝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规定保护本国人民对外交流、交往的权利。
而为了将唐朝对日本的友好关系保持下去，也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唐朝将自身友好关系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进行了明确规定。
唐朝政府对于遣唐使所给予的待遇相当优厚。日本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国时，其身份相当于使者。
对于遣唐使来说，前往中国学习先进文化是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愿望和需求。唐朝政府对于遣唐使来华学习先进文化是极为支持的。
二是唐朝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均领先于日本，这是日本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从政治上来看，唐朝统治者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早在唐朝开国之初便颁布了《唐律疏议》这样一部完备、系统的法典来规范国家的各项制度，这使得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唐朝统治者都将其奉为圭臬而加以遵守。
而经济方面则更是如此，唐朝统治者一直致力于促进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西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此外，日本国内本身就拥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日本的思想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日本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新思想、新观念。
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对于日本社会中一些落后、愚昧的部分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作用，为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唐朝自身发展来说，从唐高祖李渊到唐玄宗李隆基，唐朝都对周边国家和民族实施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外交政策。
而从这些政策中也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单纯为了扩大自身领土和民族影响力而采取的，而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推广和渗透，从而实现其自身统治和利益最大化。
不仅如此，在这种友好交往关系影响下，也使得日本社会中各阶层人民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和向往之情。
在这种好感、向往之情和良好愿望的影响下，使得许多日本人希望能够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以及学习唐朝法律法规来为自身国家发展服务。
二、遣唐使汉语学习概况
12世纪初，日本从中国的交往中逐渐明确了“朝贡”的概念，开始将其作为学习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日本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
至12世纪中期，在神武天皇即位后的40余年间，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神武天皇为摆脱在文化、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对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公元10世纪前期，日本结束了氏族社会，建立起等级分明的封建制度。在此基础上，日本出现了一批接受西方教育和思想的人，开始向封建统治阶级靠拢。
为了加强对本国人才的培养，神武天皇于公元912年在京都设立“大化科”；公元916年设立“延喜科”。
这一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阶层不仅加大了对本国学者的培养力度，而且还将“大化”、“延喜科”等中日教育交流模式推广到了日本其他地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还出现了日本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成为东亚大陆上最早的汉文史料。
670年，日本派遣了7名留学生到中国留学；
605年4月派出9人到中国留学；
608年9月派12人赴中国学习律令；
665年派10人到中国学习佛教经典；
696年又派遣8名留学生来唐朝进行文化交流。
这些留学生在长安接受了良好教育后还会回到日本，向民众宣传唐王朝思想文化。
710年，圆仁在长安创立了日本最早的佛教宗派“曹洞宗”。
711年，圆仁第三次来华，他在长安学习了佛教经典《涅盘经》、《维摩诘经》等佛学著作。
日本第一批学习汉语的学习对象是僧人。公元628年，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法。在此之前的20多年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10多批留学生前来学习汉语、佛教、文化等知识。
公元697年4月，日本第三批遣唐使吉备真备等10人抵达长安后向唐朝廷报告了此行的目的：“唐遣使来中国入贡，欲令中国大治”。
吉备真备等人回到日本后，向其国内宣传了唐朝的政策，同时也将唐朝的文化介绍到了日本。
公元670至708年期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持续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间，中国先后派出了6批使者。在这6批使者中有3批都是由唐玄宗亲自派遣。
如747年唐王派使臣赴日本；749年唐玄宗又亲自接其归国；746年唐玄宗又亲自将其送回日本。在这三次赴日使者中，玄宗亲自迎接的就有两批。
唐朝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的。公元618年6月，日本统一了*句丽高**。
7月初，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进行朝贡，“公元619年5月，日本国派使臣带着厚礼来到长安觐见。”
遣唐使赴唐后，日本统治者以向唐朝纳贡为主要目的，而派遣他们来到中国留学。
遣唐使的派遣，是唐王朝与日本之间建立起正式的官方交往的开始。据《日本书纪》记载，“天庆三年（公元696年），遣使入唐，始有遣唐使”。
遣唐使一般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唐代前期的日本派遣了多达10批的遣唐使团，到公元697年，日本最后一批遣唐使抵达长安时已经达到了110批。
日本政府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实施国民教育普及化政策，将遣唐使派遣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学习汉语。
《太平广记》中记载：“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遣唐使共413人入唐学习。唐政府先后派遣了5个道（道指道州、陈留和荥阳）的大僧侣到日本弘法。”
从中国唐朝使者与日本遣唐使间频繁往来不难看出，唐代后期日本遣唐使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三、日本遣唐使汉语学习的特点
第一，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
日本政府利用官费形式，由朝廷任命汉语教师，再由民间学者组成教师团，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精通汉语的专业人才。
第二，动机与目的明确。
日本遣唐使学习汉语的动机与目的非常明确。就他们来唐的动机来说，除了留学以外，也是为了使他们的国家与唐朝保持一致、交流和发展经济等。
而日本遣唐使的目的除了要学习中国文化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获得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和好处。而且，在唐朝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时，他们都要学习汉语。
第三，汉语学习具有衔接性与连贯性。
遣唐使在唐朝学习汉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唐朝官员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都需要用汉语交流沟通。
他们在唐留学期间的汉语学习也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他们在唐朝学到了汉语以后马上返回日本进行传播，这使得日语中已经出现了汉语的成分。同时也说明了日本遣唐使和中国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四，学习内容具有多样性。
日本遣唐使的汉语学习内容具有多样性，如对诗歌、书画、音乐、武术等方面均有所涉猎。
日本遣唐使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与唐朝官员家属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他们在汉语学习中比较注重诗歌。
比如，池田温的《论唐诗》就对李白和杜甫诗歌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两位诗人的诗歌是中国唐朝诗歌的代表。
他认为，李白的诗“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阐释了《诗经》，而杜甫的诗则是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李白和杜甫在他们的时代和生活方式上有着非常相似之处”。
而池田温认为白居易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白居易的诗是中国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它对中国诗在日本及世界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并且，他认为白居易诗“最有特点，它在中国诗史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都是无人能及”。
对于书法，日本遣唐使对李思训、吴道子、米芾等中国书法大家的学习，主要是通过临摹《圣教序》和《*姑麻**仙坛记》等作品来学习和掌握中国书法艺术。
对于武术方面，日本遣唐使主要学习蔡李佛拳。关于蔡李佛拳在日本与中国武术的关系问题，“蔡李佛拳”在当时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
综上所述，从以上四个特点可以看出，日本遣唐使汉语学习一方面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系统学习活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自发组织下进行的汉语学习活动。
这些汉语学习形式虽然规模不大、程度不深，但他们对日本遣唐使来华学习汉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而日本遣唐使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离不开国家官方和民间组织对其进行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也表明了对华政策与对华交流是促进两国文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遣唐使汉语学习成果对日本的影响
在遣唐使汉语学习成果的影响下，日本的语言和文字也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遣唐使汉语学习成果丰富了日语的词汇。
日语是受汉语影响最深的语言，在遣唐使的汉语学习成果中，除了学到了许多书面语外，也学到了大量汉语词汇，为日语创造出不少新的词汇。
例如：在遣唐使向日本天皇上书时所使用的汉字“汉”、“倭”等。
其二，遣唐使对日本文学也有很大影响。
在日本古典和近代文学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汉文化色彩的作品，如《源氏物语》《枕草子》《万叶集》《空海语录》等。
通过学习汉语，日本人对汉文化有了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从而促进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
其三，在遣唐使和留学生等人的努力下，日本文学、建筑、宗教、医学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医学、农学、水利等知识被传到日本，成为当时日本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汉日合记·庆云寺记》载：“至唐开成五年（840）九月戊午，李齐贤上奏曰：‘窃闻大唐国与日本国旧有往来，自后又通使矣。近闻日本学《周易》者已多至十数人。自今日始，欲令子弟并通此学之士入太学读书。’”
日本方面也学习唐朝先进科技文化，如“倭国之书籍，于唐为最盛。今每岁遣使来贡者，必有进书之礼”（《宋史》卷六十七）。
《新唐书·日本传》载：“（大和国）自开成五年（840）始遣入太学读书……”
而日本方面也学习唐朝文化科技知识，如“大化革新”时期（858—873）日本曾派遣大量留学生前往唐朝留学。
据《新唐书》卷四十七上《日本传》载：“（大化革新）初，遣唐使始自高丽（今韩国）渡海，学《易》者百余人。……其后从学者如王玄策、李齐贤、陆佃等皆取唐经注《周易》，通晓律令，一时学者莫不趋之。……又遣东国人来，以中国经义教人，由是学者渐多，学校始兴”。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遣唐使和留学生的努力下，当时日本已经出现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些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也学习了先进文化科技知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他们回国后虽然离开日本，但是他们为日本教育做出的贡献并未停止。如东大寺建设时便是由唐留学生监工和建筑人员共同参与完成。
对当时日本教育状况影响最大的是医学。《日本书纪》中记载：“（大化元年（861）二月辛未）遣使王玄策、陆终等来献医。……是月辛巳日遣使朱寿昌等来献医。……壬申日又遣使高元正等来献医”。
这些使节除了向唐廷进贡外，还对日本医学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高元正和孙思邈曾在《大唐新语》中记载：“（大化元年（861）二月辛丑日）……诏以安国寺僧元道可为太医令，仍兼修国史，授左补阙、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医”。
此外，高元正还曾在《大唐新语》中记载了唐朝数学著作《测圆海镜》中所记载的中国数学知识。
除医学和数学外，当时日本还派遣留学生赴中国学习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
据《日本书纪》记载，“大化五年（873）九月，又遣使来献‘诸夏山川图说’，亦以天文历法为上”。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科技的风气十分浓厚，而且遣唐使和留学生等人在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日本接受中国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不断学习中国文化科技知识来充实自己，因此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不仅仅是“三国三史”这样的文化知识，而是包括儒家经典、历史、军事和政治等众多领域的知识。
这些领域的知识虽然不能直接为日本所用，但却可以间接为日本服务。
当然日本也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这些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了对本民族认同和归属感。
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学习汉语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族凝聚力的国家。
作者观点
总之，日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双向交流活动，正是因为遣唐使汉语水平较高并且有着较强的学习欲望，所以才会把学习汉语作为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遣唐使汉语水平再高也不可能达到和中国古代文人一样的程度，他们只是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汉字和词语，至于那些复杂的汉字就需要遣唐使们自己去探索和创造了。
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传播中华文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将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了日本，并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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