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逝去的2021年是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一百周年，这其中尤以胰岛素的发现最值得纪念。胰岛素发现一百年来，拯救了数以亿计糖尿病患者的生命，这才是真正为人类造福。而胰岛素发现者激励人心的故事，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传颂。
糖尿病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历史一样长。1922年以前，如果一个人得了糖尿病，就如同患上绝症，等待的将是死亡。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终止了死神的脚步，也改变了现代医学史。他就是加拿大医生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
班廷发现胰岛素的时候，刚满三十岁，是一战退伍的落魄军医，事业上走投无路，从事医学研究经验几乎为零。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只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奋斗，就攻克了有始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糖尿病病魔，铸就了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从一个想法到实验证实，再到取得临床成功，再到斩获诺贝尔奖，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班廷出生在安大略省的农村家庭，他的求学经历毫无异于常人之处，甚至比一般人来的有些漫长、曲折。先是考入多伦多大学主修艺术，然而，也许班廷的兴趣在此，但糟糕的学业水平让他在大一就看到可人生的跑马灯。经历了几次挂科之后，班廷也不再坚持，提交了加入医学院的申请，我们无从推断一百多年前班廷是如何被医学院录取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只有在西方大学中大二大三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到医学院就读。
1917年，班廷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并未受到应有的完整的医学训练，因为当时全世界包括加拿大在内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基本没上什么课，整年只记了五页笔记。班廷应征入伍成为军医，在战场上，班廷总是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一次战役，班廷英勇负伤，当时有医生主张做截肢手术，班廷坚决反对，对于一名外科医生，失去胳膊，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战争结束之后，回国的班廷在竞争激烈的多伦多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好来到安大略省的小镇伦敦—一座有着与英国首都同名的城市，梦想开一家私人诊所。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艾迪斯在这里的一所中学教书。1920年6月，当那个安静、羞涩的年轻人用从父母和银行借来的7800加元（1920年的1加元，按平均年通胀率4.75%计算，100年后的今天相当于103加元）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赚钱，结婚，做一个好医生。
可是开业的第一个月只等来了一个病人，只挣了区区的4加元，还是一个落魄的退伍老兵，来买点酒喝。与美国一样，1920年代禁酒令颁布后，医生是唯一可以合法卖酒精的。以后的几个月，诊所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女友虽然有工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女性结婚后，必须辞去工作，全职做家庭主妇。为了挽回女友，班廷努力在西安大略大学谋得一份医学助教的工作，一小时只有微薄2加元，虽说只有2加元，但班廷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总是认真准备相关的备课资料，为的就是做好这份让他赖以生计挽回女友的工作。令班廷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份糊口的工作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世界医学史。
这个星期，教授主讲的是生理学里面的胰腺功能，于是班廷就借来一堆书籍和杂志，熬夜备课。 班廷开始看期刊。这是一份临床外科期刊，里面有一篇外科医生巴伦（Moses Barron）的文章。说的是，他最近给一个病人做手术，发现一个很特别的胰腺导管结石，这个结石完全堵塞了胰腺导管，结果导致胰腺的腺泡细胞（胰腺的主体细胞，负责胰液外分泌）坏死。有意思的是，虽然腺泡细胞坏死了，但是胰岛细胞没事。因为，虽然胰腺外观显著萎缩，但是检查病人的血糖完全正常。
作为对现有知识的复习，巴伦指出，1901年一个生理学家索伯鲁（Sobolew）结扎了很多种动物的胰腺导管，得到的结果相同，都是胰腺腺泡细胞坏死，胰岛细胞却保持完好，那些实验动物的血糖和尿糖都没有增高。这跟自己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情况类似。这进一步证实了胰腺里的胰岛细胞是控制血糖关键因素的说法。
班廷读完巴伦的文章，隐约觉得有个什么想法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转圈，但是一时理不清思路，一直到上床了还是觉得这事放不下，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半夜两点钟，班廷忽然觉得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他爬起来匆匆在一张纸头上写下几句话： 糖尿病：结扎狗胰腺导管让狗存活，等待腺泡细胞坏死，剩下胰岛细胞。尝试分离胰岛细胞的内分泌，用来降低尿糖。
这一天是1920年10月31日。 所有关于班廷的传记，都把这一天作为“班廷产生那个伟大念头的日子”。
班廷的想法是：如果人为的结扎狗的胰腺导管，能导致腺泡细胞坏死，于是胰腺不再产生胰液，但是胰腺里面的胰岛细胞没坏死。从这样的胰腺里寻找那种控制血糖的物质，应该就很有希望，因为现在没有胰液来破坏这种物质了。
班廷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不已，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去找安大略大学的生理系米勒教授，要求做胰腺方面的实验。米勒教授告诉班廷，安大略大学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建议他去多伦多大学去找一个叫麦克劳德的教授，他的课题组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班廷一听就乐了，多伦多大学是自己的母校。于是，一个星期以后，班廷兴冲冲地来到多伦多大学找到了麦克劳德教授。
约翰·麦克莱德（John J.R. Macleod），苏格兰人，是当时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从美国克利夫兰大学挖过来的学术牛人，碳水化合物代谢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北美新大陆任何一所医学院都以聘请到他执教为荣。麦克莱德教授在多伦多大学但任生理系主任和医学院副院长，享有一切教学与科研设施上的便利。班廷还没把计划陈述完毕，麦克劳德就已经对班廷的底子有了清楚的判断。因为，凡事就怕面对行家里手。
班廷有热情，有毅力，没有做过基础医学研究的训练。麦克劳德很快就看出来，班廷对胰腺功能和胰岛细胞活性物质提取技术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和几篇论文，就这个水平。麦克劳德知道，班廷说的这种实验，最近这几十年里，已经有几十个专家做过四百多次尝试，有几千篇论文发表。而班廷显然一篇这样的专题论文都没看过，他只看到巴伦那一篇文章，就忽然产生了这个大胆念头，试图从无数倒下的前辈们的身上跨过去，再次做同样的研究。
除了对具体的胰腺生理不熟悉，班廷的一般资质也欠缺。他只有一个医学本科学位（1920年代加拿大的医科专业还是五年制，本科学位），不是博士，甚至不是硕士，没有实验室研究经验――实验室工作通常都是硕士博士生的例行培训工作。 麦克劳德知道，如果让这样一个人来做他自己提议的这个实验，他能拿起第一个试管之前，需要有人先给他做很多指导和训练。
班廷成名之后曾经发表评论说，如果他当时知道前人有那些失败的研究，他可能根本不敢迈出第一步。对班廷来说，事情或许真是这样。要不是他当时的无知，他不会有这样的狂想。如果没这个狂想，他就不会来找麦克劳德。他不来找麦克劳德，就不会有后面这一系列故事，不会有那个让全球为之震撼的发现。这也验证了中国的成语，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无畏。
因此，当班廷兴奋不已的抛出那个结扎胰腺导管帮助提纯胰岛素的主意时，麦克莱德的心中已经在构思怎么礼貌地把这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人请出门去的措辞了。
然而班廷没有放弃。如果说这个小人物身上有什么特质对他的成就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应该就是他的勇气和坚持。班廷从小就是个确定了奋斗目标就一往无前的人：申请大学时第一年失败，他又坚持一年，终于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学习；毕业前想参军入伍，第一次申请因为视力太差失败，他持续不断的申请终于如愿以偿；在战场上他永不停歇的救助受伤的战友，曾有一次连续十六小时工作不休，最终获得十字勋章。蹙起的眉头，直视前方的眼神，嘴唇带起的坚毅的面部线条……从各种现存的班廷肖像上，我们还是能很容易的看出这个人物身上百折不回的决心和勇气。
这一次他又把这种劲头用在了麦克莱德身上。终于经过几个月的软磨硬泡后，这个老牌的苏格兰绅士忍不住了。恰好麦克莱德在1921年夏天要回苏格兰老家度假休养，他自己没有做过这种实验，大概也是抱着即使不能证实，证伪也是有价值的心态，允许班廷在那个暑假使用他的实验室尝试一下胰腺导管结扎的主意，顺便管教管教那些实验室里闲着无聊的大学生。也许那一刻，这个老牌绅士心里的想法是，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碰碰壁，也许就不会再来烦他了吧！
眼下，班廷面临着一场抉择，去多伦多大学做实验，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在伦敦的助教和诊所工作，没收入，还是没收入。而实验能不能做成，还是个未知数。离开伦敦之前，女友艾迪斯一再劝说他不要丢弃工作，离开自己，做什么没影的实验。但班廷执意要做，无奈之下，艾迪斯生气地把订婚戒指退给班廷。麦克劳德虽然同意借给班廷实验室，甚至无偿提供10条实验狗，但是麦克劳德知道班廷不懂实验室研究方法，那就必须给他提供一个能帮他起步的助手。
麦克劳德找来个两位正读大学高年级的学生给班廷做研究助理，贝斯特（Best）和瑙波尔（Nobel），要他们在暑假期间轮班替换帮助班廷先生做一个动物实验。他们曾经在麦克劳德的实验室协助做过的一个项目在动物身上诱发糖尿病，掌握了最新测定动物血糖的方法，足可以当班廷的师傅。在整个暑假中，一个辅助实验的前半段，另一个辅助实验的后半段。暑假即将来临，贝斯特和瑙波尔都急于先出去度假，只好抛硬币决定谁先谁后，贝斯特“不幸”被选中先留下来，硬币的正反面决定着两个人命运天堂与地狱的归属。
班廷是5月17日开始实验室工作的。麦克劳德在6月15日启程到苏格兰休假三个月。在那之前，有将近一个月，麦克劳德一直在陆续指导安排班廷的工作，包括制定实验计划和实施方案，还亲自给班廷做了一次解剖示范，教班廷如何给狗做胰腺切除术――班廷学的是给人做手术，那跟给动物做手术不是一回事。比如，麦克劳德告诉班廷，给狗做胰腺切除，不是一次就全部切除，而是需要分两步走。麦克劳德还告诉班廷，胰腺取出之后，要立即冷冻处理。这个细节非常重要。虽然麦克劳德当时并不明确知道这种处理对后来的胰岛素保护很有意义，但是职业本能让他做了这个非常正确的指导。
班廷得到了一展抱负的机会，开始干活，但是事情比他所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这个实验，必须给狗做很精细的胰腺结扎手术（让胰腺腺泡细胞坏死）和胰腺切除手术（诱导糖尿病症状），也必须做实验室操作，比如活性物质的提取和血糖的测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班廷没想到的是，他一上来就连续遇到手术失败，好几条狗都死于术后失血或是感染。在抗生素发明以前，感染很容易导致死亡。班廷需要磨练，不仅是磨练实验室分析技术，也需要磨练做动物手术的技术。本来麦克劳德预计整个暑假里班廷会用掉10条狗，所以他启程之前给班廷安排了10条狗。没想到班廷在头两个星期就用掉了所有10条，其中7条死于手术失败，没能做任何实验。
没有实验狗怎么办？班廷不得不自掏腰包到市场上购买实验狗。逐渐的，班廷掌握了手术技巧，能成功结扎胰腺导管了。这之后就是等待胰腺萎缩。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这需要大约一个半月。
直到7月底，班廷和贝斯特已经为两只狗的胰管结扎了7个星期，时间已经长到足以杀死所有分泌消化酶的细胞。另外两只狗已经摘除好胰腺，患上了糖尿病，终于到测试班廷假设的时候了。
此时，班廷已经放弃了移植的念头，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也许是因为狗的伤亡过于巨大。他们采用了一种更快更简单的办法——把结扎胰管的391号狗的胰腺取出，切片、在生理盐水中放凉、碾碎、过滤，得到一份液体提取物，并于7月30日早晨注射到摘除了胰腺，有轻微糖尿病症状的白色小*狗猎**410号体内。它的血糖从0.20%降到0.12%，提取液似乎起了作用。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发现410号陷入昏迷，很快死去，没有做解剖检查——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哪怕是在星期天早上。后来，他们推测，410可能死于感染。
8月1日，406号，一只黄色牧羊犬，摘除胰腺后患严重糖尿病。注射了大剂量的提取液后，血糖明显降低，从昏迷中苏醒，站起来，走路，但很快陷入昏迷，死去。
8月3日，408号，又是一只糖尿病牧羊犬，多次注射提取液后，从3日一直存活到7日。这是迄今为止他们最好的结果。他们给提取液取了名字，叫“岛素”（isletin）。408号最后还是死了，解剖发现是大面积感染。
之后，他们又摘除了两只狗的胰腺，编号分别为92与409。他们的计划是向92号犬注射“岛素”，而409号犬作为控制参照，也就是说术后恢复后不注射“岛素”。在工作过程中，他们的汗珠不断掉落在手术台、钳子、解剖刀以及拿来擦汗的桌布上。毫不奇怪，感染一直是个大问题。
92号与409号的对比实验结果明白无误。8月13日，409已经站不起来，而92号则神气活现地在实验室中跟着班廷来回走，就像他的宠物狗。提取液使92号保持了相当健康的状态。
8月17日，班廷和贝斯特用一只狗的完整新鲜胰腺的提取液为92号注射，以观察这种提取液是否会产生和胰管结扎后的胰腺提取液一样的降低血糖的疗效。结果这种提取液有效，但他们竟没有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
班廷当初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最初的假设是错误的——胰腺分泌的消化酶类，正常情况下必须进入肠道内激活才有生理活性。结扎胰管，并不会杀死消化酶。也就是说，他在胰管结扎上所费的力气，全是无用功。所以，胰岛素的发现是从一个粗糙的、科学上并不准确的灵感，逐渐进化到更加复杂、精确的阶段。但科学研究不就是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吗？
8月31日，由于无法继续供应提取液，92号牧羊犬死去，但它在胰腺被摘除的情况下存活了整整20天，堪称奇迹。
班廷和贝斯特都对这个结果感到欢欣鼓舞，看到了希望，决定把实验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班廷离开家已经三个月，积蓄也几乎花光了。麦克劳德给班廷配备的暑期助手也已经到期，没人支付助手的薪水。期间，瑙波尔曾经来替换贝斯特，但贝斯特已经熟悉了实验，愿意接着做下去。没有了报酬，贝斯特表示先欠着，将来如果有了经费在补上。
接下来怎么办？回去重新开业，还是继续在多伦多做实验？ 这个实验没工资，而且，谁也不敢肯定这样的实验能有最终结果。如果没有结果，班廷还是需要回去靠诊所谋生。但是班廷权衡之后，还是决定破釜沉舟，卖掉了房子和家具，彻底放弃了开业行医，一心一意做这个提取实验。
9月初，班廷给麦克劳德写信报告了目前的实验结果。初次尝试基础研究的班廷，对取得的这些结果很觉得兴奋。麦克劳德有多年研究经验，告诫班廷，不要急躁，要继续重复实验，积累证据，证据越多越好。必须把所有原始数据都好好保留，因为前人做过很多类似的实验，有很多类似的结果，但是最后因为数据有薄弱环节，经不起质疑。一个新成果，必须积累“强有力的证据”，才能无法被*翻推**。
麦克劳德于9月21日返回多伦多。查看了班廷他们的实验记录。对实验结果有些质疑，胰腺提取液虽然能够降低血糖，但幅度毕竟有限，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作为老练的科学家，他仔细查问数据的可靠程度，然后安排了更多的挑战性质的实验，为的是排除所有可能的假阳性（假阳性：科研术语，指本来无效，由于其他因素干扰，造成貌似有效的结果）。比如，会不会是注射提取液的时候，注入的溶液稀释了狗的血液，于是造成血糖浓度下降？要排除这种可能，就必须用同样分量但是不含提取液的生理盐水给实验狗注射，然后测血糖，看是不是也有血糖下降的现象。同时他要求从不同角度试图证伪这个实验结果，比如尝试用其他器官的提取液做实验，看看是不是确实只有胰腺提取液才能降低血糖。 但在班廷看来，麦克劳德简直就是吹毛求疵。班廷甚至有点怀疑麦克劳德是因为看不起自己的低学历，所以故意刁难。
麦克劳德的这些要求，应该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必须有的态度。做科学研究，正确的心态不是迎合自己，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是要反复用多角度的实验结果来证明自己的这个理论是错的。当你把能想到的验证方法的都用完了，还不能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这时候你才可以大叫一声“我找到了！”
班廷研究经验不足，且有浮躁，麦克劳德要求他和贝斯特重复实验，这让他觉得有点厌倦。他试图说服麦克劳德让他尝试别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如给狗做胰腺移植。麦克劳德告诫班廷，科学研究的过程很枯燥，但要让结果可靠，就必须严格检验。所以麦克劳德坚持让他们俩继续重复实验，强化证据。
这期间，麦克劳德对提取方法也提供了很具体的改进意见。他检查实验数据之后注意到，各次提取出来的制剂，性能不稳定。降糖作用时强时弱。他怀疑造成这种不稳定的因素是温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麦克劳德建议改用乙醇做提取溶剂。乙醇在很低温度就能快速挥发，这就可以避免高温破坏。然后，麦克劳德给班廷他们示范了一种技术，用温热空气从乙醇提取液的上面吹过去，这能大大加速提取液的浓缩过程。
能想到的证伪方法都做过之后，麦克劳德又建议让班廷和贝斯特做持久实验，看看靠提取液能让切除胰腺的狗存活多久。这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有些药物，疗效似乎不错，但是有慢性的器官损害。所以需要持续用药一段时间，才能发现这样的远期损害。
尽管麦克劳德的要求很苛刻，但班廷他们的实验结果越来越肯定，现在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方法，能相当可靠的重复得到那种降糖效果。到现在，连麦克劳德都觉得，这种胰腺提取物，进入临床，用在人类身上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是个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为了维持一条狗的性命，却使用了5条狗的胰脏，这就等于杀死5条狗，使一条狗活命，简直是太荒唐了！
他们现在的“生产”方法是这样的：结扎动物胰腺导管，等待一个半月，然后从部分坏死的胰腺里提取活性物质。这样的慢节奏生产方法，肯定不能批量生产。不能批量生产的药物，是没有临床意义的。 必须另找办法，能大量生产这种提取液的办法。
实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来自动物保护协会的压力，和麦克劳德的质疑，让班廷意识到自己不能也不愿从狗身上获得胰腺提取液，他也尝试着用其他小动物做替代品，但对任何一个活物动刀都让他心如刀绞。但班廷异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执着而锲而不舍。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实验的想法，而是又一次在绝望中寻找新的希望，班廷开始苦苦地思索，如何在降低生命代价的同时，获取更多的胰腺提取液。为此，班廷把大学时读过的书又全都找了出来，仔仔细细的读了个透，他的眼前豁然开朗，想起了课堂上曾经学过的知识，在他撰写的《胰岛素发现的早期故事》里，详细记录了他的理论依据，根据拉式斯学者已经发现，与成年动物相比，新生动物含有更多的胰岛细胞，与此同时，可以合理地推断，未出生的动物胚胎的消化系统，不会发生作用，也就不会分泌消化的酶，由此，班廷推断，对于胚胎动物，不需要结扎，就可以分离出胰腺提取液。班廷小时候有在农场生活的经历，自然想到的是牛的胚胎。这一改变，使实验有了飞跃性的进步。1921年11月19日这一天，班廷从九个牛的胚胎中提取了胰腺液，经过多次注射，实验狗的血糖快速下降，3个小时里，狗的血糖从0.46%降至0.18%。这比班廷和贝斯特第一次尝试的那回效果还好！ 随后，班廷有发现不仅是牛的胚胎，成年牛的胰腺、牛肉中，使用酸化的酒精也可以抑制对提取液有破坏作用的消化液。这真是太简单了！这说明，不需要结扎，不需要等待几个星期，不需要承担生命的风险，就可以找到充足而鲜活的胰腺提取液供应。可以直接到屠宰场收集成年牛的胰腺。在加拿大，动物内脏都是作为垃圾抛弃的，所以屠宰场有的是免费索取的胰腺。
当班廷再一次把实验结果交到麦克劳德手上的时候，麦克劳德暗暗地吃了一惊，他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班廷已经因为长期挨饿，面色蜡黄，双颊塌陷，熬夜工作，令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麦克劳德没有想到班廷能够再三把实验坚持下去，班廷这次提交的实验结果在临床上或许是有价值的呢。
现在胰腺提取液的疗效已经得到肯定。材料来源有了保障，那么批量生产也具备了可行性。直到这个时候，麦克劳德才开始觉得坐不住了,没有理由再继续观望下去，他决定丢下手中所有的工作，调动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到胰腺提取液的工作，草台班子变成了正规军。麦克劳德跟学校提出申请，让班廷成为多伦多大学的临时雇员，月薪250加元，还给他补发了前面那几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给研究组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生物化学专家詹姆斯·克里普（James Collip）。
克里普来自几千公里之外的阿尔伯塔大学，刚好在多伦多。他本来打算跟麦克劳德合作研究一个项目。但是麦克劳德一见到克里普，忽然就有了新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研究组的胰腺活性物质提取工作算是相当肯定，大部分时候，提取液确实能让实验动物的血糖降低。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提取液的不良反应。给实验狗注射提取液，虽然确实能降糖，但也频繁伴随发热反应，或是注射部位的肿胀溃烂，甚至发生败血症死亡。这就无法进入临床用于人体。
麦克劳德也应该有过深入的思考，导致实验动物发热或者出现“脓疡”的，并不一定是持续性的。可能导致发热的原因就是提取的制剂里有杂质。要剔除杂质，需要有精深的生物化学知识。而这个克里普，正好是生物化学专家。
克里普做过别的腺体分泌物的提取工作，熟悉这些技术，他接受了邀请，1921年12月12日，克里普正式加盟。他是化学家出身，不是临床医学出身，所以克里普参与这个项目之后，很快就开始怀疑这个研究里一直在奉行的一个步骤：人工制造糖尿病动物。
班廷他们的实验研究目的是用提取物治疗糖尿病，那实验当然需要在有糖尿病的动物身上做。
克里普是化学家，他的视角是化学反应。在他看来，实验目的是要证明这种提取物能降低血糖。至于实验动物有没有糖尿病，这很重要吗？难道说，如果这个动物没有糖尿病，这个提取物就不能降低它的血糖？所以，开始工作没多久，他就试着跳过那个步骤，不用预先诱发糖尿病的动物，而是用正常的动物。这样，他很快就发现：即使是正常动物，胰腺提取液也能有效降低它们的血糖。
这个发现很有意义。麦克劳德查看了克里普的实验结果，认同了他的观点：只要能降低血糖，就证明了这种提取液的生物活性。麦克劳德决定干脆连摘除胰腺制造糖尿病狗的工作也可以省掉了，直接在正常兔子身上检测提取液是否能够降低血糖，两相结合之下，班廷和贝斯特的最初实验被简化了许多倍：本来要在两组狗身上动刀才能完成的艰难实验，现在只需跑一趟屠宰场，再养几只小兔子就解决了！有了这个发现，检验提取液效果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然而，克里普的更重要的贡献是改进提炼方法，提高了制剂的纯度和稳定性。 因为，他是化学家。克里普知道做生物成分的提取，是要找出里面有用的东西，同时得去掉没用的东西。胰腺碾碎了，泡溶液里了，这是初级提取液。这里面东西有脂肪、水、盐份、各种有机质，当然也有治疗糖尿病的活性物质，就是我们后来叫做胰岛素的那种活性物质。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但是初级提取液里还有别的蛋白质。可是胰岛素跟那些杂质混一块，怎么能分离出来？
脂肪和盐比较容易分离。脂肪不溶于乙醇。盐比重大。这些都可以用离心技术和洗涤来去除。这个技术，麦克劳德和贝斯特都知道。蛋白质的分离就要困难得多。
克里普懂化学，他知道不同的蛋白质，只溶解于不同浓度的乙醇。然后，在不同的酸碱度下，它们的溶解程度也不一样。要想把胰岛素跟别的东西分离开来，需要寻找最适合的乙醇浓度，和最适合的酸碱度。
克里普系统分析之后，发现不同的蛋白质，在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的沉降最快，而胰岛素需要在浓度很高的乙醇里才开始沉降。所以他找到的方法是：逐步增加乙醇浓度，这样，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杂质蛋白质沉降，但胰岛素一直处于溶解状态。随着乙醇浓度逐步增高，就能让越来越多的杂质蛋白沉底，留在溶液里的就只有胰岛素。不过，乙醇浓度不能超过90%。如果超过这个浓度，那就连胰岛素本身也开始沉降。这就是克里普要找的阈值。
找到这个阈值就好办了。先逐步增加乙醇浓度，但是不超过阈值，这样就能让绝大部分蛋白质杂质沉降。还能在提取液里溶解着的，几乎是纯净的胰岛素。把沉降的杂质去掉，剩下的乙醇溶液，再给它进一步提高浓度，结果就是胰岛素本身也开始沉降。现在把沉降下来的物质收集，干燥，这就是固体的胰岛素。需要注射的时候，把这种胰岛素粉末加入生理盐水里就可以了。
这样开发出来的制剂，纯度比以前高很多。克里普用他提纯的制剂在狗身上做效果检验，然后就发现，他的制剂不但能降低血糖，甚至能消除酮尿。
酮尿是重症糖尿病典型症状之一。糖尿病人不能有效利用血糖，就只能分解体内的脂肪来产生能量。分解脂肪会产生大量酮酸，于是让病人出现呕吐，脱水，深慢呼吸（库斯莫呼吸），意识模糊，昏迷，最后死亡。糖尿病人急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酮症酸中毒。如果高血糖能有效控制，身体不再需要分解脂肪产生热量，也就不再产生酮酸。
克里普提纯的制剂能迅速恢复实验狗对糖分的利用能力，所以用他的制剂给诱导出糖尿病的狗注射之后，狗不再需要分解脂肪获得能量，尿液里的酮酸就消失了！
克里普的发现，为提取液能有效控制血糖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他的高纯度提取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点，虽然麦克劳德他们目前还没充分意识到这个优点的重要意义：高纯度的制剂，给实验动物注射的时候，发热和局部的“脓疡”都大大减轻甚至完全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这个优点，研究组的所有努力，就会在最后关头迈不过“临床检验”这个坎。之所以不能进入临床，就是因为不良反应太重，出于安全考虑，这样的制剂不能冒险用于人类。
克里普提纯的制剂能有效降糖，已经毫无疑问。可麦克劳德还是不放心，还想有更切实的证据，证明血糖下降确实能治疗糖尿病。在那个年代，即使是麦克劳德这样的专家，也觉得有这种可能：胰腺提取液能降低血糖，但是未必能消除糖尿病的种种症状。
不过，他对糖尿病有深入研究，知道糖尿病人的生理变化之一是，他们的肝脏不能够把血糖转化成糖原存储起来。如果能证明，注射他们的这种胰腺提取液之后，不仅仅是血糖下降，肝脏的这种转换糖原的能力也恢复了，那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种提取液确实可以治疗糖尿病。
克里普自告奋勇做这个研究。12月22日克里普果然发现，给狗注射了这种提取液之后，狗的肝脏里出现了大量的糖原。
这是有力证据，说明提取液不仅仅是降糖，也确实能让被糖尿病破坏的生理功能得到恢复。麦克劳德邀请克里普加盟，实在是明智之举。
提取液的降糖效果越来越确定，发热和“脓疡”之类的不良反应也很少发生了。大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实施临床检验，就是直接在病人身上检验提取液的治疗效果。可是这个时候，班廷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危机。他觉得自己被麦克劳德排斥在实质性工作之外，仅仅是在做一点粗糙的提取工作。风头全都被麦克劳德和克里普抢走了。
其实，麦克劳德对班廷没有任何的排挤意图。他对研究工作的安排，显然是从工作质量的角度考虑问题。只不过，班廷自身的资质，跟这个研究需要的实力，确实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而这就造成了他面对的这些阴影。
随着项目的深入，麦克劳德让克里普做主要的提取工作。这本来是个合理安排。要想让研究结果可靠，毕竟还是应该让最懂技术的人做最关键的工作。但是班廷现在陷入了一个微妙的处境。他觉得麦克劳德是刻意要冷落自己，试图攫取自己的功劳。为了捍卫权益，他很固执地对麦克劳德坚持说，提取液的临床试验，必须由自己来做。
当班廷要求克里普把提纯的方法告诉他时，却遭到克里普的拒绝。班廷还因此打了克里普一顿、后来，在多伦多大学校董会的调解下，几个人才达成和解。
一个药物研究，必须用到临床，能在病人身上有疗效，才算是有意义。班廷的想法是：自己不能在分析提纯阶段扮演主角，至少要在临床试用阶段扮演主角。这样就还能让世人看到，我班廷在这个项目里，不是跑龙套的人物。
可是，临床试验准备在多伦多总医院（多伦多大学教学医院）进行。多伦多总医院的内科主任格雷厄姆（Duncan Graham），已经决定让本医院的临床医生做这个实验。而且，他们准备用的是克里普制作的试剂。
其实，格雷厄姆的决定，绝不是针对班廷。班廷是医生，但他不是内科医生，更没有糖尿病治疗经验。而且，从法律上说，他目前没有行医，也就不具备在病人身上做实验的资格。格雷厄姆的决定，只是遵守行医规范而已。
至于决定用克里普提取的制剂，显然也是出于科学考虑。克里普提取的制剂，纯度比班廷的要高得多。选用更高纯度的制剂，是对病人负责。这不仅是为了疗效，也是为了安全。
但是此刻的班廷处于心理危机中，无法客观面对这些决定。他态度激烈的跟麦克劳德要求自己亲自做临床试验。
麦克劳德最终做了个让步。让班廷亲自给病人试用是不可能的，法律不允许。但是作为折中，麦克劳德同意用班廷和贝斯特提取的制剂做临床试验。
首次临床试用的时间是1922年1月11日，试用对象是在一个14岁男孩，名叫里奥纳多·汤普森。
上午10点半，班廷制作的提取液取来了。按照当时现场人士的描述，这份提取液“浑浊，淡褐色，沉淀物很多，加热之后大部分能溶解”。 这样的制剂，显然不如克里普的纯正。
多伦多医院的执行医生给汤普森注射了15毫升这样的提取液。注射之后血糖从0.44%降到0.32%，尿糖从91.5克降到84克。尿酮强阳性。
这样的血糖尿糖下降，幅度太弱，不足以缓解症状。而尿酮强阳性是重症糖尿病的指标。 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本次用药无效。
倒是病人一侧臀部的注射区出现了溃疡。那是因为提取液杂质太多导致的。 这样的结果实在不满意，没有理由继续用药。
班廷后来一直没有对这次用药失败发表过评论，虽然这是他再三坚持才争取到的权益，就是用他制备的制剂做首次临床尝试。
面对现实，麦克劳德没再坚持用班廷的制剂。1922年1月23日，多伦多总医院用克里普提纯的制剂给汤普森继续治疗。这次效果极佳，注射之后血糖立刻恢复正常，尿酮消失，尿糖也几乎完全消失。原来半昏迷的里奥纳多，现在开始有了活力，能说笑，能下床走动。
此后每天给药，都是一针打下去即刻见效。多伦多总医院的医生们欢呼雀跃，他们知道，人类探索几千年，从来没有任何药物能这么立竿见影的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直到今天。 这就是说，从这以后，糖尿病可能有药可以治疗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多伦多总医院继续用克里普提纯的制剂给另外6个病人接受治疗，结果都是注射之后，血糖都明显地降了下来。 至此，胰腺提取液对糖尿病的疗效已经确凿无疑了。
这以后的用药，就不再是证明疗效，而是探索这种制剂用药之后的人体反应，建立精确的临床使用准则——降血糖并不是降得越多越好。制剂使用过量，能导致低血糖休克，这是会致命的。
临床效果充分证实了，用药的生理规律和安全性也明确了，麦克劳德小组写了一篇论文，总结了迄今所有研究结果，论文里首次给他们的提纯制剂起了个名字，一个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的名字：胰岛素（insulin）。
1922年1月23日，班廷、克里普和贝斯特共同申请了一个胰腺提取液治疗糖尿病的专利，然后他们以每人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转卖给多伦多大学管理委员会。
他们申请专利，不是为了创收，而是要保护胰岛素的质量。如果没有专利保护，这种胰腺提取，看起来貌似技术要求很低，会有很多人仿制，甚至可能有人在自家厨房里仿制，这就可能有严重的活性差异，还可能带有各种杂质。这是很危险的。
专利的保护，限定只有合格药厂才可以生产，这就保证了胰岛素的纯度和效力。
1922年5月3日，美国内科协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学术年会，麦克劳德代表小组在会上宣读了他们的论文。论文念完之后，与会者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美国内科协会成立20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全场起立鼓掌的情景。 因为，这些人都是糖尿病专家，都知道这个发现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
从1921年5月17日班廷和贝斯特在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到1922年5月3日麦克劳德代表小组宣读论文，时间是差两个星期一年。
糖尿病有救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北美新大陆糖尿病患者纷纷涌来多伦多寻求治疗。麦克劳德小组全力以赴，尽快地制作胰岛素。但他们毕竟只是研究机构的学者，不是制药厂。即使他们购买了一些大型设备，在实验室地下室里开设了制作车间，他们能制作出来的胰岛素，仍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庞大的市场需要。
从1922年3月到5月中旬，多伦多遭遇了胰岛素荒。无论班廷，还是克里普，突然一滴胰岛素都生产不出来了。克里普声称他无法解释随着产量增加而导致的药效损失和药物不稳定问题，因而退出了项目，并于5月离开了多伦多。
这是一次可怕的危机。不仅对研究小组、对于诊所里的糖尿病病人，甚至对大学的声誉都是严峻的挑战。一个刚刚用上胰岛素的病人已经死亡，而莱昂纳多重新回到了饥饿疗法。
这是实验室的必然问题：科学家只能生产小剂量的药物，而且难免遇到药物被污染、效果差或者不稳定等问题。
5月底，多伦多大学终于决定寻求外界的帮助。他们接受了一家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家族制药公司——礼来的提议，共同进行大规模生产胰岛素。
20世纪初期，高等学府与商业企业之间的隔绝可以比作政教分离的局面。当时人们认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产业利益是根本冲突的，产业与科研的合作是应当禁止的。然而多伦多大学如今面临两难的窘境：坚守道义的阵地，意味着导致患者的死亡。
从实验室的生产方法发展为大规模生产，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其间有许多未知数：产品药效、临床试验、生产许可管理等等。而当时礼来公司已经是一家有45年历史的制药企业，在印第安那波利斯有良好的声誉。
礼来公司的首席化学家乔治·沃尔顿（George Walden）拿到制作方法之后，很快就做了下一个改进。
早先，麦克劳德小组注意到，有些批次的制剂会有效力衰减问题。刚生产出来时似乎正常，但是货运到医院之后，效力严重衰减，有时候只剩下10%，但他们一直没找到原因。
沃尔顿经过探索，发现原因在于酸碱度。如果酸碱度不当，胰岛素会逐渐沉降，效力于是下降。 这本来是个缺陷，但沃尔顿以他的职业敏锐，立刻发现这个缺陷可以转化为技术。因为，沉降下来的的胰岛素纯度比原来更高，效力远胜之前任何批次。于是他不是试图避免导致沉降的酸碱度，而是用这个酸碱度诱导沉降，然后再收集沉降下来的胰岛素。这样，他制作出来的胰岛素，纯度和稳定性比原来高10-100倍。 而以礼来公司的设备实力，批量生产当然不是问题。
这个发现让大规模生产的问题迎刃而解。到年底，他们的生产量达到了每周10万单位。第二年3月，礼来公司已经有生产力应对全球的市场。最终，礼来于1923年获得在美国独家生产胰岛素的授权。第一年的销量就达到111万美元，那时候一个科学家的月薪才85美元。胰岛素巨大的商业成功，使得许多制药公司纷纷效仿，成立研发部门，在药品投产之前进行例行的临床试验。对制药公司来说，胰岛素是一个转折点。
胰岛素的开发成功使得礼来制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药企一跃成为行业翘楚，历经百年而长盛不衰。如果说从动物提取胰岛素在一部分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过敏反应，那么1982年，礼来制药公司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基因合成的人胰岛素，是世界上首个应用重组DNA技术创造的人用医疗产品，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糖尿病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1920年代的胰岛素现在看来还只是粗制品，极易激活人体免疫反应，导致过敏。而且，早期胰岛素作用时间短，需要每日多次注射，给患者带来不便和痛苦。
另一个同样因胰岛素而兴的药企是诺和诺德。1922年，也就是胰岛素刚应用于临床的第一年，这个新鲜东西正好被两位丹麦科学家关注到。
他们是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搞研究的克罗夫妇。丈夫奥古斯特·克罗是1920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妻子玛丽则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是因为患病的原因，胰岛素让夫妻二人着迷。因此，奥古斯特在1922年对麦克劳德的实验室进行了两次考察，并会见了主要研究人员，随后就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写了提名信。
当然，诺奖获得者不会白白提名，奥古斯特想的是，把麦克劳德的胰岛素技术引入到丹麦。拿到配方后，夫妇二人赶回哥本哈根，很快就开始了胰岛素产品的研制。1923年的春天，诺德胰岛素实验室成立，这也被视为是诺和诺德公司诞生的元年。1936年，发现鱼精蛋白可以延缓胰岛素的作用，起到长效化作用，降糖效果可长达20多个小时。1946年，性质更为稳定的中效胰岛素研制成功，每天注射两次可基本覆盖全天基础胰岛素的需求。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诺和诺德已经成为胰岛素生产的行业巨头。
从1921年夏天至此，不到两年时间，胰岛素就从一个门外汉的灵感，变成一种面向千千万万的人的救命药物。这是学界与医药工业界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合作，而且很可能是最完美的一次合作。而对那些一生孜孜以求治疗糖尿病的医生，多年来眼睁睁看着病人一个个死去，突然间他们能活下去了，这种奇迹近乎神迹。
胰岛素的发现是现代医学研究史上第一次，科学家真正制造出一种东西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当然，科学家们也发明了*醉药麻**、阿司匹林，但真正能够治疗一种具体的疾病，一夜之间把一种致命的疾病变成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疾病，却是前所未有的。
1923年胰岛素作为商品上市，据粗略统计，当年有近8000名医师对25000多名糖尿病患者注射了胰岛素。美国著名糖尿病学家Elliott Joslin曾写下这样一段话：“1897年，1个被诊断为糖尿病的10岁男孩的平均生存期是1.3年，30岁和 50岁的糖尿病患者生存期分别是4.1年和8年。而到了1945年，10岁、30岁和50岁诊断糖尿病的患者却可继续生活45年、30.5年和15.9年。
鉴于全球学者对班廷发现胰岛素一致予以极高的评价，1923年5月，安大略省政府在多伦多大学设立了一个医学研究会，就叫班廷和贝斯特医学研究会（Banting and Best Chair of Medical Research），班廷和贝斯特分别担任研究会的主副任。然后每年给班廷10000加元研究经费，5000加元年薪。另外给10000加元补偿早先的研究开销。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不甘人后，1923年6月27日决定授予班廷终身年金7500。两边加起来，班廷现在一年有12500加元的年薪，外加丰裕的研究经费。
12500加元是什么概念？班廷刚毕业的时候，不是跟老爸借钱，在安大略省的小镇伦敦购置一套别墅，花费7800加元，那么12500加元在当时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应该能够购买一套别墅！
当班廷带着结婚戒指，兴冲冲地去找女友艾迪斯时，她早已嫁为人妇。
1923年10月23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决定，班廷和麦克劳德因为“发现胰岛素”，共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从麦克劳德在华盛顿特区宣读论文，到诺贝尔委员会决定给予这个奖项，时间是一年零五个月。
一个医药成果出现不到两年就得到诺贝尔奖，这是医学与生理领域的第一次。这是因为，在当时，糖尿病对人类的威胁，不亚于现如今癌症对人类的威胁。而胰岛素一出现，能解救的糖尿病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当多伦多大学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班廷的时候（那个时候，通讯技术还不发达），班廷勃然大怒，对所有人说他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因为，与他共同奋斗的贝斯特没有获奖，而出力甚少的麦克劳德却“不劳而获”。
在胰岛素研发的早期，麦克劳德的冷漠、近乎严苛的要求，在实验取得重大的突破时，重用克里普，而忽视了班廷，这些在班廷心底酿造了太强的防御心态。这种防御心态，让他面对“权势人物”的时候，本能的就产生抵触和猜疑。
学校当局只好给他谈政治谈情怀，提醒他：你是历史上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加拿大人。你的获奖是科学界的骄傲。如果你因为个人意见不同而拒绝接受，大家会有什么感受？现代科研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你这样任性，可能会让国际人士对加拿大科学界形成负面的看法，那就可能影响今后的科研合作。
班廷虽然容易冲动，倒还没有走到极端。他同意接受奖项，但是当时就对所有人宣告，要把自己获得的那部分奖金跟贝斯特平分。此举令麦克劳德十分尴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从英国返回加拿大的船上。抵达蒙特利尔之后他立刻给克里普发了一封电报，把自己奖金的一半分给克里普。
当宣布班廷和麦克劳德获得诺贝尔奖时，罗马尼亚生理学家保罗斯库曾向诺贝尔委员会申诉，他是第一个发现胰岛素的人。早在1916年，他曾为狗注射了胰腺提取液，能够降低糖尿病狗的血糖水平。还有其他几位科学家也申诉其发现的优先性。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研究者都没能持续复制他们的实验结果。而后来的“多伦多四人组”不仅发现了胰腺提取液存在着副作用，而且也找到了应对副作用的提纯方法，使胰岛素在临床应用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
发现胰岛素，是多伦多四人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班廷居功至伟，麦克劳德功不可没。
班廷有一股子不屈不挠的坚韧，要不是他的这股牛鼻子精神，生拉硬拽地支棱起这只团队，胰岛素的发现还不知会延后多少年。 班廷身体力行，不仅发现狗的胰腺提取液具有降低糖尿病狗的血糖水平，而且可以从牛的胚胎、牛的胰腺和牛肉中提取，使得大规模的获取胰岛素成为变得可行；贝斯特是个勤勉踏实的大男孩，从头到尾任劳任怨地奋斗在一线；麦克劳德像当代实验室里的带头人，不仅提供了全部的实验所需，并且凭借其丰富的研发经验和广阔的学识，总能站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角度，给困在课题中的研究者一些必要的点拨和启发，包括提纯胰岛素，使用兔子等大大简化了实验过程，首次使得胰岛素应用在临床上，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克里普则是思维缜密的少年英才，反应速度一流，动手能力也一流，后期的纯化他功不可没。
在发现胰岛素的1921年，多伦多四人组都很年轻，班廷30岁，克里普29岁，贝斯特22岁，麦克劳德45岁。四人的命运各有不同。诺贝尔奖既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又是最可怕的魔咒。获奖的两人英年早逝，未获奖的两人安度一生。
麦克劳德获奖后，在加拿大社会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胰岛素是由班廷和贝斯特共同发现的，麦克劳德并未参与实验工作，署名麦克劳德只是由于他是实验室的负责人。本文前已叙述，麦克劳德功不可没。如果没有麦克劳德的专业指导，胰岛素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是不可能的。此后几年，麦克劳德在多伦多深感苦涩。1928年，他离开多伦多，回归故里，继续致力于碳水化合物新陈代谢的研究，同时还研究空晕病、电休克和肺结核病原菌，著作等身。他人生最后的日子深受关节炎之苦，1935年，麦克劳德去世，时年59岁。
班廷的学历或科学素养，无法与其中任何一位相提并论，他唯一胜于那些早期研究者的，也许是他的执着和从不放弃。有多少人会为了求证一个前途未卜的推想，变卖诊所和家产，全无收入，在一间酷热且充满动物粪便与血腥味的小屋里没日没夜地工作整整一个夏天呢？
班廷成名之后，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科学和医学学会的名誉会员，其他荣誉和奖项也纷至沓来。起初，班廷只是一个害羞、简单的普通乡下男孩，他讨厌演讲、宴会和礼服，讨厌接受采访。通过练习，他的公开演讲得到了改善，变得更加习惯商务活动。
发现胰岛素后的几年中，班廷与人合作了各种出版物，但他没有继续从事胰岛素研究工作。班廷试图复制胰岛素的经验：一个好主意，一个巧妙的方法，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然而并没有复制成功。在他关于医学研究的许多谈话中，他总是强调思想，而不是培训。这更多的源于他自身的背景和经验，在缺乏丰富的医学和科研训练下，与突发的灵感轰然相撞，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1939年二战爆发后，班廷担任加拿大战时医学研究的协调主席，研究重点是航空医学。1941年2月21日，班廷乘飞机跨大西洋，飞机失事，轰然离世，享年50岁。飞机的骸骨仍然停留在纽芬兰岛。加拿大人在海边为他建起一座班廷纪念公园。
克里普在多伦多的使命结束后，返回阿尔伯塔大学，继续担任生物化学教职，于1924年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于1926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克里普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才能，在分离甲状旁腺激素方面做了深入的开创性工作，他创造的 “血清钙（serum calcium）” 版本在此后的四十年中被临床化学实验室广泛采用。
随后，克里普担任麦吉尔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与学生和同事从事广泛的人体工程学研究。他因内分泌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许多荣誉，并于1933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的院士，1947年成为西安大略大学的医学系主任。
克里普非常不愿意谈论胰岛素的发现，他没有对此事提供任何书面评论。他一直坚持认为，发现胰岛素的真相存在于那些年发表的论文中，并且可能在他们都去世之后才会出现。他主张历史拥有最终决定权。科利普于1965年6月19日去世，享年72岁。
贝斯特，那个懵懵懂懂的小伙子。在大学期间就取得了诺奖级的研究成果。1925年从医学院毕业，头顶着胰岛素共同发现者的巨大光环，攻读研究生，不是那个导师选择他的问题，而是他挑选导师的问题。他选择追随英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戴尔（也是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为导师，接受系统严格的科学训练，1928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返回多伦多。同年，麦克劳德辞去了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并推荐贝斯特填补留下的空缺。
这样，29岁的贝斯特接任了麦克劳德的位置，成为多伦多大学生理学教授。贝斯特其后从事胆碱及组织的胺酶研究，还最先采用抗凝药治疗血栓。贝斯特一生获得的荣誉无数，先后被糖尿病协会、各国医学会和多所大学授予许多荣誉学位。1941年班廷去世后，贝斯特接替班廷，担任班廷贝斯特医学研究部门的负责人。1971年，做为胰岛素发现者中唯一的健在者应邀参加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胰岛素发现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荣誉勋爵。
贝斯特一生对未获得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1972年，诺贝尔奖评委会解密了50年前的提名文件，承认当年胰岛素诺奖的颁发犯了错， “将贝斯特纳入获奖者是正确的，但这在形式上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提名他，这种情况可能使评委会，错误判断了贝斯特在发现中的重要性”。贝斯特得知这一消息后，释怀了。
贝斯特于1978年3月31月去世，享年79岁。加拿大医学界纷纷哀悼，纪念贝斯特。还记得麦克劳德为班廷选的另一位助手瑙波尔吗？他因抛硬币失败，未能参与班廷的胰岛素实验。也于同年逝世，加拿大医学界竟然没有发表一篇纪念文章。硬币的正反面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随着最后一位当事人的离开，围绕在四人之间的争议也逐渐退去。时间是最好的答案，承认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