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侵华日军对华劳工的统制组织
1939年3月海州沦陷前，中国的华北地区已经全部成为沦陷区。欧洲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为了应付这种趋势，同时也为消除伪蒙、蒙疆及华北在劳工招募中激烈竞争，保证日本在华北、满蒙军工产业的需要，日本决定将在华北的各劳工招募机关统一起来，统一配置使用华北劳动力资源。从1939年10月开始筹备华北工协会，并起草了设立华北劳工协会的原则、要纲、条例、组织章程及办事细则等文件。经过两年的筹备工作，1941年7月 1日，华北劳工协会在北京成立。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开发公司及蒙疆劳动统制委员会三方捐资40万元作为协会的启动资金，首任理事长为殷同，后由赵琪担任， 日本人川井正久任副理事长。海州地区的劳工机构为华北劳工协会海州办事分处。
二、日伪强征劳工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掠夺中国的丰富资源，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役和压榨是极其残酷的，尤其对劳工的*害迫**更是令人发指。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对战争资源掠夺更加迫切，一个重要方向则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劳工。一开始，日*政府伪**采用诱骗的方法来招收劳工，以优厚的条件为幌子来欺骗中国劳苦大众。后来劳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就采用强征、 摊派，日本人把这叫做“行政供出”。除强征、摊派外，日伪还以强行抓捕的手段来补充劳动力不足，在街上抓“浮浪”。后来就将在侵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士兵关进集中营，直接运往日本及中国东北做劳工，以满足劳工短缺之需。
三、对劳工的残酷*害迫**
（一）连云港码头工人的血泪史
在连云港港口东山有个地方叫“十三道房”，依山坡顺势而建。每一排房子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4米，高约3.5米，灰沙石头墙，顶上盖的是灰瓦，这里就是连云港码头工人的“号房”。工人们枕的是砖头，盖的是破麻袋片，生活条件极差。为了在这里住进更多的中国劳工，日军把高度仅为3米多的房子分隔成上下两层，在房间里是不能直立行走的。每一层又被分割成若干格子，人们称之为“格子间”，每个格子住5个人， 人在炕上直不起腰来，400来人住一排房子。“十三道房” 住着4500-5000名中国劳工， 其拥挤状况可想而知。由于住的人太多，气味难闻，每道房子的下檐，建有通风的烟囱， 用于排气。与此同时，日军从占领区诱骗或强抓青壮年来到港口做苦工。特别是从山东、河南等省抓、骗来的青壮年最多，基本上都是在码头上干活，主要是往船上装运煤炭。当时运煤都是工人用筐往船上挑，每人挑上百公斤， 一个挨一个，行进在跳板上。涨潮时，船舱有二三层楼高，要搭上3节跳板才够到，即使是空身走在摇摇晃晃的跳板上，也是胆战心惊。但那些监工还强迫工人上跳板要“快跑”，稍一放慢，棍棒就狠狠地砸下来了。在这悬空的跳板上，饥饿、劳累、疲惫不堪的工人经常失足掉进大海、舱底，非伤即死。日军还利用汉奸和封建把头、监工对工人残酷压榨，多次实行“战时输送强化期运动”，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据日本内阁铁道省线路科长渡边在《北支港湾视察报告概略》中透露，华北四大港湾（秦皇岛、天津、青岛、连云港）码头工人的劳动时间以连云港为最长，每天平均达13个小时，有时是连续夜班，一条船不装满不准下班，全靠肩膀扛和挑，平均每人每天作业量达10.5吨，几乎赶上“机械化”，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码头工人日均工资是1.50元，最高时也只有1.82元，而当时工人每天 最低生活费则需要2.2元。这些数字都是日本侵略者在《昭和18年（1943年）度连 云港湾营业收支预算说明》中列出的。工人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上工，晚上10点多才收工，“两头不见天，黑进黑出”。劳累一天的工人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喝的是蒸棒糕的笼水。那时有句顺口溜：吃棒糕，上马腰；吃棒饼，上庙岭。意思是，码头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不是饿死就是摔死或被打死，不要多久就被抬上马腰、庙岭埋掉。由于住的人太多，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很厉害，得了病的工人又得不到治疗，病重的工人，被日军往“隔离间”一抬了事。“十三道房”的工人都知道， “进了隔离间，等于进了阎王殿”。在“十三道房”里，中国工人的命不如一条狗，随时都有被日军打死、被狼狗咬死、被疾病折磨死的可能。据老人们回忆，被日军折磨死的近万人，人们又称“十三道房”是活的“万人坑”。
“十三道房”其实就是一座关押工人的牢房。日军对中国劳工非打即骂，稍不高兴，就放狼狗咬人。几年间，被日军狼狗咬伤的近千人。为了驯服工人，日军还在“十三道房”的西侧建起了一个“示众台”，示众台底部是砖砌的底座，中间竖一根树桩，对不听话、或违反“规定”的工人，用绳索*绑捆**在“示众台”上示众。
本市籍工人王孝如就曾因不满日军的残*行暴**径，顶撞了日军，被吊上“示众台”长达十几个小时，放下来时已无法动弹。在连云火车站大楼底下还设有水牢，对不服从管教、有反抗行为的工人，就抓去投进水牢。
（二）矿山工人的血泪史
1939年春，日本侵略者占领锦屏山磷矿后，就四处招募劳工来海州挖矿。侵略者根本不拿中国劳工当人看。他们把河南劳工强制关押在被称作“集中营”的工棚里，每一个大工棚里关一二百人，没有铺的和盖的，身上的虱子、跳蚤成把抓。日军在“集中营”外修建了炮楼，日夜有荷枪实弹、牵着狼狗的士兵巡逻。劳工们吃的是发了霉的橡子面，早晨是橡子面稀饭，烧不开锅就加生石灰，一冒泡就算开锅了。劳工们喝了掺了石灰的生饭，直拉肚子，时间一长，个个变得骨瘦如柴。加上超负荷的劳役和瘟疫流行，每天都有人死去，少则二三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七八十人。死后就被扔进废弃的矿塘里。就这样，在矿区形成了一个“万人坑”。当时， 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进了磷矿门，性命难保存，死了不用埋，老塘是棺材。”这就是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血泪控诉。每天天未亮，汉奸把头就挥舞着大棒赶着大家去上工，收工时间以太阳落山为准。夏天白天长，往往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当时采矿全靠镐挖肩抬。号塘上，有日军端着上了*刀刺**的长枪站岗；工地上， 把头提着皮鞭监工，稍有不慎，轻者鞭抽棍打，重者放狗撕咬。还有一名沭阳籍劳工，汉奸把头陆胜春说他“偷东西”，被一名日军放出狼狗咬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最后活活被咬死。
日军为了更多地掠夺矿产资源，实行野蛮开采，哪里矿石好就在哪里采，根
本不顾劳工死活。有一年春天，被挖了七八米深的八号塘，由于塘壁太陡，山石塌方，有7名劳工被埋在里面。
日军占领矿山6年多，掠夺优质磷矿石30多万吨，每一块矿石都浸透着中国劳工的血和泪。6年中到底死了多少劳工无法统计，到日军投降时已所剩无几，绝大多数都成了矿塘内的白骨。
（三）连云港输出劳工的苦难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进一步加大对华物资掠夺，日本国内及中国东北等地的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了从中国掳掠劳工的决定。1944年8月，华北政务委员会颁行《战时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对策纲要》，拟动员20万名劳工（其中送往日本5万名，满洲2万名、蒙疆3万名，华北境内10万名），为侵略战争服务。在《华北内重点产业劳工动员计划表》中，海州矿业拟输出3000人，连云港华北运输拟输出1000人。另据《江苏盐业史略》记载，1940年，日军为了加紧掠夺东北三省的煤矿资源，指使汉奸在淮北盐区
骗卖灶民1300余人至中国东北开煤矿。1943年，驻济南场伪盐警头目刘士金等人， 与日军达成交易后，到圩下欺骗灶民，灶民们信以为真，争先恐后地被骗上了开往陈港的船只。
结果灌河以东三个公司灶民399人，被刘士金以每人65元的身价卖掉，刘士金从中牟利2.6万元。灶民被骗卖到东北后，终日在阴暗潮湿的煤窑里挖煤。矿井设 备简陋，经常坍塌，死人无数。原济南场裕通公司灶民刘克宽一家四口都被骗去东北挖煤矿，只有刘克宽一人幸存。至盐场解放时，这399人仅有58人活着，大都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灌云县劳工在日本北海道遭遇苦难。1943年春天，盘踞于灌云县城板浦的日军第17师团的士兵，将下车附近的草庙包围起来，缴了伪和平军第71旅驻此一个排的*器武**，绳绑了全排36人押往板浦。途中，在大柴市以北枪杀了该排排长吕建斌等5人，其他人关进了板浦监狱。与河南商丘和山东的部分劳工在连云港汇合后，日军就威逼这31人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经过7天6夜，船到抵达日本大阪。后辗转北海道，31名灌云县劳工被北海道北建市府治矿业事务所接收，主要任务是开采朱砂、辰砂、水晶等，地点是府治村。
北海道府治村一带是一片荒凉寒冷的地方，交通闭塞，劳工们要想跑出去， 真是不容易。劳工每天清晨上工，一直干到天黑方才收工。每天三顿饭，总共0.5 公斤粮，饥饿和劳累使劳工们不堪忍受。北海道冬天经常刮大风下大雪。日本资本家和监工仍令劳工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苦干”，劳工们都没有鞋穿，为防冻脚，就用草包将双脚包扎起来去劳动，时间一长，每个人的手脚都肿了起来。
1945年8月底，盟军部队开进了北海道。劳工们拿着棍棒，包围府治矿业事务所，要求回国。经交涉后，劳工们才得已离开日本，回到祖国。灌云县的劳工是抗日战争中在日本4万多劳工的一小部分。蒋玉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