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热线12》关注了北京密云延生托养中心，有不少植物人的家属将患病的亲人送到那里，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由于相关的法律空白，托养中心建立后，一直是举步维艰。
据了解，现在托养中心有20名护士，最大的32岁，最小的20岁，每6个护士负责一个病区，照护33名患者。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多的护士长温静表示，她们平时分白班和夜班，四天轮换一次。“咱们这儿的病人不能说话，你做的任何操作都是靠自律，没有人监督你或者怎么着，全靠一份责任心在做。”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性泉医生告诉记者，在他治疗过的病患中，如果有人变成植物人，很多家属首先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醒来的几率有多大？但普遍来说，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患者，醒来的几率很小。
尽管如此，很多家属还是不舍得放弃。植物人家属老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管她有没有意识，我能看到她我就心安了。”痛苦并怀有希望，是很多植物人家属目前共有的心态。
据了解，专门收治植物人的托养机构，目前只有相久大创办的延生托养中心。但这个全国唯一的民间植物人托养机构，一路走来也是困难重重。2014年为托养中心办理经营许可证时，相久大发现，没有任何一家行政部门同意审批与植物人托养相关的机构。最后，他以创办残疾人托养扶助中心的名义，在密云区民政局拿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主管单位是密云区残疾人联合会。
但是去年五月份时，残联解除了对托养中心的主管，当年机构年检未及格。今年五月份，再次年检也没能合格，目前，托养中心正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困境。相久大表示：“我们非常迷茫，也不知道未来谁管我们。”
植物人家属老安对于托养中心的未来也同样担忧，“你说真要是停办了，她每天不合适了你怎么办？发烧了你怎么办？抽搐了你怎么办？咱们都不懂。所以说，这就是一句话，这个地儿关门了，对不起，回家等死去。”
多名业内专家认为，植物人托养需求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专业的托养机构，许多植物人家属面临着继续留院治疗，还是回家听天由命的两难选择。
北京的张军（化名）今年68岁，是国家卫健委的一名退休老干部，2019年5月张军在某医院做完颈椎手术后第二天忽然无法呼吸，经抢救后昏迷，随后张军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月依然没有醒来。7月9日，医院通知张军的老伴儿王兰，要求将其转院。
王兰说，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将老伴儿先后转到多个科室和病房，但每次住不了几天，就又被要求转走。“说是国家规定，病人在一个病房住了14天，最多20天，必须要转科。”
坚持了半年多后，12月6日，王兰将老伴儿带回家中照顾。尽管请了保姆，但王兰还是不放心。“我几乎夜里四五点之前没睡过觉。太累了，睡到八点来钟，就赶紧再起。起来就这一天，整整这一天全都在忙活他，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植物人及其家属的困境，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性泉、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副主任委员何江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
对于托养中心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相久大有些迷茫，但他表示，非常理解有关部门的难处，因为专业托养植物人属于新生事物，目前缺少政策规定，相关机构认定尚无标准，因此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任何扶持。他希望，全社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植物人，让他们有第二个“家”。
一方面植物人家庭处境艰难，另一方面托养机构也面临着相关法律缺失带来的困境，对于这种现状，特约评论员程立耕认为：
修正完善法律制度
填补法律空白
特约评论员 程立耕
如何看待植物人，体现着社会对生命的态度；解决好植物人的托养之困，体现着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要妥善托养和看护植物人，解决托养机构审批难等问题，弥补相关的法律空白是当务之急。相关立法要跟上，相关职能部门不应拘泥责权归属问题，应该向前一步，看一看能做些什么。能否将植物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体系当中，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下功夫，不留保障死角和盲区。植物人生命，决不能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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