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对于我的攻击造谣，可谓无奇不有。比如，有一个名叫布施胜治的日本人，这时写了一本书，说我已与苏俄订立密约。
这密约多少章多少节，若干条若干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千真万确，实有其事。这个谣言竟使国内国外很起了一番波动。
后来，1928年我到了南京，他跑来见我。我问他说：
“那时，你对我捏造那种谣言，今天还来见我？”
“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能不写。”说着，他尚对我深深地鞠躬。
我除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而外，还有几件直接打击外人在华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们仇视我的原因。
有一位英国人，在察绥一带创办一个合记公司，专门牧畜，养的羊最多约有二十万只。
牧羊者雇用的中国人，每人领牧二百头，六人设一个头目，六个头目以上再设个大头目，他使用中国人的劳力，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吃着中国人的水草，却大赚其中国人的钱。
这种不法的举动，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什么条约上给予他这种特权？但多年以来，却无人过问。
以往当地中国官员不是不知，而是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我到张家口后，也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
后来，他公司里有一华籍职员，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为五卅事起，激于义愤，乃自动地来我处，将此事告发于我。
于是，我派人调查属实，即毅然把他们的羊全部没收，此事大出该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接控告到外交部，但这件事并无任何条约的根据，他们的使馆也没话可说，只好自认晦气。
还有京绥路上改革货运办法，原先，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需拿着货运联单，向税关纳税一次，即直达目的地，不用再纳；华商则遇关必纳，层出不穷，手续极为繁难。
再则，外商不知凭什么就获得货运的优先权，有货尽先运出；华商的货物却在站上堆积如山，许多日子运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烂毁坏，损失不赀。
我查知了这些情由，深觉不平，即找路局负责者，与之另定规例，一反其道，尽先输运中国人的货物，把外商之货屈居其次。结果，华商的货物一车一车地运走，而外人的货却滞阻不能畅运了。
我以为，一则京绥路是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当享有优先权；二则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提倡，以挽权利，而塞漏卮。外国商人对于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个日本武官要到赐儿山游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复是准许他去。他从赐儿山游历回来，又来见我。我问他说：
“你这次游历，有什么感想没有？”
不料，他很轻薄地回答道：“我见到赐儿山一带的情形和几十年前的高丽差不多，因为那时高丽的山多半没有树，这赐儿山一带，也是没有树！”
我听他这话，是有意要在我面上*辱侮**我国，居心可恶，不能容忍，我便针锋相对，结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后来，许多人来劝我，说我不当这样结怨于日本人。
有一位驻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包士杰特别为此事来找我辩论，说我对日人未免太过。我说：
“你没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话还说的不够。三国上述诸葛亮舌战群儒，薛琮谓刘玄德乃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贱，而孟德为曹相之后，系出贵胄云云。
诸葛亮闻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还牙。薛琮骂刘备，诸葛亮为何生气？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许；人家*辱侮**咱们国家，咱们若是甘而受之，对得起咱们的国家人民吗？你不懂得以牙还牙。以跟还眼，礼尚往来的道理，如何办得外交？”
我就是这样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当时，唐悦良亦在座。
还有位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也是一个狂妄荒诞的家伙。有一天，唐悦良和包士杰两人满头是汗，气喘喘地跑来见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慌忙。他俩说：
“刚才，我们同日本领事在一块儿吃饭，他喝醉了酒，发起脾气来，把我们辱说一顿，很是不堪。特意跑来向督办报告。”
外交官代表国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随便丧礼失言，如何要得？日本政府选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国，都是这一流无品无学的人物，想见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见得怎样高明！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说教者的嘴脸，使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
当惨酷的五卅*案惨**发生后，我对于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呼吁，既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有力的反响。后来，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约翰的来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时就已相识，每年都要见面几次。
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案惨**的事，我问他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
“那些人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愤，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我说：“我和你相识了这些年，我可错认了你！”从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见他。
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恶，泯灭天良是一回事，但我们固步自封，自甘落后，不能日新又新地往前进取，求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
在张家口，住着一个名叫梅顺生的德国人，他原是汽车司机的出身，因做生意赚了钱，娶了一个中国女子为妻，生了五个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张家口置了产业，大规模地经营园艺。
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常听人说，京北如张家口一带，因气候苦寒，种菜种瓜都不能肥大。这话听来似乎有理，所以我颇不质疑。但我这次在梅顺生家里所见的情形，却使我大为惊异。
他种的菜和瓜，不但并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种西葫芦每个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的肥嫩，有一种龙须菜，丰厚繁盛，至为可爱。
他还种有十几架葡萄、搭的那架，横竖成行，宛如工笔画一般，那肥厚的叶子都向着一边，整整齐齐，丝毫不乱，好像经过细心排列的一样。果子晶莹剔透，累累成串地挂着，真是纸扎的也不能如此美观。
我看了这些以后，觉得很有感触，这位梅顺生先生，和我们中国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气候，他不为成见所囿，努力与自然斗争，结果种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
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们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们，五岁的有五岁的桌子椅子，七岁的有七岁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视其年龄而有不同，又聘请了五六位先生，分别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种科学。
一个开汽车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恒，如此注重儿童教育，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地步？还不是肯实干、肯研究、有恒心不懈怠而已。
后来，这位梅先生患了一种“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国医治，愈复之后，又来中国，1933年我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时候，他还送我开了花的铁树，我上次送他的苹果树苗，此时已经结了果了。又过了一年，他的病复发，不及医治而死。
他的太太原在领事馆充任书记，在梅赴德治病时患丹毒而死。现今，他五个孩子只有两个在中国。
在张家口住久了，想到各处走走，一则问问民间疾苦，二则看看驻军，考察各地的政治。
京绥铁路修至包头南二里半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那位德国园艺家梅顺生送我三个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这回出发，我即把瓜带着，每次对民众讲话，我总要提到这回事，借以宣传努力生产，注意科学的道理。
那些民众看见大瓜，都极惊奇，有的还不大相信，要走来用手摸摸，看个明白。有这个实在东西摆在眼前，比空口说白话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众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夏尽秋初之时，天气渐冷，柳叶儿半青半黄。我曾作诗道：“叶儿青，叶儿黄，同胞饿得肚子慌，叶儿黄，叶儿青，同胞身上冻得疼”云云。苏联的朋友觉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译成俄文，寄到俄文报纸上发表出来。
我在此检看部队，那时骑兵旅长王镇淮部因为分配马匹的事，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因为新买到一批马，王旅长分配各营，苏联顾问过于热心，对其分配，出面干涉，王很不乐意，报告于我。
我说：“苏联顾问只能负责训练方面，这些行政的事，他们不应过问的！”
于是，总顾问任江先生大不高兴，借故说欧战时曾被毒气熏坏，体力不济，要请假回国休养。任江走后，换来一个亚里山大林为总顾问，其他顾问之中亦有更动。
到了绥远，在省城住了数日，把应有的任务料理完毕，有一次，我召集绥远督统公署的人员闲谈，问到此间近百年来的官员及政绩，又问及本地的古迹，请他们详细开一单子给我。
记得他们所开古迹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诗所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那个青冢。
至于康熙甲的故事，据云是康熙年间，土默特作乱，康熙御驾亲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袭，康熙皇帝本没有防备，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仓皇退走。后来土默特之乱虽平，但这副盔甲始终留在此地，没曾携回，到后来便成为一个古迹。
此次，我还把当年王海门大哥，在此间作战的情形，详加询问，也得了一些材料。这时，石敬亭一旅人办有一个苗圃。很有成绩，所种柳树，尤为讲究。
从绥远即到包头，包头滨着黄河，土地肥美，农产丰富，从黄河下来的货物，皆由此上火车，所以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宁铁路修成，能够直达宁夏，那时益加发达。
这一地街道古老，买卖殷实，风土情形还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国货。有一种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
在此，我曾购小轮船试航，黄黄的水，不过二三尺，可是没法看得清楚，小轮走着走着，就搁了浅，曾试多次，结果还是失败。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峰、王鸿一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开垦，从内地运了许多农民前来。因为此间土地极多，只是缺乏人力，结果倒有相当成绩。
包头那时刚刚设县，没有城墙，仅修了一层土围墙，我在东关外以一千六百元代价买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并筹划建筑营房和垦植种树的事。
因为，这时我立下决心，无论如何是不参加内战的了。避免内战，力主和平统一，是我历年来持政的根本原则。这次，我毅然摆脱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又从张家口避居包头，埋头于垦种整训之事，都为的要贯彻这一个初衷，这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单凭个人的意志，毕竟不能凭空决定行动，无如整个局面推演变化，一步步紧逼而来，使我们的初志终难贯彻，到头我们还是被迫着卷入了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