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为什么要躲避自我
如果你无处可藏，你将无所畏惧。
好吧，我们确实有需要躲开的东西，比如电商巨头的监控，它们通过网络监控着关于我们，或者也可以是我们的自我的大量数据。联合国“隐私与人格”特别工作组主席、新南威尔士州前隐私专员伊丽莎白·库布斯（Elizabeth Coombs）曾说：“选择揭露与保留哪一部分自我是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之一。”
《1984》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认为：“如果你想要保守一个秘密，就必须向你自己隐瞒它。”当涉及内在自我的时候，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建议纳为己用。我们不仅不愿意让我们的伴侣、家人和朋友知道我们真实的一面，甚至也不想让自己知道。
更多有关否定与压抑自我的文献表明，逃避自我不但非常普遍，还有些人认为，当被问及“是否有自己不愿面对，更不愿让他人知道的‘真实自我’”时，逃避自我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做法。
为什么我们会对自我这个概念如此防备？为什么我们如此愿意承认自己戴着不同的面具，却不愿将其摘下？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跟内在的灵魂失去联系，却时刻准备评判他人内在的灵魂？为什么对自己内在的声音装聋作哑？为什么任由我们真正的自我和外在的自我不断撕扯，给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为什么伪装充满魅力？为什么伪装那么容易成功？
逃避自我的原因背后，是我们不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成为真正的自己，我需要付出什么？无论我们藏身何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担忧，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面对带着更多的爱生活这一巨大的人生挑战。
把爱作为一种习惯，把它当成每日的教条，这听起来令人生畏。将爱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需要勇气，遵循纯粹的内在自我而生活是一个挑战。难怪我们有时愿意逃避，尤其当我们有极佳的藏身之处时（我们将在第三章探讨20个“藏身之所”）。
爱能让我们展示出最好的一面，但我们并不想一直展现最好的一面，因为这种高标准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爱能传递善意，但我们并不想一直保持善意。爱鼓励我们活得更加高尚，而不是仅仅满足道德标准，但有时我们喜欢为自己没有善意的行为辩护：“我并没有违背道德或者法律。”爱使我们的灵魂更加慷慨，但有时卑鄙的诱惑令人难以抗拒，尤其是我们处于盛怒之下的时候。爱呼吁我们学会原谅，尽管有时复仇合情合理。爱让我们更加宽容，让我们理解与我们不同的存在，但我们似乎更容易选择批判、偏见和敌意。
最重要，而且最让人不舒服的一点是，爱有时需要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他人更迫切的需要。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威胁全人类生存的问题面前，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更多地被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以满足全球范围内的集体利益：绿色饮食、减少不必要的旅行（尤其是空中旅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抑制浪费型消费主义（尤其关于一次性材料的使用），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星球的生存发展，需要所有政府、组织与个人的共同努力。现在是最能凸显生态层面“人类的同一性”，与“过简单的生活，别人才能更简单地活下去”的时刻。
有许多合理的解释都能说明我们为什么不愿反省自我，但它们都与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一个问题有关：如果我做真正的自己，我需要付出什么？
我们害怕这个过程所需的情感代价
卡尔·罗杰斯在其经典文集《个人形成论》中写道：“揭下某层你认为属于真实自我的面具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过程。”在“何为人”这一章节中，他描述了某个客户的痛苦经历：
现在我觉得我正一层层卸下防御，我不知道最里面是什么，也非常害怕知道，但我在不断努力。一开始我觉得我像是个空空的躯壳，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希望里面能有个坚硬的内核。
最终这个客户在寻找内在自我时取得了突破，据她描述，她感觉自己像是正在阻挡大坝后面的洪流，害怕自己“会被洪水一般的情感冲垮”，但最后她屈服了，屈服于“彻底的自怜，然后是恨，接着是爱”。她继续说道：
这次经历过后，我感觉自己像是跳过了一个悬崖到达另一边，尽管这里依然有些陡峭，但我也能安全地站在这里。我依旧不明白我在寻找什么、我将去往何处，但我明白只有当我真实地活着的时候，我才能向前。
罗杰斯用丰富的比喻讲述了这个客户的故事，向我们说明了停止逃避的“迫切的必要性”。然而，很多人不愿接受这种“迫切的必要性”，任由恐惧阻挡我们自我探索的脚步。如果这个过程让我感到不舒服怎么办？如果我承受不了这个过程带来的痛苦怎么办？
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恐惧呢？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跟我们关系亲近的人远比我们认为的更了解我们的“秘密”，因为我们会在无意识状态下表露出真实的情感。
其次，难道你不想了解真实的自我，让自己更加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吗？难道你不想直面自己不喜欢、不真实的地方，从而做出改变吗？除非你想要永远带着防备心生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因恐惧而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我，很容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焦虑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外在身份与内在自我的撕扯很容易造成这种焦虑。
如果我们想要直面并回应真实的自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需要克服对自我反省的恐惧。是的，这个过程的确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和情感上的耐力。或许我们的恐惧也有些道理：探索内在自我的过程或许很痛苦，但痛苦的经历往往能孕育最好的结果，这不是举世公认的真理吗？这也是为什么民间智慧总说，我们在痛苦中成长。
对自我探索的恐惧，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挖掘得太深，可能会发现某些东西，“我宁愿不知道”就是一种典型表现。然而，我们不是在逃避未知：有些人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这才是逃避的原因。“我不想退休，因为我不愿意去思考自己到底是谁”“我没法戒酒，因为我喜欢通过这种兴奋的感觉看待事物”“我知道我对这件事依然怀有内疚，为什么非要提起这事呢？”
不用说，我们绝不会喜欢关于自我的全部。毕竟，我们不是完美的人，而是高贵与卑鄙、理性与冲动、智慧与愚蠢的混合体，我们同时拥有炙热的真诚与阴暗的谎言，其中包括非凡的自我欺骗能力。
或许你熟悉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这些晦暗凄凉的诗句，节选自《空心人》(The Hollow Men)：
在观念
和事实之间
在动作
和行动之间
落下帷幕
《空心人》写于1925年，艾略特可能用“阴影”隐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整体的黑暗环境（此时诗人的心境因其婚姻的破裂而更加黑暗），但他也可能用“阴影”指代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阴影。荣格认为，我们对自我的全面认知一定会涉及关于自我的“阴影”，他简单地用“阴影”来指代我们性格的消极面，即“所有我们想要逃避的、令人不愉快的方面”。
人性的阴暗面会让理想主义变得面目全非，让我们再也不能将最美好的想法变成现实，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86年的小说《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就描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其标题中的Jekyll和Hyde也成了双重人格的代名词。然而，学会与完整、真实的自我共同生活，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灵自由都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将会永远生活在对事与愿违的恐惧中。
我们不想打破现状
如果一切正常，我们过着不错的生活，人际关系也看起来很好，我们为什么要冒着打破现状的风险来进行自我探索呢？
这个问题似乎很有道理。毕竟，如果对真实的自我挖掘得太深，我们在别人眼中可能会变得更加“透明”，这会毁掉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将关于真实自我的某些方面袒露出来，让别人感到惊吓或困扰，会不会破坏家庭、朋友圈、工作场合，以及其他社会场合的和谐与平静？
自我探索并不意味着自我袒露。我们大多数人对待表面的、短暂的或者正式场合的人际关系时，都会隐藏真实的自我，这些人可能是工作中的同事、不太熟的邻居、不常见面的远房亲戚，或者火车上碰到的陌生人。但在重要的亲密关系中，太严重的自我分裂可能会成为纠结与痛苦的根源。在我们在乎的所有亲密关系中，隐藏关于真实自我的重要内容就像是放置定时*弹炸**——这会威胁到关系的完整性，就如同逃避自我会威胁到自我的完整性一样。
卡特琳娜的虔诚外表
我一直保持着去教堂的习惯，尽管我早已不相信大部分教义了，我对耶稣的人性和神性都失去了信仰。我有个叔叔常说：“你只要把所有变硬的食物都扔进冰箱最里层置之不理就好了。”我觉得我就在这么做。
但我从没错过一场礼拜，我吟诵那些我并不相信的祷词，我依旧做着教堂的工作，例如站在门前向人们问好或者诵读圣经。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问我，我是否相信那些我吟诵得如此真诚的词句。
但你知道，这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一直认为我算是基督徒，尽管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了，又或许我从来都不是。我有时会想，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妥协？
可无论如何，我喜欢颂歌，也喜欢听那些熟悉的祷词，那时的我好像沐浴在温暖之中。
我的丈夫也是如此，但我觉得他比我更虔诚、更坚定，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我的真实想法。我知道这样听起来不太好，但这就是事实。我不想让他失望，尤其是我从一开始就很虔诚，保持了这么多年的虔诚形象。我们的孩子当中，有一个成年后依旧信教，剩下的都是青少年，现在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但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虔诚的人，而且对我的信仰非常尊重。（他们要是知道就好了！）
我仅仅是在走过场吗？我觉得不止如此。我非常想要保持现在这种跟教堂的联系，而且我真的很尊重别人的信仰。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尽管我早已失去了我的信仰。此外，我对自己很大一部分认知都源于我与宗教的联系。尽管我没办法把宗教机构当真对待，但我是个“生锈的”、习惯于现状的普通人。我这样确实有点不真诚，但至少，我并不感到难受。
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跟谁说？我觉得，如果我承认了真相，我周围的一切都会像纸牌屋一样坍塌。尽管我偶尔会给外界一点暗示，但人们只会觉得我在抱怨，而不是真的不信教了。
如果我对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丈夫解释说我以后不打算去教堂了，他们或许会理解我，但这不值得我冒险。而且说实话，如果抛弃基督教徒这个身份，我就不清楚真实的我是谁了。比如填表格时，我要填什么？无神论者？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我。不可知论者？这个也有点牵强。
我应该是有点害怕这么做的后果，如果我将现在的一切都抛弃的话，那么我是谁、我代表什么？做更真实的自己可能会让我更加沮丧，对其他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
很多人在宗教信仰之外的其他场合都会有像卡特琳娜一样的经历。家庭聚会中经常会充斥着体面的虚伪，人们更愿意保持沉默，而不是冒险制造冲突场面，这样的想法几乎势不可挡。人们尤其不愿意反驳政治话题、提起很多年前儿时的旧怨，或者是对你姐姐的育儿方式、你妈妈动不动就给别人建议的习惯、你爸爸重复讲不好笑的笑话，一早就说出你的真实感受。
虽然克制是令人钦佩的，但它有时会需要我们隐藏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决定要暴露出真诚的一面，事情会变得有多糟糕呢？如果我们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观念与群体的传统观念相悖，可我们以尊重他人的方式，勇敢地将其表达出来，这会造成什么损害吗？对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来说，如果他们发现，真正的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我的观点会发生变化，我能够去爱与我观点不同的人，我拒绝假装同意所有人的观点以维持和平，因为那样更有利于我的健康，会产生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吗？
在某些社会情境下，如果我们隐藏有关善良与爱的真实内在，而非承认它们，以免被贴上软弱的标签，会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吗？当我们周围关于难民、*税逃**、“乌鲁鲁声明”（Uluru Statement）、公共教育拨款，以及气候变化的讨论声变得更强硬、更刻薄而且充满偏见，与我们内心的声音不一致，这时我们应当怎样做？如果我们的信念很容易就隐藏起来，它们又有多真实呢？如果我们带着一个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面具，我们还能感觉到真实的自我吗？
在婚姻和其他亲密关系中，也有很多人善于保持沉默、隐藏感受，以免发生冲突。在并不重要的琐事上，迁就伴侣的品位和喜好无伤大雅。但像乔治娅（第一章中的那位女性）那样，为了避免冲突、维持关系的和谐而将自我扭曲，这对于个人和这段关系来说，都会是极大的伤害。问问你自己：我愿意将一段关系建立在双方都隐藏真实的自我之上，还是愿意了解我们之间的不同，尽管这种不同可能会对我们的关系带来挑战？
罗伯特·贝雷津将爱描述为“两个真实自我共鸣产生的感觉”。如果两个自我都不是真实的自我，这种共鸣又会有多真呢？爱又有多真呢？
我们害怕别人了解真实的自己后，就没有那么喜欢自己了，我们必须要将这种恐惧与隐藏自我所付出的情感代价两相权衡。对于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地方，如果我们害怕别人也没有那么喜欢，这难道不是一个提醒我们进行自我提升的信号吗？尤其当我们害怕别人发现我们并没有假装的那么善良时。
在一段正式的感情关系中，当我们发现伴侣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或本性，我们会觉得自己理应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例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或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生活在谎言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心不在这儿”。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们最深的渴望是接触别人真实的自我，包括我们的伴侣、亲密的朋友、孩子，或者其他重要的人。这些问题同样反映出，我们对他们的爱与奉献，足以让这段关系承受更深程度的自我暴露与互相理解。
揭露真实的自我可能会给一段关系带来动荡，甚至会结束这段关系，还可能会破坏社会和谐，可能会使一部分人不会像从前一样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为了保持和平，终其一生避免正常的冲突产生，我们所维持的“和平”又是怎样的和平呢？
我们害怕改变自我的设想
谁不想相安无事？谁不享受习惯带来的舒适？即便生活偶尔充满挑战和紧张，随波逐流不还是更容易吗？
人的态度和行为中最奇怪的一点是，虽然我们因改变而成长，我们需要突变和意外来维持大脑的可塑性，让自己保持警觉、充满活力，但我们同时会埋怨这些变化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当然，太多的突变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与不安，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当今社会、文化与科技方面的变化会破坏我们心灵的安静，造成普遍的焦虑和抑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被警告，不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太多改变：例如，如果你几乎同时换工作、搬家，并且结束一段关系，这段时间你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会大幅上升（尽管有时这些改变也能对我们产生积极影响）。
人们对于改变的恐惧非常容易理解。改变是一扇通向未知的门：如果我们走过这扇门，门后面是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变得怎样？尽管我们的经验表明，事情一般不会像我们想象的一样糟糕，相反还会带来好的结果，或者至少，我们已经能够应对我们以往所逃避的改变了，但每次我们面对这种恐惧时，依旧充满了防备与抵抗情绪。
我们有一种天生的惯性：做自己习惯做的事，不去思考太多，比如买同一个品牌的商品，去同一个地方度假，给相同的*党**派投票。“习惯成自然”便是这个意思：旧的习惯难以改变，因而我们甚至会保持那些明知对自己有害的习惯，比如吸烟、酗酒、维持一段有害的关系、躺在沙发上不锻炼、长时间刷手机，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
进行自我探索便是一个打破习惯的典型，它会威胁到我们习惯性的自满。决定拥抱“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变得更真诚，相当于表明我们愿意接受改变，这需要一定的勇气。
我们知道自己能做出改变是因为我们在不断改变着。我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日常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改变，而是我们面临着社会压力，不得不适应某个群体，不得不适应换工作、涨薪或降薪等个人变化，搬家、清理杂物等环境的变化，恋爱、失去亲人、失恋、得重病、失业等人生重大变化，或者隔壁刚搬来的吵闹的邻居。
有些人愿意通过人生中的重大变化来减轻生活中的绝望感，或者给予生活意义与目标，比如换一个行业工作。很多人通过冥想训练，改变了对自己和自己所处于世的看法，内心得到了更多宁静。还有些人默默地下定决心，“要翻开人生崭新的一页”。
我们害怕改变通常是因为害怕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如果我们一直遵从习惯，只在熟悉的地方生活，就好像跑圈一样，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然而，事实恰好相反。重复性的行为无法扩大你的视野，无法让你看到新的风景、思考其他的选择、处理新的境况，这恰恰是掌控生活的对立面，反而更像是作茧自缚、自我奴役。
普里娅的灵光乍现时刻：“你无法驾驶一艘不动的船。”
我依然记得我做出人生重大改变的那一天。我在同一个医疗岗位工作了十年，已经走到了该领域的顶端，实现了我想要实现的一切，就我的工作而言，翻新病房、精简IT系统、培训支持人员达到我想要的标准，这些我任务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可以打钩了。我感到我现在像是在悠然前行，这样很愉悦，我知道我为病人提供了我能力范围内的最好护理，但我愈发地感到焦虑，或许我并没有直面我对工作的真实感受，又或许我没有真诚地面对我自己。
尽管我觉得一切与工作相关的事宜都在掌控之中，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虽然也会遇到挑战，但在很多方面，全科医生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职业，但我知道我能做的不止如此。说实话，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成为一名全科医生是我曾经唯一想做的事。
因此我向我的同事，一位高级医疗师求助，她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导师。我尝试跟她倾诉我的困扰，坦白了我的不安与焦虑，以及这种奇怪的矛盾——在工作领域顶端获得的掌控感与对生活的失控感。
听我说完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记忆良久的话：“你无法驾驶一艘不动的船。”一开始我觉得这是随口一说，像大多数类比一样，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正是我现在的处境，我失去了动力，久久停滞不前。
我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仔细思考了职业相关的一切，我的家人和朋友觉得我疯了才会想要改行。我的导师非常有耐心，跟她谈论过后，我决定去做急诊医疗，就好像灵光乍现那样！这个想法的种子早在我读医学院的第三年就种下了，那时我在急诊科处理紧急病例时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我却将我的远大规划局限在了全科医生上。
在最终做出决定之前，我经历了许多的惶恐，但我还是在一家好医院找了个专科医生的位置，进入了为期四年的培训，我再也没有回头。
再也没有回头？我在说什么？当然我回头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放弃以前熟悉的工作。我不确定我有足够的肾上腺素，能满足做急诊的需要。
但现在我爱上它了。我发现自己在压力下不断进步，一切跟以前相比像是反转了。在急诊科，你永远无法获得掌控感，因为你需要随时临场应变；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强的掌控感，因为我正在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选择。无论如何，在急诊科，你没有时间假装成另外一个人。
普里娅的改变源于她渴望更大的事业成就，然而，这种职业焦虑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她需要感到自己在遵循真实的自我。或许大部分人都不会经历像她一样戏剧性的变化，但这种心路历程可能会令人望而却步，因为探寻真实的自我，需要我们做出改变，改变工作、改变爱人的方式、改变生活的方式。
面对真实的自我，我们能获得诚实带来的所有益处，包括提升人格完整和增强自尊。对自我更加诚实，我们的人际关系才能更加真诚，正如罗杰斯所说：“与他人的关系不再有虚假成分时，关系会变得更深、更让人舒适，关系中的另一方也会变得更加真实。”
普里娅终于能够与人坦诚相待
我还是全科医生时，我觉得我对同事下属的态度非常焦躁、易怒，虽然谈不上是“脾气暴躁的混蛋”，但我承认我确实对他们很严厉。那时我非常容易因为小事生气，而且都是一些不能怪任何人的小事，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易怒。当然，现在想来这是由于我没有解决我面临的人生问题。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当我对未来的决定清晰明了后，我对同事的态度也开始放松下来。他们有几个人已经打算当面告诉我，我变得有点难以相处，但既然我现在好多了，他们希望我不要离开！
我觉得这是坦诚的问题。过去的我并没有就生活中不对劲的地方真诚地面对自我，因此也没办法真诚地对待周围的人。
如果我们缺少自知之明，我们就无法站在诚实与忠诚的立场上说话，这时别人无法理解我们在说什么并不奇怪，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前后不一、难以捉摸、态度回避、不好接近。相反，当我们停止隐藏自我，变得更加真诚时，别人会认为我们更值得信赖、更坦诚、更容易接近……更有同理心。
然而，我们却始终在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