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认为，江户时代日本国民的识字率堪称世界第一，这都是拜寺子屋所赐。甚至有些人还声称在幕末之际，日本人的识字率就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经过辗转流传，这个数据又逐渐的增加到了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并且煞有介事的总结出，明治维新前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于同时期的大清朝自不必说，也高于欧洲······从而得到一个结论，日本近现代的两次崛起，都是以江户时代的寺子屋为基础。
要想知道这个结论有多靠谱，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寺子屋”。
东京都昌平坂遗址。
汤岛圣堂——日本最大的文庙。
汤岛圣堂大成殿内部。
在江户一朝，学校形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六种：
第一种，官学——也就是有幕府出资并管理的高等学府，比如昌平黉，也就是昌平阪学问所。其目的是培养“王佐之才”，也就是日后出仕德川霸府或各诸侯国的青年官吏。官学首领有大学头林家世袭，教师基本上都是当时朱子学的鸿儒或是有志于改革社会现状的忠臣良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明清时期的国子监、朝鲜王朝的成均馆。
第二种，藩学——亦称藩黉、藩校。就是周官中的“国学”，也可以说是各诸侯国的“学问所”。同时期与之对应的是明清时代的府、县学。比如水户藩的弘道馆就是目前保存最好的藩学遗址。藩学的学头、教授也大多为笃信程朱的儒者，但也有尊崇阳明学或古学的大儒；学生则为本藩家臣子弟和青少年藩士。教学课程则是以孔子六艺为原则的博雅教育，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射、御这类课程大多改为剑、枪、兵学、马术等课程。
弘道馆是目前保存最好的藩学遗址。
第三种，乡学——比藩学低一个级别，师生也大多是武家子弟，课程与藩学类似。与之类似的是同时期朝鲜王朝的书院和乡校。此外还有为平民子弟开设的乡学，没有射御剑戟之类的课程。现在依然在运转的原冈山藩显谷学校就是最早向全社会开放的乡学。
第四种，私塾——和中国的私塾不一样，江户日本的私塾基本上等同于大明朝的书院，是在野知识分子们的“裴多菲俱乐部”，这里不仅仅就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涉及政治。最典型就是幕末时期大盐中斋的洗心洞私塾，对于时代洪流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
第五种，类似医学馆这些专科教育机构。
第六种便是是负责初级教育、遍布城乡各地的寺子屋。
手习所的儿童在祭祀菅丞相。在江户时代，私塾以上级别的教育机构可以祭孔，寻常的寺子屋只能祭祀菅原道真。
事实上，“寺子屋”是上方，也就是京都人对初级教育机构的称呼，江户人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在当时“屋”基本上都被用作商店或贸易公司的字号，所以精明的江户人就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的词汇。故而“手习所”或“手习塾”这种称谓便取而代之。以工商业为本的江户人在教育问题上竟然会谨慎地抛弃商业气息浓郁的称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现象。
每年阴历二月的第一个午日之后，日本举国上下就要在稻荷神社举行祭祀活动，以祈祷新一年的五谷丰登。因为儒家社会素有“耕读传家久”的认识，所以社会上也以这一天为新学年的开始，年满七岁的儿童通常会在这一天拜师进门。不同于现在的“毕业”制度，一般情况下，学童们在手习所或寺子屋中学上五年，在掌握了最基础的读写算能力之后就会离开。但是师生之间的情谊却大多会持续终身，在很多人生的关键问题，比如择业、恋爱、投资置业等方面，大多数成长为青少年的学童也会回到老师那里请教。也就是说一位称职的手习师父在学生的学业结束后还会成为彼此之间的忘年交；而在学生的婚礼、学生家长的寿宴、棚事上，手习师父们通常也会以贵客甚至是家人的身份承担很重要的责任。这是因为在儒教社会，教师不仅仅是让学生初步了解社会规范与文化知识——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作为底层社会的“良心”，教师也是学生及周边友邻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媒介。
手习所的学费相当的便宜，一般情况下是不拘多少，来者不拒。因为手习所大多设在教师家中，而且教师也大多数都有其它的职业，所以便不必在束修问题上斤斤计较。在城市中多数情况下是由最商人和下级武士担任教师，在农村也大多是藩士、地主、村干部。比如幕末时期飞驒国町方村的寺子屋一共维持了二十四年，期间招生九十八人，而唯一的教师田中与右卫门就是本村的名主，也就是村长。与右卫门规定，学费多寡因人而异,家境殷实的多缴一些，自然是感激不尽；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少缴一些乃至不缴也无妨——总之人生有缓急，在与右卫门为代表的这些“民办教师”们看来，教书这种工作首先是个“良心活儿”。
入学后，新生便会拿到一本由师父亲笔书写的小册子，上面是所有的假名。小册子与经书一样尺寸，大约两寸宽九寸长，并折叠成册，每一面可以写四到七个假名。之后学生就以此为教材开蒙，最初是跟着学习假名的读法，之后再由师父手把手地教着写笔顺。之后再以师父的字体为范本，自己在“半纸”（一种廉价的草纸）上认真的做临摹。一张半纸要反复使用，直到最后变成一张黑纸，这在当时的学生们几乎皆是如此。而且，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普遍珍惜物品的时代，寺子屋或手习所内所使用的课本也都是属于学校配备的公用品，而不是学生个人的，这一做法留下了一本算术书用了一百零九年的纪录。
明治初年手习所教材——《三字经》。
幕末寺子屋教材——“往来物”。
教材方面，江户初年，上方人吉田光由参考了大元朝数学家朱世杰的的《算学启蒙》和珠算之父，大明处士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以"尘劫来事，丝毫不隔"为原则，编写了算学教材《尘劫记》。这部书在此后三百年间一直作为寺子屋的教科书。除去《尘劫记》以外，启蒙读物还有《千字文》、《唐诗选》，除此之外，更多的是被称为“往来物”的各种汉文教材，这是从平安朝后期便出现的一种教科书。
最初的《明卫往来》是以书信往来模范例句编辑而成的小册子。越到后来，内容也就越丰富，种类更是有七千种以上。这种教材既是习字的课本，也能让学生从中学习到许许多多与各种职业息息相关的专业知识。也就是说，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报名，手习所或寺子屋的授课内容不仅限于基础的“读写算”，还涵盖了地理、人名、书信、自然科学等实际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学问。比如在农村的寺子屋大多会选择《百姓往来》作为教材，内容上不仅有犁、锄、稻、麦、萝卜、桑、麻这些与农业相关的字词，也包括何时播种、怎样施肥、如何收割、储存等各种农业知识；若是渔村的渔家子弟，就可以选用《船方往来》；而手工业者聚集之地可以使用《番匠往来》。还有以介绍名胜古迹，历史掌故的各种游记、书信写作范例《庭训往来》、商家子弟的《商卖往来》、地名手册《国尽》或《町村尽》等书籍，这些都是手习所或寺子屋的主要教材。
榉木制成的寺子屋书桌。
一丝不苟的细节和优雅的造型，显示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投入。在感慨日本的书包时，也应该看看这古老的书桌。
但是，无论是江户的手习所还是上方的寺子屋，无论教师的身份是武士、僧侣、神官、商人、农民，无论学生是来自于殷实之家或贫下中农，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校初级教育中最看重的还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比如在当时一部很流行的教材里有这么一句话：
父の恩は山より高く、母の徳は海より深し（ちちのおんはやまよりたかく、ははのとくはうみよりふかし）
翻译成汉语就是：父亲的恩情比山高，母亲的恩德比海深。
大家看了以后都熟悉吧？反正我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也常说什么“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这没毛病。
这句话源自于《六谕衍义》，曾为大明太祖高皇帝颁布教化民众之用。内容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个方面。琉球使臣程顺则将这部书籍刊行后带回琉球。之后进献萨摩藩，藩主岛津吉贵又将这部书献给了大将军德川吉宗。虽然此时大明朝早已灭亡，但是素来持有“华夷变态”立场的江户幕府始终仰慕大明朝。于是八代将军吉宗又命译为日文，做为寺子屋教材，一直使用到到明治维新 。
手习所的教师在给学生们上课——师生间抽着烟烤着火，气氛很是融洽。可以说当时的课堂不像今日这般压抑。
在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和各藩对平民的教育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对民间自发产生的寺子屋这类教育机构，大多数情况下是既不加保护、奖励，也不会加以干涉、管制。据统计，在幕府末年，日本全国共有一万六千五百六十间寺子屋，而仅江户一地就有大规模的手习所五百家，算上小规模的则合计共有一千三百家，这个密度，已经毫不逊色于同时期中国的富裕地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多的教育机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百姓的努力。
在高速发展的元禄时代终结之后，以农业经济为主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前途黯然的时期。在这个时代，诸侯无法扩张采邑，农民也很难再开垦出新的耕地。而前者对于年贡的需求却依旧在不断增加。为了确保自己的那份收入，农民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收成。在不断内卷化的压力之下，农民除了实施一年两茬的耕作模式、改良农具这些努力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收集、积累、共有信息。而这既需要对农业书籍的掌握，也需要拥有读写能力，于是各种寺子屋便应时而生。
农民如此，商人、工人、手艺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皆需要通过积极努力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为了培养正直仁义的品格、掌握读写和算术能力，所以便将子女送入寺子屋或手习所去学习，这是便成了当时诸多庶民的共识。通过提高识字率，庶民不仅可以在有限资源条件下，通过创造性构思来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还可以在选举村吏、行会首领时制作各种复杂详细的文件，从而提升了底层社会小共同体的自治能力和福利保障，为如今日本社会的稳定安康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