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对于大明而言，岁月并不静好，因为蒙古铁骑依然威胁着京师。
自打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北部边防就以收缩防御为主。虽然在成化朝有过几次主动出击，夺回了河套地区，但从弘治朝开始，随着蒙古小王子崛起并逐渐统一漠南，蒙古铁骑又一次成为威胁明朝九边的军事力量。整个弘治朝，小王子屡次入境劫掠，掳走大量人口、牲畜，骚扰边防，搅得大同、固原等地的守军不得安宁，而明朝方面却一直对其无可奈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正德朝。
为了打理父亲弘治帝朱祐樘留下来的烂摊子，提高*队军**的战斗力，时任皇帝朱厚照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然后派太监去问内阁的意见。万万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跟和事佬差不多的内阁首辅李东阳这回反应却异常激烈，死活不肯奉诏。他直接把正德帝的命令顶了回去，并且告诉传话的太监：
某等职在论思，预闻国计。知其不可，若勉强曲从，即有后患，献司者不知何在而执笔者固存，国事一坏，虽死何赎？
——《李东阳集·年谱》
李东阳深知，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却很难折断。于是他发动六部、科道官等一批大臣集体反对，一时之间，搞得正德帝很是下不来台。
这条激起强烈反对声浪的旨意，就是“京、边官军兑调操习”。这八个字解释起来很简单：把京营的官军调到边关，再把边军调到京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京军下基层锻炼，基层*队军**到京城充实队伍。那么，皇帝的这个想法到底好不好呢？
日益衰弱的京军
顾名思义，京军就是京城的*队军**，边军就是驻扎于明朝北部九边，如宣府、大同等地的*队军**，二者向来各安其位。上一次让边军进京，已经是近一百年前永乐年间的事了；而让边军和京军定期换防，在明朝更是前所未有。后来有人评价说：“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换言之，正德帝这么干，完全是不把祖宗的规矩放在眼里。
朱厚照为啥要大费周章地推动这一举措？主要还是因为正德朝京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
曾经的京军，可以说是整个明朝最精锐、最骁勇的部队，当年明成祖朱棣屡次北征，率领的可都是京军人马。但自宣德朝之后，京军的战斗力便日益衰弱，不复当年之勇。后来土木堡之变，正统帝朱祁镇御驾亲征，兵败被俘，从征的京军几乎全军覆没，经此一役，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京军，虽然架子依然在，但早已没有当年的精气神。
到弘治年间，承平日久，没有战争的锤炼，京军已相当孱弱，无论兵士还是将领，都弥漫着颓靡之气。弘治十三年（1500年），弘治帝满怀期待地派遣平江伯陈锐操练京军兵马，主动出击，抵御蒙古侵袭。陈锐是将门之后，世袭伯爵之位，而他的对手火筛，则是小王子的得力干将。陈锐听说火筛“赤面颀伟，骁勇善战”，畏惧不前，不敢承担重任。临行之时，弘治帝举行仪式，亲自赐给他军印，他竟当着皇帝的面跌了一跤，把军印直接摔在地上，让弘治帝很是尴尬。不敢上也得上，陈锐并非将才，赶鸭子上架，自然干不好。刚开始他不敢主动出击，龟缩不出，还忽悠弘治帝，说这叫作“坚壁清野”。时间长了，弘治帝渐渐失望，眼见并无成效，只得把他撤了回来，陈锐也就成了京城的笑柄。
对于这种局面，弘治帝自己也很焦虑，弘治十七年的一次召对中，他问李东阳和刘大夏：为什么当年老祖宗朱棣能够亲率京军北征蒙古，现在却不行了呢？关起门来聊天，也不怕丢人，刘大夏便说了大实话：
太宗（即成祖）之时何时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马，又有好将官，所以得利。今粮草缺乏，军马疲弊，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令……
——《李东阳集·续集·文遗补·燕对录》
想当年永乐朝，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将领能征善战，现在却什么都没有……总之一句话：皇上，时代变了。
其实，更直接的话，刘大夏和李东阳没敢说：京军战斗力之下降，不能只怪时代变了、祖宗们没留下好东西，弘治帝自己也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弘治六年（1493年），京城里有几场大工程要忙，首先是去年弘治帝的妹妹仙游公主去世，她的坟还没修好，紧接着是修弘治帝的老丈人，也就是张皇后亲爹的坟，再加上玄武门以及护城河的修缮，这么多事，人手不足，弘治帝便下令，让京营的官军去干活。兵部尚书马文升觉得不妥，极力反对，弘治帝不仅不听，还命令这几项工程都要加快进度，早日完成。
之后，弘治帝屡次从京军中调拨人马，修宫殿、盖房子，每次都是万余人应役，搞得京军疲于奔命。兵部尚书马文升再次上疏，说如今“民困于征求，军困于工役”，工程方面的事应该停一停了。那么皇帝什么反应呢？“嘉纳之”，意思就是：你讲的很有道理，但下次再说吧。
这就是困扰明朝京军百余年的“役占”问题。搞点儿军事工程建设，还属于*队军**的分内之事，可是弘治朝连京师的城隍庙、东岳庙都要京军负责修葺，这就实在过分了。而且，因为都是重体力活，每次被挑选去盖房子的，都是京军中身强体壮者，也就是京军中相对比较精锐的部队。大明帝国捍卫京城的精锐部队，就这样成了施工大队。如此沉重的劳役负担下，指望本来就久疏战阵的京军一面搞土木建设，一面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岂不是天方夜谭？
光靠边军抵御蒙古，自然是不够的，必须得有京军的配合，然而京军一直烂泥扶不上墙。所以，弘治十七年（1504年），当蒙古铁骑再次犯边时，弘治帝面对的，就是一个无兵可用的尴尬局面。
新皇帝锐意改革
一年后，弘治帝去世，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儿子，出了名的“顽童天子”正德帝朱厚照。朱厚照特别热心军事，他看着皇城脚下无能的京军，越看越不顺眼。
不久，事实再次证明了京军战斗力低下。正德五年（1510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在河北爆发，规模迅速壮大，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带都有活动，直逼京师。为了平乱，明廷多次派京军出战，没想到京军一触即溃，屡战屡败，指挥张英等人被杀。最后，明廷不得不从宣府、大同、辽东等边防前线调来久经沙场的边军，才扑灭了这场起义。
刘六、刘七逃亡过程中，在真定碰上了伏羌伯毛锐率领的京军，没想到一万多人的京军竟然连这支败军都打不过，全赖许泰率领的边军出手，才救了毛锐一命。
京军磨了半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边军一来就搞定了，二者战斗力形成鲜明对比，让正德帝印象深刻。于是，他一拍脑袋，想出了主意：京军与边军对调操练，参与调换的将士，每人赏银一两。正德帝的思路很直接：京军的战斗力差，是因为练得少，那就把京军送到边关去，在边关实战演练，等练好了再回来；再把一部分战斗力较强的边军调到京城，让孱弱的京军见识见识，仗该怎么打。这等于是把刘六、刘七起义那会儿临时应变的措施，改成了常态。
当然，对于这种完全将“祖宗成法”置之不理的行为，正德帝一开始心里也有点儿发怵。他担心内阁老臣们不答应，就先让太监去探探内阁的口风，结果首辅李东阳坚决反对，并上疏皇帝，一口气列出了十条反对理由。
李东阳明白，正德帝向来标新立异，跟他掰扯祖宗成法是没用的。所以在奏疏中，他并未纠缠于“旧制”，而是从可执行性方面，指出了对调操练的种种问题。他认为，以边军的人数，防御蒙古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果再抽调大量边军进京，会使边防守备空虚，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另一方面，京军长途出动，有扰民之嫌。最要紧的是，这样距离远、规模大的换防，靡费军饷，加重了财政负担，明朝未必能付得起这么大一笔开支。
这几个理由，讲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朱厚照可不是一般的皇帝，只要他想做，你怎么反对都无济于事。为了通过这项旨意，朱厚照先是派太监去和李东阳辩论，理所当然地被饱读诗书的李东阳一一驳倒。如此“往返再日”，打了好几天的拉锯战。最后，眼见李东阳没有答应的意思，朱厚照使出了绝招——坐乾清宫门口！
堂堂一国之君，竟一屁股坐在乾清宫的门口，跟李东阳耗上了。他让小太监带去口信，非要李东阳当天晚上拟好旨意不可。但即使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李东阳依然不为所动，绝不松口。眼见李东阳软硬不吃，朱厚照也就不再给他机会了。几个月后，李东阳半是被迫、半是自愿地致仕退休，回家休养，而朱厚照则绕过不听话的内阁，通过“内旨”，直接下达了调换京军、边军的命令。
正如李东阳所料，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换防开始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这四大重镇的边军来到京城，号称“外四家”，规模高达数万人。因为是“奉旨轮换”，他们在京城作威作福，有恃无恐，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而京军的人马到了边关，天高皇帝远，更加没人管，战斗力也没怎么进步。原本的一箭双雕之计，却两头都没落到好。
不仅如此，对调操练还给京城带来了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正德朝官员们最头疼的“佞幸”问题越发严重了。之前，朝官们好不容易诛杀了大太监刘瑾，震慑了其他宦官，可边军一进京，又给正德帝带来了新的“佞幸”。边军将领江彬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宠臣，他骄横不法，贪污受贿，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忽悠皇帝，要他把关中的田地改成牧场，用于养马，幸好杨廷和等大臣据理力争，此事才没有办成。
李东阳的担忧是对的，再好的想法，也需要严谨的制度设计和执行，而正德帝及其亲信，是没有能力把这么大规模的事情办好的。管理不善，反而给某些人提供了新的从中牟利的空间。
可是，“变”未必好，“不变”却必然更糟。京军战斗力差，是动摇明朝基石的大问题，如果再不解决，只会贻害更深。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大臣们，虽看出了对调操练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方针，又如何能指望正德帝回心转意呢？
这就是明朝最大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体制有问题，需要改革，但是当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下决心改变体制时，朝臣却不配合，就算有好的政策，落到下面也会荒腔走板，变成一些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于是越改越乱，越改越麻烦，人人心中咒骂体制不行，却没有人敢打破僵局。就连李东阳这样的内阁首辅，虽学富五车，却也提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消极地反对皇帝的改革措施。
随着正德帝去世，对调操练也没了下文，京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实际改善，而吃空饷、虚报人数的现象越发严重。正德帝的继任者嘉靖帝，为了“革除正德弊政”，将进京的边军尽数遣返九边，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罢了：虽然边军不能继续在京城作威作福，可京军孱弱这一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摘自《历史的荣耀》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