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社交恐惧：越帮越忙的原始保护
渴望有意义的独处时间并不是神经症[1]；相反，不能建设性地独处，才是神经症的信号。
——凯伦·霍妮
近些年来，社交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进入我们的视野。当我们需要与人沟通一件事情时，我们会更愿意选择哪种方式呢？当面沟通？电话语音？微信文字？邮件？或者干脆不沟通？通常来说，当面沟通或者电话语音最为快捷，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连连摆手“还是不要了”……
很多人调侃自己有“手机阴影”，最怕突然听到手机铃声响，甚至为此常年将手机调为震动或者静音。渐渐地，一种名为“社交恐惧症”的病理学名称悄然流行起来。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这些人大多在网络上通过段子、脱口秀、漫画等喜剧形式来表达自己有多排斥人群、不愿意社交的“苦衷”，这也恰巧印证了罗洛·梅[2]所提到的“苦中作乐幽默”。这种幽默在人们焦虑的时候会特别涌现，就和所有的幽默一样，它可以使人与焦虑保持一段舒适的距离。
对于这一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想要自己安静地待一会儿有错吗？”“我远离人群，是为了减少无效社交，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一个人待着挺好”“我又不求什么，干嘛非要跟半生不熟的人没完没了地尬聊，有这时间还不如为自己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很多人乐于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社恐）的标签，貌似这样才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格格不入”。
当然，任何观点都有其对立面，有一部分人在讨论如何回避社交，就有另一部分人认为：“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连这个都不要了，当代人都怎么了？”“这是一种逃避，只是社交恐惧的借口而已”“不是不想社交，而是不能社交吧”……
有人为此远离城市，搬进深山独自生活，宣称回归自然；也有人为此豪掷千金学习社交技能、沟通技巧、语言艺术等课程……也许阅读到这里，你已经有了想要支持的阵营，此时的“站队”也决定了你接下来将从本书中感知和体验到什么。我将与你一起，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个议题展开深度剖析，去为“被贴标签”的人们撕掉标签的束缚，也为真正有社交困扰的人们寻找出路。
1.1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安静既是一种孤独，也是一种“解脱”。对于那些真正体会过“安静到让人发疯”的孤独者来说，告诉别人自己向往安静、享受孤独是非常虚伪的。实际上，他们渴望回归人群，哪怕是收到一位陌生人的善意微笑，呼吸一丝属于人间的烟火气息都会令他们感到无比欣喜。但是让这些人承认自己排斥安静、憎恨孤独又同样是困难的，因为承认这些意味着深深的渴望和需要——渴望别人的关注，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也等于变相承认在这之前并没有人满足自己的这些渴望和需要。同时，这还间接证明了他们人生的某些方面是非常失败的，这种失败里包裹着不断滋生的羞耻和绝望感，所以他们会内心淌血但嘴角飞扬地对这个世界说：“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这没什么不好。”
案例：雨婷[3]到底做错了什么？
雨婷是一个25岁的安静姑娘，她不喜欢争辩，害怕冲突，逃避发言，在被人误解时，会更加地沉默和回避。有人评价雨婷太高冷，也有人觉得她太佛系，在一个本应充满活力的年纪，她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趣的“小老太太”。
雨婷在面对这些评价时，再次呈现了她的典型模式：沉默和回避。其实雨婷内心也在苦笑，也在懊恼，为何自己总是张不开嘴，连为自己辩解都做不到！
因为很少奋力争取，她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因为被人误解，她失去了一些珍贵的朋友；也因为沉默，她错过了一些爱她的优秀男孩。为此她遗憾不已，但是在关键时刻，她的表情和嘴巴总像是被定格了一般，不受自己的控制。她讨厌那一刻的沉默和安静，但是她无力改变。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她终于鼓足勇气进入了心理咨询中心。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雨婷从开始的紧张无措、头脑空白和长时间的沉默，到后来能够逐步回忆起一些很重要的往事，她才终于开始理解现在的自己。
小学时期，雨婷在一个满是教师子弟的班级中读书，各科教师几乎都是同学的父母。但是雨婷既没有当教师的父母，也没有特别优异的成绩，所以在这个班级中并不出彩。但是她总是乖乖的，从不惹事。在一次课程中，她前排的同学回头跟她说话，她并没有回复，但是班主任以为两人都不遵守课堂纪律，因此罚他们两人站了整节课。
雨婷在此之前从未被当众惩罚过，对此她很委屈也很气愤。在班主任下课离开后，雨婷重重地摔了课本，并且嘴里嘀咕着：“凭什么罚我！”而这一幕恰巧被班主任的女儿兼同班同学看到了，她猜测雨婷肯定是因为被罚站而心中不平，所以在小声咒骂她妈妈（班主任），于是她把这个猜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听到这一消息后生气不已，认为现在的小孩子很没有教养，一点儿都不懂得尊师重道。
在接下来的自习课上，班主任回到教室，先是铺垫了很长一段思想品德教育，然后点名雨婷课后咒骂她这件事，表示很伤心和难过，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在后半节自习课中，班主任就坐在讲台上默默地掉眼泪，所有的孩子都不安地沉默着。
雨婷从最开始的感到震惊、无措，到后来的感到羞愧，小小年纪的她只是懵懂地觉得虽然她没有咒骂班主任，但似乎还是她做错了什么才惹得班主任如此伤心，而且她能感到全班同学都在注视着她。
雨婷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走到讲台旁，哭着向班主任道歉。班主任没有回应她，而是继续“伤心欲绝”，一站一坐的两人就这样哭泣着僵持到下课。在落针可闻的自习课堂上，每一次抽泣都会被无限放大，雨婷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节自习课。
雨婷的这段经历看似普通，但对于还没有能力分清事件边界的孩子们来说，这种经历无疑会对他们产生错误的指引：你是事件的参与者，对方生气或者伤心了，就是你的错！随之而来的是重重的压力和深深的内疚，就像雨婷经历的那节自习课的梦魇一样难以摆脱。
从那以后，雨婷再未向任何人提起此事，因为她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污点，每每想起都羞愧不已，她甚至强迫自己“忘记”这件难堪的往事。也是从那时起，雨婷变得越来越安静，少说少错，不说才能不错，辩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那次事件就是她的错，包括雨婷自己。
对于雨婷来说，讲台成了禁地，被人注视成了刑罚，退缩和不争辩则成了她的社交底色。但是渐渐长大的雨婷却误以为自己性格天生如此，自己天生缺乏勇气，而且她始终坚信事实也是如此，所以常常自我谴责。即使在心理咨询中谈起这件事，雨婷依然感到很羞愧，担心心理咨询师会嘲笑自己。
心理咨询师静静地听完这段经历，向雨婷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做错了什么呢？”
雨婷明显一愣，显然她之前回忆这件事时，心理几乎都聚焦在了羞愧的感受上，并且自动认为这就是自己的错，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但是突然被如此提问，她茫然了一会儿才恢复思考，并怯怯地回答：“我把班主任气哭了。”
心理咨询师继续温和且好奇地问：“你做错了什么把班主任气哭了呢？”
雨婷这一次沉默了好久，并喃喃自语：“是啊，我做错了什么呢？”
渐渐地，她泪如雨下，开始号啕大哭。情绪慢慢平复后，她仿佛幼年的小雨婷一样，委屈巴巴地抽泣着问心理咨询师：“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羞愧，我要承受这些呢？”
心理咨询师没有快速地回答她，而是与她一起感受这种委屈，雨婷有些气愤地继续发问：“它怎么就变成我人生的污点了呢？”声音由小渐大，显然雨婷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社交模式中的一个预设误区。
据《光明日报》报道，在他们发起的一项网络调查中，参与投票的2532名网友中仅有69人认为自己没有社交问题，剩余97%的参与者均存在回避或恐惧社交的现象！这是一个惊人的统计结果！
看到这个统计结果，我在惊讶的同时，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回避或恐惧社交呢？一个人在社交中做了什么、达到什么标准才会被认为是在回避或恐惧社交？是自评还是他评？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比如一些自卑的个体，不论你调研什么，他们都认为自己属于不够好的那一组；而过度自恋的人，则认为自己哪方面都不错，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属于没有问题的那一组。
因此，在我们分析社交恐惧之前，统一社交恐惧的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就会陷入大家自说自话但实际又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境地。为此，我将大家常常提到的社交恐惧分成了三大类：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以及性格内向。
简单来说，社交恐惧症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在精神障碍诊断体系中有着明确的名称。而社交恐惧虽然与社交恐惧症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义上已经大不相同。社交恐惧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人人可能都短暂性地体验过这种感受，但是在严重程度上，这种感受远没有达到精神病理学的诊断标准；社交恐惧会让人不适，但经过短暂调整后，人们的状态可能快速好转。性格内向虽然在表现上与社交恐惧有些相似，但是在形成原因与个人感受上，它们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1.1.1 社交恐惧症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
社交恐惧症又称社交焦虑障碍[4]，在DSM-5[5]中已被明确划归到焦虑障碍的类别中，也就是达到了我们常说的“疾病”的诊断标准。
焦虑和恐惧都是我们用来表达情绪的常见词汇，而且几乎每个人在感受到紧张时，都有过短暂的担心——孩子第一天入学，往往非常害怕或恐惧；成年人首次参加重要会议、独自面对新问题时，也会焦虑不安。正常情况下，这些情绪经过较短时间的适应后就会得到平息。
焦虑障碍与这些暂时性的、普遍的、偶尔出现的担心、害怕或恐惧非常不同。一旦形成“障碍”，人们会有过度的情绪反应，这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降低人们的社会功能。例如，不能在良好的状态下工作、不能愉快地社交、不能高自尊地看待自己、找不到生命的价值，等等，这些过度情绪反应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本应与人们年龄、生活环境相匹配的正常限度。
焦虑障碍会存在过度焦虑和恐惧的表现，即便人们指向的对象并没有真正的威胁性，或者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危险，但是人们体验到的情绪仍然是剧烈且真实的。所以，往往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被这些人在头脑中演变为疾风骤雨，并在这个背景下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危险逃亡之旅”。此时，焦虑和恐惧还会相互叠加，最终产生较为严重的症状。
焦虑和恐惧是非常接近的两种情绪，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焦虑更多地指向未来还未发生的危险，比如3个月后的高考、2周后的演出、1个小时后的面试……我们在出现焦虑时，通常可以从全身肌肉紧绷、害怕的感受或者准备应对未来危机的预备状态中找到此类情绪爆发的线索。有焦虑感受的个体也会常常倾向于回避那些会触发或者加重他们焦虑的人、事、物，比如避免一个人待在广场上（广场恐惧症）、回避抽血（特定恐惧症）等。
恐惧则往往产生于当下出现在眼前的实物或者已经发生的场景，比如面对突然出现的蟒蛇、目睹抢劫犯持刀冲向自己、地动山摇的持续震感，等等。恐惧的感觉更多地与躯体症状相关，如心跳变快、呼吸急促、血液循环加速、皮肤出汗……恐惧会激发人类本能中即刻战斗或者逃跑的自动化反应。
社交恐惧症患者会同时体验到这两种典型情绪。他们既恐惧当下与人的交流，害怕他人的审视与评判，同时也焦虑几天后不得不参加的聚餐，为此紧张到失眠。独自上台发言、与不熟的同事寒暄、与亲戚客套甚至去一个陌生的公共卫生间，都可能激发他们的不安，这些不安中充斥着害怕他人发现自己内在的怯懦、胆小、攻击性、不够聪明、无聊或者阴暗面等的焦虑，且这种不安的程度远远高于实际，或者超出了即使被他人发现带来的负面评价的可能后果。
伴随这些焦虑和恐惧的个体通常倾向于回避所有的社交场合，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生活的范围和乐趣。因为可以参与的社会性活动大大减少，他们的交友范围和能力也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选择或者必须忍受极大的不适才能完成那些需要不断会面、单独发言的工作，也因此很少能够发展出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
这种精神/心理障碍通常不是突然形成的，它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重，慢慢地才会被当事人意识到。当然，这也可能与成年人身份的重要转变有关，比如刚刚换了一份更高职位的工作，或与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发展亲密关系等。社交恐惧症患者通常独自一人，所以，在遇到任何问题时他们尤其缺乏来自外界的支持，并伴随着强烈的孤独，甚至会由此引发重性抑郁障碍。
案例：“普通”又“不普通”的马杰
马杰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独自一人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相普通、工作普通、收入普通、经历也普通。但当他站在人群中时，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不普通”的人，所有人似乎都在紧紧地盯着他，试图从他身上找到“谈资”，挑出可以引发哄笑的愚蠢行为。马杰理智上明白“普通”的自己应该没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情感上的焦虑和恐惧并未因此而减少。
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的公交车总是一个城市繁华的标志。收入不高的马杰却为此烦恼不已。他每次上下班几乎都是被人流推搡进公交车里的，公交车快到站时，他常常因为来不及挤到车门口，只能选择等到下一站再下车，然后徒步走到公司。
他从不敢在到站时大声对司机师傅说“等等，我要下车”！因为他害怕他的喊声会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如果众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秒钟，他也会紧张不已。更可怕的是，如果周围人有表情变化、窃窃私语，他就会变得全身僵硬、满脸通红、肌肉抽搐，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所以他总会闭紧嘴巴，绝不会在此时喊出声。
因为路上的耽搁，马杰隔三岔五就会迟到，面对上司的责问，他不会张口解释，因为他坚信上司会认为他迟到的理由很搞笑。当着周围同事的面被批评，马杰无地自容，无法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去与同事相处，他总能从周围人上扬的嘴角中感到被“嘲笑”。于是他远离同事，选择做一位“独行侠”，但是到最后他依然无法忍受，只能辞职去寻找离出租屋更近的工作，这样糟糕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马杰的烦恼会因为不断更换的工作而消除吗？他这样的状态算是社交焦虑障碍吗？
让我们根据DSM-5的诊断标准，一起来详细了解社交恐惧症的诊断要素[6]：
● 个体由于面对可能被他人审视的一种或多种社交情况，时而产生显著的害怕或焦虑。例如，社交互动（对话、会见陌生人）、被观看（吃、喝的时候），以及在他人面前表演（演讲时）[7]。
● 个体害怕自己的言行或呈现的焦虑症状会导致负面的评价（被羞辱或使自己感到尴尬；被拒绝或被认为冒犯他人）。
● 社交情况几乎总是能够促发害怕或焦虑[8]。
● 主动回避社交情况，或是带着强烈的害怕感或焦虑去忍受。
● 这种害怕或焦虑与社交情况和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实际威胁并不相符。
● 这种害怕、焦虑或回避通常持续至少六个月。
● 这种害怕、焦虑或回避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马杰显然符合几乎所有的诊断要素，并且他的工作、社交和生活都受到了明显的损害，所以我们初步推测马杰是存在社交焦虑障碍的。
DSM-5的社区调查显示，约30%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症状会在1年内缓解，约60%的未接受社交焦虑特定治疗的个体，其病程会延续几年或更长时间[9]。
马杰的状况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且没有自然缓解，显而易见，仅靠自我调整、自我鼓励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更加专业的治疗。很多人对社交恐惧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这是一个有关勇气和自信的问题，只要自己足够坚强，想开点，调整好心态，就会好的。”但是社交恐惧症的病因和治愈显然都没有这么简单。
DSM-5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成年人中有约1500万人有社交焦虑障碍，他们首次出现症状的平均年龄是13岁，其中75%的个体首次出现症状的年龄在8～15岁。也就是说这些成年人中的有些人的社交焦虑障碍从小学阶段就初现端倪，而有些人则在上学时代一切正常，成年后才突然爆发社交焦虑障碍。按照一般逻辑，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发展，人们的社交能力应该更加完善和娴熟，但有些人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这是因为从个体心理发展的角度看，孩子在幼年时期多以自我为中心联结外部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现实判断能力的逐渐增强，他们才会开始意识到世界不是围绕自己打转的，人需要常常考虑他人的眼光和观点，否则就会带来无尽的麻烦——这才是社交恐惧的开始。
有数据显示，在普通初中、高中，平均每个班级有1个以上的孩子拒绝上学，这些孩子的表现与社交恐惧可能存在很大关联。第二次社交恐惧爆发多发生在大学时期，灵活的教室、不固定的座椅、频繁更换的老师、琳琅满目的社团、人际关系的密切和复杂会让很多大学生焦虑和退缩。但是在上学时代，即使是最糟糕的状况，我们也还能退回家庭，暂时性地休整。可是一旦进入职场，类似于“我因为有些压力，所以不想独自在会议上展示项目成果”的话基本不太可能成为休假的正当理由。更进一步讲，随着职位的提升，薪水的增加，在下属面前发言几乎避无可避，有许多人忍受着极大的不适在硬撑，也有更多的人在挣扎后选择了放弃现在的职位或者更换其他性质的职位。
最后，临床上还有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在被诊断出明确的疾病后反而会长舒一口气，似乎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不是一个奇怪的人，医生说我只是生病了”“不是我意志力薄弱、矫情，医生说我只是生病了”“不是我不够勇敢、自信，医生说我只是生病了”……这些说法令我深感心痛，那些没有体会过相似经历的父母、亲人、朋友因为缺乏共情以及在心理领域知之甚少，导致他们并不明白，随口的一句评判会给正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带来怎样的二次创伤。
1.1.2 社交恐惧是一种痛苦但常见的心理困扰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都被人际关系困扰过，某段时间可能想要回避社交，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暂时的焦虑和回避并没有严重到达到社交恐惧症的诊断标准。社交恐惧症与社交恐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性质上却相去甚远。
在同一种文化中，社交恐惧症的患病率可能与自我报告的社交焦虑水平不一致，也就是说，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成员可能报告高水平的社交焦虑，然而其社交恐惧症的患病率却较低[10]。我们在电视节目或日常生活中用来娱乐或调侃的“社交恐惧”其实大多指的是这一类较为轻度的状况。
这也就解释了前文中提到的由《光明日报》发起的网络调查报告中，为何会有97%的参与者认为自己存在回避或恐惧社交的现象。很多人会被我们的文化和仪式所束缚，表现出高焦虑的状态，但其实并未达到社交恐惧症的诊断标准。
虽然社交恐惧的个体在症状上没有社交恐惧症患者那么严重，但是介于正常和疾病之间的他们所处的境遇却也不容乐观，甚至非常尴尬。首先，这个群体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也就是上述《光明日报》中提到的将近97%的人群；其次，正是因为不能确诊，所以他们更难被周围人理解和接纳，常常被迫接受所谓的正能量、心灵鸡汤、“你应该……”等说辞，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了，他们都会不禁自我怀疑：是我自己太懦弱了吗？难道我真的很笨？我就是这么差劲……这样的自我怀疑和否定除了会加重自己的症状，并无太多益处。所以，他们实际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压力并不比“确诊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少。
案例：不能张口要债的昂倩
昂倩最近一年烦恼不已，因为她被老公施加很大压力去做一件事——要债！夫妻俩为此经常吵架。
事情起因于三年前，昂倩的高中同学因为生意上需要一笔周转资金，出于信任，昂倩就借了这笔钱给他，这个同学感激不已，并承诺1年内还清这笔钱。老公为了表示对昂倩的尊重，也没有太多过问此事。
然而2年过去了，这个同学依然杳无音讯，并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如期偿还这笔钱。昂倩对此稍有不满，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她坚信同学不会赖账，只是可能没办法如期偿还这笔钱。第3年时，昂倩和老公商量想要买一套新房子，需要凑首付，老公就想到了这笔钱，催促昂倩赶紧把钱要回来。
昂倩虽然答应了老公，但是很拖延，一直都没能张口去要债。老公每次问起这件事，昂倩都只是找借口说“忘记了”“太忙了”，老公对此非常不满，并指责昂倩：“你这是在逃避，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跟人交往你总是不表达，甚至也不维护自己的权益，总是吃亏！为什么这么懦弱，有什么开不了口的！你自己借出去的钱，自己想办法要回来！”
昂倩知道老公的总结是对的，但是她又确实有苦说不出。她无法说清楚对她而言沟通为何是如此的困难——难道是害怕朋友关系的破裂？失去这个朋友？担心不好的结果发生？但是这些理由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因为明明是同学失信在先的。但是，她无数次地拿起手机，又无数次地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始终没有打出要债的电话，她很挫败，也很懊恼。
同时，昂倩也对老公对自己的指责和不理解感到很生气，她确实感到自己在交际方面一直都很吃力，家里的人情往来也几乎都是老公在操持。所以老公完全不能理解她的纠结，而她自己又给不出“合理”的理由，因此两人一提到这件事，说不了几句就会吵起来。慢慢地，老公催促和要债责任的双重压力让昂倩更加退缩，她甚至连做梦都在纠结此事。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一定有人非常理解昂倩的感受，同时和昂倩一样苦恼。明明自己是债主，却总是比欠债的还要心虚和难堪。不只是在经济上，就是在日常交往上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感觉——明明并不相熟，甚至根本就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却总是担心会给对方带来麻烦、担心别人会评判自己、担心比对方更成功会伤到对方的自尊心、担心尴尬、担心没话聊……
从正向的角度看，社交恐惧者一般拥有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感官，他们既可以感受到别人身上的不易被察觉的细腻情感和内心渴求，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不安和痛苦。想象一下，如果将我们听力的上下阈值都放大十倍，草丛中虫儿爬行的沙沙声，天空中以及马路上的所有噪声都被我们的耳朵一清二楚地收纳，我们的大脑很可能由于信息过量而“宕机”。以此类推，社交恐惧者因为自身敏锐的觉察力而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交关系也好、友情也罢，原本多是中性词语，都既可以被赋予正向意义，如关系紧密、永恒的友情等，也可以被赋予负向含义，如无效社交、塑料友谊等。但是无论哪种情形，都体现了人类的特性——我们必须在群体中活下去，在别人的眼中看见自己，在社交关系中感受生命力。
通常觉得自己有社交恐惧的人，本质上是渴望社交关系的，尤其渴望更深层次的亲密关系，这是生命的需要。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不同人、对不同物的看法，其实都是参照着我们的内在客体关系[11]模式——也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被预先设计好的模板。所不同的是，在社交恐惧者的内在模板中，别人都是喜欢挑剔、找碴的，都是瞧不起自己的，他们在心理困扰背后体验到的是自我的羞耻感和无价值感。
1.1.3 气质、性格与社交恐惧不是一回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我天生性格如此”“我就是这种性格，很难改变的”“我的性格遗传我妈”等说辞描述自己，通过这些描述不难看出，大多数人将性格理解为一种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的先天个体差异。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划分，此处人们提到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气质。
气质的差异是先天形成的，受神经系统活动的特性制约，并没有好坏之分。气质的差异会为人们的后天言行定下一种基调，但是不能决定人们的社会价值，也不能直接用于道德评判。任何一种气质类型的人都可能获得成功，实现较高的社会价值，也可能一事无成，甚至因为道德败坏而被众人唾弃。因此，气质无法决定一个人将来能够取得多少成就。我们常说的“内向”“外向”更多地是指人们的气质类型。
性格则与社会联结紧密，性格中包含很多社会道德的色彩。性格指的是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一种整体态度，并通过对自己、对他人、对事件的言行举止呈现出来。性格体现了一个人对外在世界的评价、喜恶和选择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风貌。性格会受所谓“三观”的影响，比如有的人疾恶如仇、公平公正、有责任有担当，有的人则心思狡诈、自私自利、恶毒、不孝。这种对人们道德差异的评价实质上体现了人们性格的差异。所以，性格是后天形成的，有好坏之分，最直接地反映了人们的道德风貌。
社交恐惧则是在气质和性格[12]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病态的自我调控系统。自我调控系统通常包含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三个子系统[13]。
自我认知是指对自我的观察和评价，如果一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觉得自己总是没有别人优秀，就会变得不自信、做事踌躇不前；反之，如果一个人过高地评价自己，就会变得盲目乐观、较少反思，导致与他人亲密关系的破裂或工作失误等。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内在情绪感受，如果一个人能够积极评价自己，那他就会产生较高的自尊感、愉悦感、价值感等；如果一个人只是消极地评价自己，则会产生自卑感、丧失感、羞愧感。
自我体验可以逐渐将自我认知转化为一种牢固的信念，进而强化人们的某些行为，也就是推动人们进入自我控制系统。自我控制是自我调控系统在行为上的主要表现，也是自我调控系统的最后一环。例如，有人认为社交是一件难度很高、以自己的能力完成不了的事情（自我认知），那么他就会不断地产生焦虑和恐惧体验（自我体验），并且在行为上回避社交（自我控制）。
因此，社交恐惧者往往拥有一套类似的病态的自我调控系统。这种病态的自我调控系统不是独属于某一个人的气质或性格，而是属于一群人的共有的病理模式，有其发生、发展的共性时间和规律。社交恐惧对人的负面影响远比内向气质、怯懦性格等对人的负面影响要大，社交恐惧者其实会明显感到这种焦虑和恐惧感是不正常的，是病理性的。
案例：神秘且内向的荣格[14]
荣格，1875年出生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他自小就是非常内向的小孩，对外部世界兴趣平平，较为封闭。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理解别人内在的体验和思想。他在幼年时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梦的含义和一些超自然的东西。10岁时，他雕刻了一个木头人像，在独自一人时与之对话，有时还给它写密码信。
荣格对人类心灵的好奇让他自然而然地被弗洛伊德[15]的思想所吸引，1907年两人一见如故，据说进行了长达13个小时的会谈。但是后来因为理念上的分歧，荣格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自工作。
他深入自己的无意识，探索人格的本质。这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完全沉浸在内心世界中。数年后，他开始发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格理论等思想与著作，并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讲学。他的很多看法至今仍然被追随者们津津乐道，很多人评价他的思想神秘而有趣。
荣格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内倾型人格和社交恐惧的区别。荣格一生几乎都将关注点投在了个体内部以及相关的理论上，同时他与同行的沟通、交流以及公开演讲都没有任何困难。而且最为戏剧性的是，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向我们辩证地解读了性格，他的经历证明了内倾型人格并没有阻碍一个人的成功，反而可能成为一个人成就自我的助推器。
所以，内向气质、怯懦性格的人虽然往往也不喜欢社交，但是他们大都拥有一般社交的技能和稳定心态。在有需要时，他们可以很好地展开整个交际活动，而不太担心被人评判和嘲笑，他们显然不太关注这些方面。他们也会排斥社交，但多是主观性地排斥社交，源自他们“志不在此”“没什么意思”的意识，而不是出于过度的焦虑和恐惧。
1.2 人际关系总是如此让人担心
案例：苦恼的心理咨询师
“我真是受不了同事不断强调所谓的‘活在当下’‘专注此时此刻’‘与自己待在一起’之类的理念了，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位学习归来的新手心理咨询师同事向我吐槽：“我觉得这些理念都很好，尤其是在人们情绪激动、紧张不安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得到，会对人们起到极大的安抚作用。关键是越是在情绪的当口越是做不到啊，至少我做不到！
“就拿这次学习来说吧，讲课的老师很厉害。她告诉我们：‘要陪伴“此时此刻”的来访者，要关注当下双方的交流。’可是在与来访者（同学扮演来访者）做练习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却是：他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接下来要怎么问才会显得非常专业。虽然一起学习的同学也大都是新手心理咨询师，没有太多咨询经验，但是我依然很担心自己会在练习中说出低级的话，让同学们觉得我连新手都算不上。这样我根本没办法建立同行社交圈，甚至有可能因为技术太差而在这个行业臭名昭著。那我要怎么从业？怎么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这个练习太让人有压力了！
“当我沉默很久终于想到如何回应时，我抬头看到同小组的同学都在安静地‘盯’着我，而其他小组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对答流畅。那一瞬间，我无比尴尬。不仅如此，我开始脸颊涨红，手都在哆嗦。真是太丢人了，连心理学练习都会让我产生心理困扰，还有什么能帮我呢？我对自己真的很失望！”
这名新手心理咨询师同事头脑中的一系列联想和担忧明显影响了他的状态，导致他没办法放松下来，更没办法高效思考，也没办法享受学习的乐趣，而这恰巧反映了他常规的社交恐惧模式。这种模式就像一个联结内外世界的轨道，为我们如何解读和应对各种现实情况规定好了线路。如果我们容易紧张，那我们在这种模式下跟外界互动时就会常常拉响警报，但是这种现象在其他人那里可能根本微不足道。
如果更进一步描述上文中提到的“联结内外世界的轨道”，那么这个轨道指的就是那些容易引发人们情绪的反应模式与情绪倾向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焦虑/恐惧理解为一个连续轴，想象一下，这个轴的最左端代表完全没有情绪，最右端代表高度的焦虑/恐惧状态。那么，对人们最有利的情绪状态通常对应连续轴的中段区域：人们既不会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焦虑/恐惧的高压状态，也不会因为焦虑/恐惧值太低而忽略了生活中常见的危险信号。
工作中被老板批评，我们会担心；医生拿着体检报告建议我们做进一步检查时，我们会恐慌……这些担心和恐慌都是正常的，焦虑/恐惧值保持在了中段区域内。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的焦虑/恐惧值与我们面对的现实压力相互匹配，那么就是正常的，人们在感觉上也会较为舒适。
这名新手心理咨询师的反应明显有些过度，已经超出了中段区域。他无法与小组成员一起沉浸在练习场景中，更无法完成陪伴“此时此刻”的来访者的目标，而是在担心一个“糟糕至极的未来”。这是他产生焦虑/恐惧的关键原因之一。
当他终于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并准备回应来访者时，却同时捕捉到周围人的一些细微表情、动作，并开始以偏概全地推测他们会如何评价自己。他还产生了一系列的脸红、发抖的躯体反应，并更进一步地将这些反应与负面评价结合起来，认为这会招致周围人的嘲笑。这种反应模式称为“以偏概全的评价”。
“糟糕至极的未来”和“以偏概全的评价”是社交恐惧反应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该模式最重要的两条分支轨道。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两部分内容。
1.2.1 糟糕至极的未来
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对即将到来的某些重要社交场合产生忧虑，会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小插曲保持警惕，并提前做一些应对预案。例如，我们会去想象，在今晚的重要饭局上如果不小心打碎了酒杯，我们该如何化解尴尬？该说些什么？通常只要想好了应对之策，我们的焦虑/恐惧值就会快速调整到连续轴的中段区域。
而“糟糕至极的未来”反应模式的社交恐惧者，在参与饭局之前的这段时间会忧心忡忡，会想象到更多可能发生的意外，甚至会想即使没有意外，仅仅是在别人看向自己时，自己该怎么办？这些忧虑一旦成真，该是多么地可怕！他们的内心完全被焦虑/恐惧占据，没有空间去思考如果饭局顺畅进行，他们原本可以饱餐一顿，还能结交许多新朋友……他们原本可以积极地面对这一切。
所以，“糟糕至极的未来”反应模式的社交恐惧者会浪费很多当下的时间去为不确定的未来惴惴不安。他们的焦虑/恐惧值也会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拒绝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逃到他们认为安全的“无人之地”独自喘息。
1.2.2 以偏概全的评价
“以偏概全的评价”反应模式的社交恐惧者可能不止一次地被人劝解：“你想得太多了。”这类社交恐惧者会习惯性地将周围人的任何细微反应与自己建立负面关联，比如：有人看了他们一眼、经过正在交谈的两个人时那两个人突然停止了交谈、对方因为加班想要更改约会时间等。此时，他们内心的焦虑/恐惧值会大幅度摆动至靠近连续轴最右端的位置。
没有人喜欢被别人评头论足，但如果是“以偏概全的评价”反应模式的社交恐惧者，他们的焦虑/恐惧值则会一直居高不下，他们会认为一定有针对他们的评价存在，而且这些评价都是灾难性的，自己根本无力招架。我们发现，让他们看清全部现实、停止过度联想是非常困难的。
1.2.3 结果：偏执和回避
人的生理和心理会相互影响，如果晚上睡眠充足，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保持在最佳状态：白天精力旺盛、工作头脑清晰，我们会有足够的智慧和意志应对生活、工作中的各种突发状况，而且更容易保持耐心、把握灵活度。
但是当我们处在高度紧张、焦虑状态时，内部系统就需要调动大量的精力去应对这些状态，那么可以被我们调配来应对外部事件的精力就会相应地减少。此时，一件小事就是一场灾难，人们为了保护自我、减少损耗，自然会变得偏执和回避。
想象一下，父母安排之下，你不得不去相亲，你跟对方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在约定时间前的10分钟，对方突然发来信息说临时被老板叫去开会，不能准时到达了。
可能你提前2个小时准备好了精致的妆容，挑选了得体的裙子；可能你推掉了一些工作安排，专门参加这次相亲；可能你本来也不想去，但还是给自己做了很多心理工作，硬是让自己以最“积极”的心态参加这场相亲。但是现在对方突然爽约，意味着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变得徒劳了。
如果你本身长期处于高度敏感的情绪状态，外部可用资源较少，你很可能因为对方的一次爽约而变得焦躁不安。你会开始想象对方是否根本不想相亲，对方是否嫌弃你长得不好看，对方所谓的开会会不会只是一个不想来的借口，或者会觉得对方人品有问题，对方根本没有诚意，相亲都是不靠谱的……甚至会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道理（偏执），并因此气恼不已，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参加任何相亲了（回避）。从长远来看，这类反应模式很可能影响你所有的人际关系的质量。
正如前文中多次强调的，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焦虑和恐惧不一定都是病理性的，但是已经达到社交恐惧症的诊断标准的社交恐惧症患者的确更容易出现这些社交恐惧反应模式。而“糟糕至极的未来”和“以偏概全的评价”是社交恐惧最典型的两种反应模式，它们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社交恐惧者身上。
1.3 我心中的世界就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同时穿梭在两类关系中，一类是内在的主观关系，一类是外在的客观关系，且这两类关系会不断地相互作用，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在这些关系中的人，我们称之为客体，如内在客体、外在客体。此处的客体是相较于主体而言的，反过来讲，当我们将另一个人当成主体时，刚刚的主体也会成为对应的客体。
1.3.1 我们的内在客体关系
刚出生婴儿的世界是混沌的，是没有内外之分的。随着妈妈[16]的独特照顾方式在婴儿的头脑中留下印记，婴儿们会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假如妈妈多次拒绝给饥饿中的婴儿喂奶（这对婴儿来说，体验到的可能是一次次关乎生死的危机），婴儿可能开始形成第一个内在的主观关系：“别人总是拒绝我，我的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也可能因此形成一个内在客体：“拒绝性客体”。这种内在客体总是与生气、愤怒、哀伤等情感*绑捆**在一起。
如果妈妈总是担心婴儿会饥饿，随时随地地都在给婴儿喂奶，即使婴儿挣扎着想要远离奶源，妈妈依然视而不见，那么婴儿可能因此形成一个相反的内在的主观关系：“我接受了很多不能承受的好，我很痛苦，但是我挣脱不了”，也可能因此形成一个内在的“兴奋性客体”。这种兴奋性客体总是与焦虑、痛苦、绝望等情感*绑捆**在一起。
这样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并不总是客观、正确的，因为在早期的母婴关系中，婴儿对妈妈的语言和行为的理解能力十分有限，且很难将之与自己的感受和期待区分开来，所以婴儿常常曲解妈妈的语言和行为，在早期形成一个较为片面的内在客体妈妈的形象。
通常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发展，外界的持续互动和信息的增补会推动婴儿渐渐修正这个最初的形象。但是如果这个形象过于极端化，总是会引起孩子非常痛苦的情感反应，他们就会放弃面对和修正这一形象，取而代之地将这种内在客体关系模式压抑至潜意识深处以避免痛苦，并在意识层面保留一个“理想性客体”的样子，而这个理想性客体总是伴随着满足、美好的感受。但是压抑不等于消失，拒绝或兴奋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会以各种潜在的方式持续一生地影响人们的外在社交关系。
我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意识层面总是希望新的关系能够纯真而美好（理想性客体）。但潜意识中则总是期望新的关系和内在的固有的模式保持一致，以此来确认新的关系体验是我们所熟悉的，是不需要改变内在客体关系的，是不会引起太多焦虑的。例如，我们都非常希望发展一段偶像剧般的美好爱情，实际上却充满琐事，常常争吵、失望，与过往的情感经历并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希望与新同事保持和谐相处的融洽状态，实际上却是钩心斗角、恶性竞争，与上一家公司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不同……
案例：矛盾的妈妈
曹颖是一个有魅力的漂亮女性，接受咨询已经将近2年。她最初寻求咨询的原因是她隐约感到孩子的一些奇怪行为（总是喜欢长时间地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就好像不受控制一样）可能与自己有关。孩子的状况导致她想做一位好妈妈的愿望完全落空。
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分析，咨询师和曹颖都意识到她心中原来一直存在相互冲突的两种客体关系模式——兴奋性客体模式和拒绝性客体模式。这与她自己年幼时被过度喂奶（兴奋性）后又被突然断奶（拒绝性）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无意识地重复了这种客体关系。在经历剖宫产手术生下孩子后，本需要卧床休养的曹颖总是按捺不住，频频想要下床寻找正在被医生照料的孩子。她觉得她很渴望给孩子喂奶，并且在这个渴望中体验到一种兴奋感（兴奋性），这可以填补她躺在病床上时感受到的很深的孤独和煎熬，即使她的老公就在旁边陪伴着她（拒绝性）。
后来当孩子出现张嘴和伸舌头的毛病时，曹颖感到无比焦虑和害怕，意识层面上害怕孩子可能有智力问题、行为问题、会被孤立、会被排挤，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这些超负荷的忧虑促使曹颖带着孩子到处求医问药。
随着咨询的进展，曹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度担心孩子和过度行动化的背后是在极力回避内心中对孩子的愤恨感。孩子张开的大嘴激起了她内心中婴儿般原始的空虚、饥饿和渴望依赖的感觉。
曹颖的这种客体关系模式也在咨访关系中多次以移情[17]的方式得以重现。例如，咨询师马上要开始为期3周的一轮休假，和曹颖约定了休假前的最后一次咨询。在约定的咨询时间过后45分钟，曹颖才急匆匆地赶到咨询室，并很抱歉地解释因为工作太忙忘记了咨询时间。
虽然曹颖很清楚之前双方约定的咨询规则——在没有提前请假或申请更改咨询时间的情况下，固定的咨询时段就是属于来访者的，无论来访者是否出现，同时也会照常收取咨询费用。非紧急情况下，想要临时约定咨询，则需要按照预约流程进行。但是曹颖依然在咨询时间即将结束时，黏人地表达了对咨询师的延时需要，并询问咨询师是否可以为她留下来，再聊半个小时。当咨询师按照咨询规则拒绝了曹颖时，她被激怒了，并大声指责咨询师是一个只知道骗钱的坏人，冷漠无情，一点儿都不真诚，没有关心到来访者的感受。听到吵闹声的前台女孩过来制止了曹颖的叫喊。
从曹颖的表现可以看出，咨询师显然激起了她内心中对咨询师的需要和对即将到来的分离的焦虑。当曹颖的兴奋性客体关系无法在咨询师这里得到满足时，她便需要以极大的内在力量压制拒绝性客体关系及其伴随的负面感受的出现。但是当曹颖因为错过咨询时间而无法完成咨询时，她的拒绝性客体关系模式被自动激活，她希望咨询师通过破坏规则的方式接受她的请求来避免这一部分负面感受的涌现。但是咨询师拒绝了，所以曹颖的拒绝性客体关系以移情的方式全面爆发。
在这次事件之后，制止她的前台姑娘被她理想化为一个懂得理解、保护她的善良人，而咨询师则成了一个令人讨厌、奸诈、令她失望、不能满足她的需求的坏人。后来，咨询师和曹颖花了很长的咨询时间对这种移情过程中出现的拒绝性客体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探讨后，曹颖才重新开始相信咨询师是一个真正想要帮助她的专业人士。
通过曹颖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内在关系的雏形源自早期的外在的客观关系。人们的内在关系逐步成型后，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外在关系的体验，使其失去客观性。甚至很多人一生都在无意识地不断制造某些相似的关系模式，在生活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们总是能够听到有人这样说：“为什么这么倒霉，我找的对象都是暴脾气，都对我不好”“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自私”“不要出去，别人总是在等着看你笑话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潜意识时刻都在担心内在的不良的客体关系模式[18]会被激活，进而引发巨大的痛苦体验，所以我们会很快采取一些相反的手段来压制不良的客体关系模式。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过分热情和友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那他其实有可能是在压抑内在的攻击性或拒绝感[19]；夫妻双方可能以性亲密行为来掩盖针对对方的愤怒和不满，这显然是在通过制造亲密关系的方式来压制拒绝性客体关系模式。同理，一个人也可能以远离社交的方式掩盖其对亲密关系的极度渴求，而这是在通过制造疏离关系来克制兴奋性客体关系模式。
1.3.2 我们内在的评价系统
我们提到的评价系统一般可分为两种维度：内在评价和外在评价。每种维度又都包含了两个方向：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国外学者Watson和Friend在1969年提出了“负面评价恐惧”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人们对他人评价的忧虑和恐惧，对负面评价的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性评价的预期。[20]这种负面评价恐惧指代人们在演讲、聚会、会议等情景中产生的一种广泛性社会评价焦虑。过往关于社交恐惧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此，并普遍将负面评价恐惧看作社交恐惧的核心特征。
案例：厌食又暴食的曼曼
曼曼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微胖的20岁大学生。她穿着普通，但眼神清澈、有礼貌、情绪稳定，偶尔谈到难过之处也会掉眼泪。咨询中她有很强的表达欲，很希望咨询师能够理解她的苦恼。她决心为自己活一次——从现在就读的大学退学并再次参加高考，重新考取自己真正心仪的大学和专业。
曼曼认为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都是被设定好的，小到穿什么衣服、几点写作业，大到报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全都是父母安排好的。作为独生女的她从来没有任何话语权，从小她便是妈妈骄傲的谈资，别人眼中的乖乖女。
所以，她退学重考的决定毫无意外地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曼曼是一个远离人群，自闭，总是大吵大闹，爱臭美，自私冲动，只考虑自己，完全不顾及父母的苦心和感受，做决定幼稚而不考虑后果的“病人”。
曼曼说：“我从小就是一个胖胖的女孩，我觉得还好，但妈妈总是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嘲笑我‘这么胖，将来会嫁不出去的’。小学时我并不在意，但是到了初中，也许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就开始注重形象，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让我很不舒服。虽然我相信妈妈是没有恶意的，世上没有妈妈会真的嫌弃自己的女儿，但我依然很不舒服，所以开始疯狂节食，跨度最大的时候体重从120斤暴瘦到了70斤。”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曼曼感觉那时候的自己就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每分每秒都在极力压制所有吃东西的欲望，不停地给自己打气：“我就是要瘦下来！”那时候，曼曼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孩子，甚至不能算一个人，而是一个高度紧绷的机械。
这也导致了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曼曼内分泌系统紊乱，出现了例假停经等症状。妈妈带她看了医生，医生警告她不可以这样减肥。妈妈在回家的大街上冲着曼曼斥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减肥？你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曼曼崩溃地吼道：“还不是你嫌弃我胖！”妈妈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你自己要减肥，爱臭美，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后来，曼曼很希望父母能够明白他们的话语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父母拒绝倾听这些话，并认为曼曼就是想推卸责任，不断地揪着父母莫须有的罪行为自己的不当决定找借口，试图让他们同意她退学而已。一遍遍的沟通失败后，曼曼和父母僵持在家里，她放弃了节食和返回大学，开始不加节制地狂吃，似乎要再以此证明：“看！这才是我真实的样子！”
同时她拒绝一切社交，认为自己现在像个丑陋的游魂，她担心被亲戚朋友嘲笑：“现在为什么这么胖？”“为什么不去上学了？”“为什么不听爸妈的话？”担心自己会被拿去和表姐、堂妹们对比，所以她将自己关了起来，每天只是不停地吃……
曼曼父母的控制和爱让她无法喘息，无法长大，他们不愿意放手，所以曼曼很难独立，很难成熟地为自己做决定。曼曼的内在住着一对兴奋性的客体父母，这让她既渴望空间和边界，同时又没有能力完全脱离父母的控制和爱。所以她看似要为自己而活，但是这个决定依然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这是自相矛盾的。
曼曼不断听到的是妈妈的贬低，只有努力保持好成绩、乖乖听话才是好孩子。她无法保持一个高自尊的状态，甚至形成了一个“我很丑、我很胖、我能力很差、我一无是处”的内在自我形象。她感觉自己需要拼命伪装才能不被别人看到这样的自己。她总是担心被人嘲笑，被人嫌弃，所以她对别人的眼神很敏感，又会刻意回避别人的眼神。
但是这样子太累了，于是曼曼就尽量避免与人群接触，保持高冷和不屑的样子，从初中到大学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最严重的时候，她惧怕与同学接触，又不愿意回家，就在大学附近租房子一个人住，除了上课，她避免一切社交。曼曼说：“那段时间我浑浑噩噩，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此外，吃成了一个矛盾的载体，潜意识中，吃是证明她独立于父母的一个工具，但是吃同时也成了她确认自己是一个“不被喜欢的胖女孩”的强化剂。所以她无从选择，总是在节食与暴食之间徘徊无措。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一般不会凭空产生，人们往往经历过或者目睹过相关的事件，并会在自己的内心留下相应的印记，相关的事件甚至会被加诸到自己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中，导致社交焦虑和恐惧的进一步加重。
除了负面评价恐惧，人们其实还常常产生一种相反的焦虑，即对他人对自己的正面或积极评价感到焦虑，这被称为“正面评价恐惧”。斯科特·T.华莱士和林恩·E.奥尔登[21]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有些人如果在社交中表现良好，得到积极反馈的话，会开始担心别人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期待或要求，而这将导致最后的负面评价结果的产生。也就是说，对于这部分人，仅仅强调他们在社交中没有出错，没有不良表现时，他们会比较平静；但是如果给予他们积极的赞美和反馈，他们反而会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感受更多的社交恐惧。
根据保罗·吉尔伯特[22]提出的心理进化模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理解这一现象。他认为社交恐惧与人类交往过程中的竞争有很大关联。社交恐惧的初衷是约束自己不去挑战群体中的权威或上层人物，避免被他们负面评价，以此来减少冲突，尽可能地保证自己在群体中的安全。所以从某种角度看，社交恐惧是一种人类进化的机制，它可以促使人们采用非*力暴**的、非冲突的方式展开人际交往。
在这个模型中，自我感觉处于劣势或者地位低下的人可能害怕地位的提升，因为这种提升可能把他们带到“权力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冲突和被毁灭的可能。他们也可能害怕“高处不胜寒”，他们担心在将来无法保护他们现有的资源。保罗将这种现象叫作“害怕做得好”。
在早期社会中，人们过着等级森严的群居生活，想要生存下去，就要适应环境，回避负面评价会是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还需要尽量回避来自他人的正面评价，因为这可能激起其他群体成员的危机感，那些人可能因为担心他们的地位被撼动而“先发制人”。因此，负面评价恐惧和正面评价恐惧都是人类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在充满着竞争的群体社会中，会起到适应环境的功能。
由此可以推测，社交恐惧者对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忠告：不要轻易引起他人的注意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恐惧者会将周围人看作自己的观众，这些观众随时随地都在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同时他们会将这些观众视为自己内在不良客体的化身，认为这些观众本质上是喜欢评论或操控舆论的，很可能对他们指手画脚地评价一番。所以，对于社交恐惧者来说，最恐怖的感觉来自周围的观众，最焦虑的结果来自观众的评价。
1.4 我总有办法让自己好受一些
其实不只是社交恐惧者在寻找解决之道，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很多也是为了缓解焦虑，听到这种说法后许多人可能非常吃惊。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会发现网络与电视广告中呈现的基本是大家想要成为的自己和理想生活的样子，广告中始终如一地展示着信心十足、阳光快乐的人，就好像这个社会没有一丝忧愁；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似乎只要观众购买了广告中的指定商品，就可以无忧无虑、完美地生活了。我们每个人都在以独特的方式谈话、开玩笑和争吵，这足以证明人类普遍有建立安全感的需要，只不过大部分人的焦虑被我们所处的环境与文化接受和遮盖了。
社交恐惧者因为无法使用所谓“正常”的行为来回避焦虑，所以他们变成了“很奇怪”的那群人。他们往往不愿意坦诚“我们的微笑是为了不要悲伤”，但这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感觉，也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他们在与焦虑抗争的过程中尝试了很多方式，虽然有时可以暂缓焦虑，却也同时导致他们的社交障碍变得越发严重。例如，有些人会降低自己的需求，说服自己根本不需要社交，也不需要社交关系——他们尽可能低头走路，对身旁的人假装视而不见，上班埋头工作，下班蜗居在家；他们从不主动走亲访友，不给别人打电话，不主动汇报工作。更有甚者，他们直接毁灭了自己可以社交的所有渠道——不再参加*会集**、不去公共场所、不发展亲密关系、不再上学或工作，将自己完全关在家里，隔绝所有可以联结外在的方式。
1.4.1 极端的处境
网络上曾报道过一则新闻，其中的刑事案件引起了众怒，更有无数人为其中的孩子心碎、流泪。
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受害者是一位名叫童童的6岁女孩。6岁前的她天真烂漫，长相甜美，虽然父母矛盾可能对她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她依然被爸爸和姥姥、姥爷疼爱着，所以她的生活也一直是平静而安全的。
离婚时童童的抚养权被判给了妈妈，但实际上童童一直是由爸爸抚养的。妈妈在离婚后迅速结识了新的男友并与之同居，男友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无业游民。
本以为童童会在这样的岁月中安稳长大。直到爸爸因为工作忙，需要将童童送到妈妈处生活一段时间，噩梦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孩子身上。童童被送过去后就与妈妈及其男友一起生活在出租屋中。
100天，对于快乐的人来说很短暂，但是对于痛苦的人来说犹如整个世纪那样漫长。童童在一个暗无天日的100天中见证了地狱和恶魔的存在，也亲身体验了什么叫作极致的痛。
童童住进来后，妈妈的男友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地虐待童童，所有我们能想象以及不能想象的手段都在童童的身上得到了尝试，而这一切都是在妈妈的目睹和默许之下发生的，妈妈甚至还主动参与了这个过程。
被送到医院时，医生看到的是一个满身是伤、奄奄一息的童童。经伤残鉴定，童童的伤势被评定为1处重伤2级，9处轻伤。
有人说：压倒骆驼的不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根稻草都有罪。无法想象，如果我们的避风港湾成了灾难起源地，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本应庇护我们的父母成了伤害我们的元凶，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这是一个可怕的怪圈，让人无所适从。
姥姥曾问童童，为什么不向姥姥求助呢？她的回答是：“不敢，我要是告诉姥姥，就死定了，姥姥、姥爷都死定了，全家都死定了。”而童童妈妈也确实异常绝情，在姥姥终于知道真相想要报警时，妈妈就曾威胁姥姥说：“别逼我，我死了也得出去找几个垫背的，不整死一两个，我都白活了，这是你逼的。”
虽然在面对镜头和记者时，童童笑靥如花，还给关心她的社会人士比心。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想象，经历过这些苦难的童童，该拿什么说服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是美好的，别人是可以信赖的。身体的伤痕总会痊愈，但心灵的创伤可能如附骨之疽终生难以拔出。
我们不知道童童在这种极端情境下是如何对抗心中的恐惧与绝望的。也许她需要一些幻想，幻想天使终会拯救自己，幻想自己可以变成拥有魔法的仙子。就像她常从梦中哭醒，稚嫩地叫喊着：“我要当一个仙子，逃出黑暗森林。”
遭遇童童这么可怕经历的人还是少数，多数人的经历虽然没有童童的可怕经历那样触目惊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的心灵创伤的等级就比童童低很多，这不是心灵创伤的评定法则。有的时候，越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与司空见惯的场景拼织的世界才越伤人。大部分感觉自己存在社交恐惧的个体都曾体验过某种极端恐惧感，只是这些经历因为太过强烈和痛苦而被他们压抑至潜意识，被他们“遗忘”了而已。
社交恐惧者往往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比如：可能被当众嘲笑或者欺负；可能总是被迫扮演局外人、边缘人、不被重视的人，很难隶属于某些特定角色或者小团体，只能作为旁观者；可能受更早期经历的影响，思想和情感上变得较为淡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开心快乐，可以轻松完成社交互动，但是内心很孤独；等等。无论这些痛苦的经历是长年累月的还是一次性的，只要足以刺激人心，留下阴影，都可能促使他们成为社交恐惧者。
1.4.2 降低欲求
很多人感觉他们早就厌倦了那些无意义的寒暄及谄媚的热络。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社交简单纯粹，各自安好就好，不要占据彼此生命中的太多精力和时间。但是又碍于传统，谁都不愿意先提出这种理念和交往方式，反而担心被看作“不合群”的人，于是大家只能继续在面子上相互应付，相互“折磨”。
还有人觉得，“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不能掌控别人的眼光，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大事。于是他们选择远离亲密关系，并告诉周围人这都是生活压力所迫，或者是因为过往的感情受过伤，所以不能结婚，至少不再那么积极主动地追求婚姻。当一个人觉得是在被迫而非真心想要完成某个行为时，常常能够舒缓焦虑，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出卖了自身的主体性，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人生乐趣。
案例：人既然注定要死，为什么还要拼命活着
周超是一个外表强壮，很有男子气概的大三学生，但与其外表不相符的是他敏感、孤独的内心。周超在不断地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为什么还要拼命活着？既然社交是不舒服的，那为何还要勉强自己去维持？
在暑假结束即将返回学校时，他很焦虑，不想返校，但是也不想待在家里。天下之大，他却有着这样的茫然：何处才是自己的容身之地？
周超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在他的感觉里，家是一个让人无奈的地方。爷爷酗酒，刚刚检查出喉癌；父亲同样酗酒，糖尿病，常年在工地打工。奶奶和妈妈身体也不好，早出晚归接些散活。
虽然这个家庭的成员常年被病痛折磨，但是他们对周超很好，尽可能地满足周超的物质需求。周超却觉得他们应该为各自而活，想办法让各自开心一些，才不枉此生，而不是寄希望于周超，让周超的成就来决定他们的幸福指数。但是家人都很固执，没有人在意张超的提议，这让他感觉家人可悲又可怜，甚至有时会想：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是同时他又很内疚，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诅咒家人。他被大脑中的各种矛盾塞满，痛苦不堪。
张超曾经有过两段没能开始的感情。一位是同系的大学同学，那个女孩朴素而温暖，话不多，但总能耐心地倾听周围人讲话，很会为别人考虑。张超很喜欢她身上的温暖，终于有一天，他鼓足勇气给女孩发信息表白，开场白却是：“我今天喝醉了，可能有些胡说八道，你别介意。”张超借此表达了心意，女孩沉默良久，只回复道：“太晚了，早点休息。”张超感觉很挫败，同时觉得打扰到了女孩，第二天还专程去给女孩道歉，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另一位是张超在支教期间遇到的同为支教老师的女孩，她活泼可爱，第一次见面就主动跟他打招呼，张超很惊奇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孩。之后她曾多次主动邀请张超一起探讨教学问题、一同买菜做饭，但张超总是表现得疏离冷淡，渐渐的女孩也就不再联系他了。
张超这样安慰自己：不在一起就对了，既然跟自己在一起注定不会幸福，那索性就不要开始。他很认同佛经中的一段话：“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趣，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23]
表面上看，包括张超在内，一些人都在尝试降低自己的需求，尽可能变得清心寡欲。但是其实这些人在想法和做法上是矛盾的，这就好像皇帝一方面宣称国家和平安定，一方面又在强制征兵去冲锋陷阵一样。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真的不再需要社交，也不是真的不再关注社交关系和别人的眼神，而是无法从容地参与其中，他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1.4.3 毁灭性方式
应对社交恐惧的负面处理方式多种多样，从极度退缩、神经症、身心疾病、重度抑郁以及极端的精神分裂，到崩溃情境下的自残，等等。这些负面处理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暂时减轻或缓解焦虑及恐惧的，却不能解决社交恐惧的核心内在冲突。换言之，这些负面处理方式更多地是在躲避，并不解决问题。
案例：把自己关起来的大男孩
在咨询师走近这个男孩之前，首先见到的是一位极度焦虑的妈妈。妈妈因为这个已经一年不出门，整天把自己关起来的儿子感到极度崩溃，她担心儿子的身体健康（一年以来，这个男孩几乎从不运动，很多身体机能已经超标），担心他的学业和未来，担心他得了奇怪的病……
妈妈在这一年间尝试了无数办法诱使儿子走出家门，但均以失败告终，甚至一气之下自行购买抗精神病的药物给儿子灌下去，但是毫无意外，结果还是失败的，儿子依然拒绝任何沟通和改变。需要注意的是，妈妈从不认为儿子变成这样跟自己有任何关系，只推测是孩子学业压力太大、与同学相处不好造成的。
在咨询师无数次的靠近、被推开、再靠近后，这个男孩给咨询师讲了下面的故事：
这是一个俗套又悲伤的故事，小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都看过这种“鸡汤”，比如《妈妈再爱我一次》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不太想去歌颂伟大的母爱和感人的母子情深，而是想要讲一个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男孩的故事——也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常常会忘记很多东西。我只能去讲述那些我还记得的部分了。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爸爸的家庭，也许是1、2岁的时候吧，父母因为感情原因离了婚，之后我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与两个女人相依为命的日子：妈妈和姐姐。后来我偶然得知，原来我的出生是带有使命的，是当年妈妈为了留下出轨爸爸所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但很显然，她还是被抛弃了。
妈妈善良而且要强，她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把我和姐姐抚养长大。她拼命地工作、挣钱，每天起早贪黑。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妈妈就自我定位为两个孩子的天，而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了。
大我十几岁的姐姐乖巧、懂事，一直都在帮妈妈分担，似乎她一直坚信：“求人不如求己，凡事都得靠自己”，慢慢地，姐姐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独立、强势，和妈妈一样。现在她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很博学的丈夫。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姐夫，因为他老是给妈妈出各种馊主意对付我。
而我，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孩子，所以“待遇”也最好，妈妈和姐姐常给我买零食，做好吃的。但是同时，她们对我也非常有控制欲望，比如，吃什么，他们会问我的意见，但是做出来的饭菜跟我的意见没有半点儿关系，依然是那些她们认为“我喜欢”的饭。她们会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给我穿，讲她们认为对的道理给我听。
我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因为她们总会替我准备好。所以直到高中，我还是不太会洗衣服和袜子，妈妈会为我准备好住校一周要穿的所有衣物，也因此我常常被舍友嘲笑。长此以往，待在宿舍成了一件很煎熬的事情，与同学相处也成了我非常厌烦的日常活动。说实话，我感觉他们很天真、幼稚，懒得搭理他们。与此同时，妈妈又会去跟亲戚、老师抱怨我自理能力很差，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这让她很苦恼。其实这也让我很苦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想让我独立还是不想让我独立。
妈妈常常告诉我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她希望的，什么是她喜欢的。高中以前，我“分裂”出了两个自己——一个是可以侃侃而谈、擅长社交、友善的自己（称为1号），一个是具有净化功能的自己（称为2号）。
友善的1号很会讲话，常常能把周围人逗得很开心。我的同学、朋友、亲人都很喜欢1号，他们也都非常愿意讲心里话给1号听。但是说实话，我并不爱听，可是我又认为这是1号该做的事。而那个具有净化功能的2号，他主要处理别人和环境传递给我的不好的“杂质”和“负能量”，2号每次都需要很安静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才能妥善处理这些东西，说起来2号似乎有点儿像垃圾处理站。
后来，随着中考的临近，我可以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学业真的很繁重。再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中考失利了，差了一点点没能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忘记说了，我之前的学习都还挺不错的。对于此次失利，我自己只是稍有遗憾，当时感觉并没有什么。可是周围人都在使劲地替我遗憾，不断地跟我讲：“人生很长，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征程。”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貌似我应该表现得像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一样才算正常。他们传递给我的这一波“杂质”太多了，2号没能很快处理完。
之后姐姐还要带我出去“散心”，不想讲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总之我感觉2号已经超负荷了，所以我决定切断所有的联系，断绝跟别人的往来，当然我是循序渐进地一步步征得了妈妈的同意的。我感觉现在的2号就像坏掉的机器，已经没办法正常运行了。我觉得我需要闭关修复一下。
我在等待，等待触底反弹的那一刻，也许弹起来就好了。关起门的这段时间，我不外出，不跟人交流，甚至不跟妈妈和姐姐说太多话，反正她们也理解不了。我自己看书、打游戏、听音乐、睡觉……我不知道这种方式管不管用，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最初也无聊到自言自语，寂寞到坐立不安，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在我终于可以让自己静下来时，家人却忍不住了，他们频频来打扰我，我也总能被她们成功激怒。有一次妈妈和姐姐很愤怒地质问我：“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我很无奈，无法向她们解释我发生了什么，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当时我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回吼了一句：“我想要死给你们看！”
妈妈开始用各种方法诱使我出去，“假扮看房客的校主任”“医院的专家”“‘主动’想来拜访我的同学”“心理老师”……我很无语，也很无力，有些时候只能通过打自己、扇自己耳光的方式，才能感觉到那股乱窜的情绪倾泻而出，不过当时并没有感觉很疼，只是理智上知道这样做应该不太好。
好了，就说到这吧，想太多了会累。说着说着又会记起很多东西，但是感觉又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忘了的。
案例中的这个男孩选择了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社交恐惧，即退回一个类似“子宫”的安全区，尝试重新孕育自己。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对于一个17岁马上成年的男孩来说，这种做法很难被周围人理解，大家只会觉得他疯了，他在毁了自己的一切。
一些较为极端的行为方式是可以释放焦虑造成的紧张状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很清楚，极端的行为方式不是最佳选择，也不具有真正的创意，更无法解决造成我们紧张状态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它只释放了紧张状态却没有解决潜在的冲突，因此冲突依然会存在，一些较为极端的行为方式也必定重复出现。这可能就是各种负面处理方式中的“症状”雏形。
在某些宗教或者科学的教条主义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思维的僵化和行为的重复都是人们保护自己免于威胁的方式。索伦·克尔凯郭尔[24]曾以某位大学知名教授为例：这名教授能够以一种特定方式完美地证明一条定律，但是他只能如此，而不能使用其他方式进行证明。思维的僵化和行为的重复能够带来短暂的平静，但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人们失去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可能性，丧失了适应和发掘新生活的技能。特别是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与发展的时代，当机遇擦肩而过时，僵化的人们就只能留守在原始的孤岛上了。
1.4.4 焦虑的自我评估方法
以下这份量表被称为《焦虑自评量表》[25]，如表1所示。它将帮助我们认识焦虑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关系。量表可以测试人们焦虑症状的轻重，适用于成年人，但不能用于诊断。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测试来决定我们是否需要寻求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以便对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精准的判断，并获得有效的治疗方案。
填表指导语
焦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体验，长期存在焦虑反应的人容易发展为焦虑症。本量表包含20个项目，分为四级评分，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根据最近一星期的情况如实回答。
填表说明：
请在1、2、3、4下选择匹配自身程度的选项，每个项目限选一个选项。其中，1对应“没有或很少时间”，2对应“小部分时间”，3对应“相当多时间”，4对应“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表1 焦虑自评量表
测试结果的评分标准
正向计分题：选择1、2、3、4选项时按对应的1、2、3、4计分；反向计分题（标注*的题目，即第5、9、13、17、19题）：选择1、2、3、4选项时按4、3、2、1计分。
所有项目的分数相加得出总分，总分乘以1.25再取整数，就是最后的标准分了。
其中，低于50分者为正常，50～60分者为轻度焦虑，61～70分者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者为重度焦虑。
自我评估结果说明
如果您的标准分已经达到中度焦虑或重度焦虑，很可能说明近期焦虑情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您的生活。本书之后章节中提到的应对方法均可以帮助您更好地调节或者管理相关的情绪状态。利用好本书所讲的方法，您可以学会更好地跟自己的情绪相处而不是反过来被其控制。
另外，如果您感觉自我调节比较困难，或者有任何内心失控的迹象，强烈建议您尽快到专业的心理机构寻求帮助，这将是您使自己好起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1]神经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内心紊乱，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但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是处在神经症中的人无法妥当地处理冲突，这会导致他们内在头脑、外在生活、工作都一片混乱，他们将无法自由地掌控生活。神经症人格的背后是焦虑，其根源在于人际关系。神经症患者常会挖空心思去掩盖冲突，制造出一种虚假繁荣的和平景象，但最终往往适得其反。
[2]罗洛·梅（Rollo May，1909—1994）被称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杰出代表。
[3]为保护来访者隐私，本书案例中提及的所有人物都使用了化名，且背景信息均已经经过处理，但不影响阅读和本书专业性的呈现。
[4]本书中会交替使用这两种名称，但均指代同一涵义。
[5]DSM-5即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中文译本为《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张道龙等翻译，2014年出版。DSM-5是精神卫生领域临床实践的标准参考书。此参考书对精神卫生服务的不同方面的所有有关专业人员，包括精神科医生、其他医生、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护士、咨询师、司法和法律专家、职业和康复治疗师以及其他健康专业人员均有参考价值。
[6]这些要素仅供读者参考和了解社交恐惧症的相关症状，但切忌对号入座。关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必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相关人员结合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评估，得出相应的结果。
[7]注：儿童的这种焦虑必须出现在与同伴交往时，而不仅仅是与成年人互动时。
[8]注：儿童害怕或焦虑也可能表现为哭闹、发脾气、惊呆、依恋他人、畏缩或不敢在社交情况中讲话。
[9]参见《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第197页。
[10]参见《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第197～198页。
[11]关于“我们内在的客体关系”的详细解释见本章1.3节“1.3.1我们的内在客体关系”部分。
[12]气质和性格在心理学的分类中都属于人格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日常的表达中，常常会混淆二者。
[13]参见《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彭聃龄主编，第442页。
[14]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学家，“人格类型说”是其主要理论思想之一。他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如《心理类型》《金花的秘密及评论》《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等。荣格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会长、国际心理治疗协会主席等，创立荣格心理学院。荣格的理论和思想至今仍对心理学的众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
[1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精神分析之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
[16]此处的“妈妈”代指婴儿的主要抚养人，主要抚养人可能是妈妈、爸爸、爷爷、奶奶、保姆等，也可能是他们的集合，此处统称为“妈妈”。
[17]移情是指来访者对咨询师的所有情感的总和。在这些情感中，有的是来访者对咨询师的真实情感；有的是来访者把过去与其他人关系中的感受转移到了咨询师身上，而与咨询师的真实特征无关，更多的是来访者的内在关系模式在运转，同时在分析之前，来访者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只以为这就是其跟咨询师之间的“真实感受”。本案例中的移情主要指后者。
[18]拒绝性客体关系模式、兴奋性客体关系模式均属于不良的客体关系模式，会给人们带来负面体验，且会对人们的真实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早期体验的不同，有些人可能只内化了这两种客体关系模式的一种，也有人会同时内化这两种客体关系模式。
[19]这也被称为防御，详细解释见本书后面的章节。
[20]参见陈祉妍：“中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的相关性”，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年第16卷第12期，第855～857页.
[21]斯科特·T.华莱士（Scott T.Wallace）和林恩·E.奥尔登（Lynn E.Alden），美国学者，曾于1995年在美国《认知疗法和研究》学术期刊上联合发表《社交焦虑和社交成功或失败后的标准设定》，1997年在美国《变态心理学杂志》学术期刊上联合发表《社交恐惧症和积极的社交事件：成功的代价》等相关研究结果。
[22]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美国学者，曾于2001年在美国《北美精神病理学》学术期刊上发表《进化与社交焦虑：吸引力、社会竞争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来阐释相关理论。
[23]出自《佛说无量寿经》，大意是指：人们生活在世间的情爱和欲望之中，无论是父母，还是夫妻、母子、情侣、亲戚、朋友，其实谁也不属于谁，谁也替代不了谁，每个人都在缘起缘灭中浮沉。由个人需求造成的种种苦乐和轮回果报，只能自己承担，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
[24]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25]焦虑自评量表（SAS），由威廉·W.K.庄（William W.K.Zung）编制，因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所以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