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雪域高原，一支医疗小分队的故事
王小玲
1971年9月，我当兵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西**军区日喀则八医院，组建了一个医疗宣传小分队，前往日喀则所属边防部队去巡回医疗。
当年，日喀则边防部队驻守祖国的西南边陲，从东邻山南的康马县到西接阿里的仲巴县，全长1753公里的国境线与不丹、印度、尼泊尔接壤。在那个年代，边防地区因医疗条件差，除了日喀则部队集中了我们八医院和53师师医院两所医院，其各边防部队只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卫生员，所以遇到一些不能解决的病都只有翻山越岭路上走几天才能到日喀则看病住院，一些战士就因为小小的阑尾炎因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而牺牲了生命。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去边防部队巡回医疗，为干部战士做体检和治疗一些疾病，同时我们还有个任务，就是为边防战士们演出。由于边防偏远，当时的文化生活也很枯燥，有条件的连队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不错了，但是也只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新闻台。虽然分区有电影队，但是要让他们一个一个边防点去放电影，一年也转不到一次吧。为了这次任务，我们赶排了两台演出的节目，一台是专门演兵的节目，根据当年全军掀起大比武热潮，我们利用快板，小品，诗朗诵，小歌剧等形式，表现连队战士在大比武中发生的各种故事。另一台节目是歌舞节目，有独唱，二重唱，京剧清唱，舞蹈，器乐小合奏等，主要反映部队和老百姓军民鱼水情等内容。
我们接受了这么多任务，但我们的人员组织却很精干。我们小分队一共10人：符开簗（男）主治医生，小分队队长；童素华（女）政治处干事，小分队指导员；王启寿（男）外科（五官科）医生；王端荣（男）检验病理科技术员；丹增（男）外科护士；王艾珠（女）政治处战士；林毅平（女）内科护理员;廖小玉（女）手术室护理员；王小玲（女）外二科护理员；王业民（男）驾驶员。好巧哦，小分队里男女各五人，干部战士各五人，姓王的占五人，异姓的占五人，这可不是刻意安排的哦，这是缘分，我们开玩笑地称小分队为三五牌小分队。
我们这次主要是到驻仲巴的边防五团和驻吉隆的边防六团，因为五团的任务比较轻松，我们乘坐*用军**大卡车沿公路走拉孜、昂仁、萨嘎到仲巴（扎东）五团驻地，为干部战士们体检，看病，送药，演出。但是到边防六团我们却经历了最艰难的一个月。
1971年10月，八医院医疗小分队在巡回医疗途中
到边防六团 要翻越世界上最高通车点的马拉山。强拉雪山、乔古拉雪山、日吾班巴雪山、佩枯岗日雪山由西向东参差排列，巍峨挺立。过了佩枯错就进入了峡谷地带，路很难走，但开车的王业民是日喀则分区汽车连的驾驶员，技术非常好，我们都很放心。随着山路往上越来越高，到达马拉山口，海拔已达5380米，比珠峰第一个大本营（海拔5200米）还高。因为海拔高，我们不敢在山口多停留，开始下山，这马拉山山高坡陡，弯路更多，道路也极不平坦，由于冰雪雨水的侵蚀，路面坑洼很多。因为是敞篷车，接近9月底的吉隆高原气候已经让我们穿上了棉衣，我们都静静地缩在大衣下面，不敢看那像挂在天上的盘山公路，听凭呼呼的风声在耳边乱响。突然，不知是谁-使劲拍打着车顶大声喊着：“快停车！快停车”！车马上停了下来。驾驶员小王立即下车查看，发现车的右前轱辘出来一半了，大家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及时停车，很有可能会车毁人亡。这可是给我们初到吉隆的第一个下马威，我们领教了！车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更换了轮胎，继续前进，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吉隆宗嘎镇边防六团驻地。
在团部休整了一天，我们立即接受团里安排，前往六团最边远，最艰苦的一营。一营驻扎在离团部宗嘎镇西南面约100多公里，如果直线前往几乎没有公路，据说有一条公路却要绕行很远，要从萨嘎县的昌果那边翻过强拉山进入贡当，路况也特别差，所以一般团部到贡当一营大多是骑马加徒步。我们这次走的也是这条路，因为途中会经过一些一营驻扎的连队。团里当时给我们配备了骡马，除给我们骑行外，还要驮一些医疗设备。小分队女兵中除了童指导员是老兵外，林毅平，我、王艾珠和廖晓玉，我们4个分别是69年70年和71年的新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也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从来没有和马接触过。战士牵着马让我们骑上马，我个子小，刚开始我连马都爬不上去，后来在队长符开簗的帮助下我终于骑在了马背上，可是马稍微一动，我觉得四周没有依托，像要从马上掉下来，我就吓得大叫，其他姐妹也和我差不多，把牵马的战士逗笑了。但是我们几个也很要强，不长的时间，我们都掌握了要领，不需要战士牵着，自己驾驭着马儿上路了。这一路上，我们骑着马儿看着风景，刚开始还蛮惬意的，后来路就不是一马平川了，在上山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骑着马往上走，可是下山的时候，跟随我们的战士要求我们下马牵着马走，战士说，下山骑马会打（磨坏）马背，这样，我们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地前进，有时骑马走在半山腰的时候，那路好窄，骑在马上感觉好悬，一边是岩石，一边是悬崖，可那马很会走路，脚稳稳地踏在小路上，一点也不虚，有时还专门在悬崖边上走，可是我很虚啊，骑在马上，一边要躲着身旁不时错过的岩石块或树木枝桠，一边还要防着不要被闪下马背掉下山崖。这样走下来还是很累啊，有一次大家都牵着马走一条羊肠小道，我稍微跟前面那匹马离近了一点，那马一撩后蹄，踹在我的大腿上，当时疼得我倦在了地上，从那以后我躲前马远远的。后来我骑马的技术娴熟一点了，我不满意我的小马了，符开簗队长照顾我，说我个子小，专门给我分配了一匹矮小的白马，我耍小孩子脾气了，非要队长那匹高大的灰色骡马，我觉得骑大马才威风，要不然我不走了！队长为了哄我开心，把他的大骡马换给我骑，他自己骑那匹小白马。当我俩出现在大家眼前时，把大伙儿逗乐了，说我们俩就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小说，装扮成骑士的唐吉可德和他的仆人桑丘，个子矮小的桑丘骑着高头大马，而瘦长高挑的唐吉可德骑着矮小的小毛驴，两条长腿几乎拖在地上行走，两人到处行侠仗义，此时我俩就是这样的情景，我当时好得意，就像是那个桑丘。大家在我们俩的滑稽表演中继续前进。走了一天的路，就在快要到达一个部队驻地时，走在最前面廖晓玉的马突然奔跑起来，估计是马儿知道要到宿营地激动了，结果廖晓玉没有防备，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躺在草地上。大家急忙把她扶起来，晓玉痛苦地说，我没有摔伤，只是感觉半边身子火烧火燎的痛，我们把她扶进营地房间，把她衣服脱下一看，她半边身上扎满了小刺，后来听战士们说，这边的草地中有一种草，看着又嫩又绿，可上面全是软刺，我们都不敢碰。结果晚上，我们点着蜡烛，用缝衣针给晓玉挑了好多刺。疼得她龇牙咧嘴，太受罪了。这一晚上，我又累又困，全身都痛，睡梦中都还在马上晃悠，翻身也很吃力，这一下我领教到吉隆的第二个下马威。
贡当一营所负责的边境地区和尼泊尔交界 ，山高坡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我们一路沿着牦牛和羊走的小路，一会儿上高山，一会儿穿峡谷。这天，我们翻过一座大山，刚过垭口，陪同我们的战士指着山下说，那下面是今晚的驻地。我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看，妈呀，那部队营房就像一个个火柴盒大小，四周全是高山，我们要从这么高陡的山上下去呀，要直下没有1000也有800米，而且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我看得腿都软了。这时小分队不知哪位男士说：“下山我们男同志拉着女同志冲下去吧”？我们几位女兵顿时胆子也大起来，赶紧一人抓紧一位男同志的手就往山下冲。我当时好像是抓着旦增，正准备冲下山，符开簗队长把我一把拉住说：“小王你跟着我，你眼睛不好，摔跤怎么办？”结果，其他男队友一手牵着马，一手拉着女队友顺着山坡之字形地冲下去了，而我跟着队长在他的保护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山下挪。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还要在没有路的山坡上一边找路，一边下脚，，没一会儿我就两腿发软，无法继续前进。这时，我一边嘴里嚷着“我不走了！”一边就往长满青草的土坡上一坐。我手刚往地上一按，“哇”的一声立即跳了起来，手像针扎一般疼，原来又是长着软刺的青草，那地上是坐不得的。哎呀怎么办？走也难，坐也难，我当时就想大哭一场。队长立即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不着急，我们慢慢走，总会下山的”。没办法啊，不走难不成在这山上过夜？我咬着牙，拉着队长慢慢地，花了好长时间我们才走下山。我刚松了口气，突然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吓我一跳，原来在驻地门口，十多名战士们排成两队，夹道欢迎我和队长，我不好意思地躲在队长身后一个劲儿地埋怨说“就怪你，让战士们单独欢迎我们，太难堪了”！队长憨憨地笑着不断向战士们作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边防部队，除了气候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差以外，最缺乏文化生活，和外面的人接触也很少，而我们的到来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所以我们所到之处驻地部队都会拿出最好的形式和姿态来迎接我们，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和战士们聊天，他们很开心，一位战士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也有宣传队，平时也排练节目，自己创作诗朗诵，并当场给我们表演：“我们边防不简单，抬头只看见簸箕大的一块天，如果要想走出去，出门就要爬大山……”那位战士用四川方言认真朴实的表演都把我们逗笑了，感觉这里的战士们真可爱。当我们离开时，我记得当时战士们用麻袋装了好多水果罐头，绑在我们的马匹上，我们想拒绝都不行，那是当时部队里最好的东西啦。战士们的热情超乎想象，让人感动，离开时我的眼睛都湿润了。
医疗小分队队员从左至右：王艾珠、王小玲、林毅平、廖晓玉在贡当
出发几天来，我们翻山越岭，途中经过了一些驻守的部队，有的是一个连，有的是一个排，无论有多少战士，我们都给他们做了体检，并为他们演出两场。接下来，我们向一营营部进发。一营营部驻扎贡当，到达之前有一段路特别难走，一座好大的山，就像是泥石流形成的一个大斜坡，斜坡一直插到深深的谷底，人只能从山半腰走，因为斜坡上全是碎石片，人走在上面那碎石随时在脚下滑动，脚一抬，碎石就滑向山底，人也很不容易站稳，所以无论有多少人从那里走过，都不会形成一条路。我们通过这条路时特别艰难，牵着马在这路上走连马都不容易站稳，脚下随时打滑。这条路大概有几百米长，我们一个个都非常小心。好在我一直牵着马，我和马互相配合，我在前面走，手里的缰绳拉直，马儿在后面走，我就感觉有重心稳住，一旦我脚下收不住往下滑时马儿又稳稳地站在那里不动，阻止了我的下滑，就以这样行军姿态，我们终于通过这道鬼门关，总算到达一营营部。营部设在半山坡上，坡下住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人数并不多，估计有几十户人家吧。到达营部我们休整了一天就开始为部队干部战士体检，看病，附近的老百姓也来找我们看病，有一位藏族老阿妈眼睛看不见了，我们的王医生既是外科医生，也是五官科医生，而且他的医术很高超，在八医院很有名的，经他检查，老阿妈是双眼白内障，两眼已经完全看不到了。经小分队领导和营部领导研究，准备给老阿妈做白内障手术（在七十年代，白内障手术比较高难度），同时还有几位战士患了阑尾炎，也急需做手术。当时一营不具备手术条件，但是如果不做，这些人也很不容易送到日喀则去治疗，听营里说，边防有战士因为阑尾炎急性发作，高原病突发，没有抢救和医治条件，牺牲在边防。为了不再让悲剧发生，小分队领导责任担当，并相信自己医生的医疗水平，决定开展手术。团部腾出会议室，把乒乓球台当手术台，用几只手电筒当无影灯。医生护士各司其职，做好消毒工作开始手术。在贡当的几天里，王医生作为主刀医生，在小分队成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老阿妈白内障手术和几位战士的阑尾手术。老阿妈的眼睛用纱布包扎好，要过几天才能拆开，正好我们还要到下一个连队去，就约定返回贡当时就给老阿妈去掉绷带。
我们的下一个连队是离边境很近的汝村，也是最边远的一个连队，这里驻扎着三连。我们到达这个连时，正是连队主副食缺乏的时候。可就是这样，连队把窖藏在地窖里最后一点萝卜，白菜，土豆和仅剩的一点大米用来给我们做饭吃，而干部战士却吃压缩干粮，我们当时很感动，觉得很过意不去。连长安慰我们说:”没有关系，团里很快要给我们送物资来了。”我们当时在那里对边防战士的艰苦也深有感受。我们小分队的几位男同志喜欢抽烟，可是出来这么长时间，带的烟也抽完了，连队目前这么穷，也没有烟给他们抽，幸好队长平时捡了些烟屁股收藏起来，这会儿拿出来分给大家，可是烟屁股也抽完了怎么办？结果有人拿出没喝完的茶叶裹在纸里当烟抽，没有茶叶了就拔地上的枯草裹在纸里当烟抽，当时我们被他们的举动逗乐了，一直笑话他们，可是笑过以后却感觉心里酸酸的，联想到我们的战士常年经受着这样的艰苦却顽强的守卫着我们的边防却毫无怨言。
完成了在三连的巡回医疗宣传任务，我们回到贡当，准备给老阿妈拆除绷带。这天，营部的院子里热闹非凡，部队的干部战士，村里的藏族乡亲们都来了，老阿妈坐在院子中间，王启寿医生为老阿妈一层层揭开绷带，周围的人心情都很紧张，大家眼神全部关注在老阿妈身上，让我感觉这和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给瞎眼的小姑娘顺姬拆绷带的场景何其相似。当绷带完全拆开，眼睛上的纱布取开后，王医生让老阿妈慢慢睁开眼睛，并用手指放在老阿妈眼前比划时，老阿妈惊喜地说：“我看见了”!顿时，人群中发出欢呼声，乡亲们拥向老阿妈，我们也开心地向王医生祝贺，祝贺他以精湛的医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完成手术，这也证明我们部队医生的大爱无疆，为战士为老百姓甘冒风险，勇于责任担当的可贵精神。后来我们听说这次老阿妈手术成功连境外都沸腾了，有报纸说“中央派来的金珠玛把瞎子都治好了”。可见我们这次的医疗行为影响多大，意义深远。
医疗小分队在为连队战士演出中，台上演员从左至右：王端荣、丹增、王启寿
我们要去一营的最后的一个边防点是娘村，那里驻扎的是一连。到之前先到达樟村，这里驻守一个排，无论是从营部还是从团部到娘村，都要先到达樟村，这里就是一个中转站，团部运送到娘村的物资送到这里，再由这里的战士翻过海拔5千多公尺的娘拉山送到娘村，据战士们说，这一个来回就是十多个小时，还不算雨雪天行走。我们从樟村开始翻越娘拉山，那天天气不错，因为有骡马驮运我们的物资 ，所以走起来比较轻松，上山很多时候都可以骑马，虽然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我们还没有多大反应，也可能在贡当住的时间比较长都适应了吧，居然在翻过海拔5040米的帕吉拉山口，我们没有感觉。从樟村开始上山这一路也没什么风景可看，基本上是悬崖陡壁，没有多少植被。但翻过垭口景色有点变化了，下山的沿途有一些灌木丛和地柏桠，随着地势渐低，植被也多起来了。走了大半天，我们终于到达娘村一连。一连的驻地在半山腰，周围有不少松柏树，对面就是尼泊尔的大山，和娘村这边的大山相对峙中间形成一峡谷，战士们说，当有云雾升起的时候，连队就像住在云雾中，还挺仙气的，连部门前一块空地是篮球场，如果一不小心，篮球飞出靠悬崖一边的界外，那就找不回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连队，基本和外界隔绝，守护着祖国最边远的大门。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故事，因为当时通讯条件很差，几乎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到报纸和信件，报纸来了已经是旧闻，信件来了，大家共享。一次有位战士收到一份电报，告知父亲去世，结果一看日期，竟是一年前发的电报。听到这个故事，我们唏嘘了很久，战士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想看电影几乎不敢想，连里估计也只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外界唯一能联络的就是和团里联络用的电台。难怪有的边防战士到日喀则住院时，伤病好转了也想找个理由晚出院几天，看见医生护士总想多说两句话，可我们总觉得人家怪怪的，不想搭理。到了边防看到战士们的清苦生活，我有点同情和理解他们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突然被战士们的哄闹声音惊醒了，起床推门一看，哇！四周一片白茫茫，天空飘洒着鹅毛大雪，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只看见战士们在雪坡上追赶着野兔，一个个开心地笑着，这可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吧。我们的队员也开心极了，跑到雪地里，松柏树下照相，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雪竟是一场灾难。雪下了三天三夜，我们都只有躲在屋子里，除了可以为战士们开展一些体检和看病等，就什么也做不了。当时陪同我们一块儿来的一营副营长（姓什么我不记得了）和一连的几位领导都对我们队长说，这下完了，这场雪一下就大雪封山了，你们估计也走不了了，这一封山起码要到明年5月份才有可能化雪开山。我们队长说，那怎么办呢，只有给团部联系请他们给医院报告情况，我们只有在连里住到明年再返回吧。就在我们做好了思想准备要在连里住下的时候，不曾想发生了大事。第四天的下午，从被封的雪山上下来几位战士，到达连部时，全部被冻伤了，副营长当时一看到这些冒着被冻伤的危险翻越雪山爬过来的战士眼圈都红了，急忙询问情况。原来突然降临的这场暴风雪把团里运送过冬物资和给养的团骡马运输队全部掩埋了，负责骡马队运输任务有4名战士，其中两位战士牺牲，一名副班长冻伤，一名上士为了报信几乎是一路上爬到樟村，并且患上雪盲。因为驻守樟村这个排没有通讯设备，排里专门派了几名战士趁着夜晚（白天太阳出来容易发生雪崩）翻越娘拉山到一连，一是给副营长汇报，二是想通过一连的电台向团里汇报。得知这个情况，副营长立即向团里请示，结果团里下达命令，让一连派人负责护送我们医疗小分队翻过娘拉山，到樟村把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一块儿带上，务必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冰河，等待*派团**出的骡马运输队接应返回团部。
在贡当娘村一连驻地遭遇大雪封山，从左至右：王小玲、林毅平、王艾珠
接到这个任务，一连的战士们都积极行动起来，我们也做好出发的准备，因为我们下部队时，为方便行军，都穿的是胶鞋，现在要出发翻越雪山，如果穿胶鞋走路肯定要被冻伤的，战士们纷纷把他们的毛袜拿出来给我们，另外把他们的大胶鞋也给了我们，因为毛袜一穿，我们自己的胶鞋就穿不上。比如我吧，原来穿的是7号胶鞋，一穿毛袜，我就穿了一双3号大胶鞋。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和连队战士一起，于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踏上了翻越雪山的路程。好在大雪已经停止，天已放晴，皎洁的月光照在雪地上，还算是能看得见走路，那高高矮矮的树林魑魅诡异，在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就不知是深坑还是沟壑。连队战士在前面开路，我们紧跟其后，整个队伍行进得很慢，我估计是前面根本就找不到路。果不其然，前面传过来先头部队的话，说是因为雪太大，完全找不到路，如果这样大部队行军，估计一晚上也翻不过娘拉山，而且会发生危险。带队的副营长决定全体人员返回，重新考虑行军方案。
返回连队，我们抓紧休息，副营长召集连领导和小分队领导连夜研究方案，最后决定小分队人员分成两批，连队战士也分成两批护送，用两个晚上翻越雪山，到樟村等待，再一起前往冰河。就这样，我们白天休息了一天，晚上小分队男同志4人和护送他们的战士先行出发。我们队长符开簗也是男同志，为什么他留下跟我们呢，他因为是队长，很不放心我们女同志，所以他留下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再惴惴不安中熬过了一天，也没有见人返回，估计第一批人员应该安全到达了吧，那时又没有通讯联络工具，只有估计和瞎猜。接下来，这天的晚上该我们出发了。
我们又踏着明月光走上了娘拉山的雪山道路，可能是头天晚上有人走过吧，加上又没有继续下雪，雪地上不少地方留有他们走过的脚印，我们顺着脚印走还算比较顺利，但是因为雪太厚，我们很多地方一脚下去，雪埋到大腿根，每走一步都要很费劲地把脚从雪地里拔出来，这一折腾，速度还是快不起来。我们吃力地走在雪地里，没有人讲话，只听见大家呼哧呼哧地踹着粗气，而且天气很冷，估计有零下二十几度吧，我们虽然都穿着绒衣加棉衣，头戴棉帽，为了防止钻风，棉衣外还特地扎了根帆布*用军**皮带，就这样，刺骨的寒风仍然把耳朵、脸颊、双手、双脚冻得发木。正在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时，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谁的鞋子掉了！”大家伙顿时停住了脚步，纷纷往后面张望，我也傻乎乎地跟着往后面看。这时，一直跟在我后面的符队长对着我说：“小王，你的鞋呢？”我低头一看，啊，脚上怎么只有一只鞋啊，另一只脚穿着毛袜站在雪地里，我的脚当时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根本就感觉不到我的鞋子掉了。队长赶紧把鞋子给我捡起来，让我穿上，可当时我的手也冻得没有知觉了，鞋带半天也解不开，后来还是符队长帮我把鞋穿上，队伍继续出发。山势越来越高，那一步一拔腿的雪地行军越来越艰难了，随着海拔的升高，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每走一步，都要休息好久。我们身上的步枪啊，背包啊都让连队战士背上了，就这样我们还是前进困难。突然间，我觉得头都要炸了，心里一阵发冷，恶心又想吐，眼前一阵发黑，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当时我真不想走了，这时，我们小分队的童指导员连忙到我身边，很关心地问我怎么了，她看我难受的样子，连忙把我身上背的挎包抢过去背在她身上，然后挎着我的胳膊鼓励我说“小王，必须前进，不能后退，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翻过这座山，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童指导员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跟着她，努力地登上了海拔5040米的帕吉拉山口。站在山口，我终于长吁一口气，感慨地回想起我们来时的路很轻松，回去咋这么难啊，还好，我闯过来了。在下山的时候，我心情好了很多，因为爬山消耗太多体力，口干舌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儿水果糖塞进嘴里，顺手从路旁岩石上摘了一块冰凌，当成冰棒在嘴里含着，甜滋滋的，我一边走一边大声对前边的战友说，“哈哈，不要钱的冰棍，好吃得很！”我得意地一路带小跑的往山下走。突然我脚下一滑，整个身子就往左边的悬崖下坠，一刹那，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手伸过来一把抓住我棉衣外扎的*用军**皮带，顿时我就悬挂在崖边，我急忙用手抠住崖边，一动不敢动，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不知咋回事。这时，我听到一个人对抓住我的人叫着“符队长，你拉住她，你也不要动！”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我被人从悬崖边拉了上来，脚还没站稳，就被人从那个地方拉走了，而且一直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当时也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很远，一直下山走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大家停下来休息。这时符队长和连队指导员走过来，关心地问我吓到没有，我当时惊魂未定地摇了摇头。指导员让我回头，他指着高悬半空的山腰对我说：“小王，你看，刚才好悬啊，你差点就从那里掉下去了，你知道吗，那悬崖下面就是乱石河滩，掉下去就没命啦！”听了指导员一席话，我看着那高高的悬崖，突然腿一软就跪在地上了，我好后怕，我居然差点牺牲了！指导员回过身对符队长说“符队长，那个地方叫夺命崖，我们曾经有好几位战士从那个地方掉下去，当时都不知道，以为战士失踪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到，上报后曾认定为叛逃，后来一次一位战士的马从那里掉下去，为了找寻马匹和文件枪支，战士绕道下去到下面河滩上，才发现有白骨，军装碎片和锈烂的枪支等，赶紧上报搜寻核查，才发现那些战士牺牲在这里”。听了指导员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我们的战士在这里守护我们的疆土，虽在和平年代，也一样有付出和牺牲。（后来我先生也告诉我，那掉下悬崖的战士里就有和他一起入伍的同乡战友白在贵，当年才十八岁）同时大家也都为我庆幸，多亏符队长一直不放心我，把我跟得这么紧，和连队指导员挽救了我一条小命，这是我当兵以来遇到和死神插肩而过的第一次，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这也是吉隆给我的又一次下马威，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凡是遇上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件事，它能让我从容而坚强地面对。
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樟村，和头一天到达的男队员会合。当大家把我的遭遇告知他们，没想到，他们也曾遇到和我一样的险情。原来，就在同一个地方“夺命崖”，我们的五官科王启寿军医也失脚滑下悬崖，好在他当时手里拄着一根树棍，他反应很快，他把手里的树棍使劲往雪地里插，就在他快要滑倒悬崖斜坡边缘时树棍插进了雪地，阻止了他下滑，就在他准备慢慢往上爬的时候，心急着要救他的驾驶员王业民突然也滑下来，好在王医生立即站稳脚，双手稳住插在雪地里的树根，王业民刚好滑落在王医生所在之处，好悬啊，如果王业民稍微偏一点就会滑下悬崖。在自救加上连队战士们的帮助下，两位大难不死的老王和小王一块儿被救了上来。听到他们的惊险故事，人们都唏嘘不已，说是这次你们三王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能平安脱险，真不容易啊。据说后来我们的遇险记传遍了整个日喀则分区。
在樟村这个排，我们住了一晚，也是很艰苦的一天。这里没有房屋建筑，战士们都睡在地下坑道里，我们自然也被安排在地下坑道。我们跟着带领我们的战士进入坑道，一进坑道，我就被吓了一跳，映入眼帘的是坑道右边一个平台上安放着两位战士遗体，头和脚的地方都各点着一盏煤油灯，原来这就是团里派来执行运送物资遭遇暴雪牺牲了的两位战士，因为是冻死的，他们脸色都是乌黑的。我不忍多看，眼里含着泪水迅速从他们身边走过。进入坑道内部，一条长长的通道，两边地上分别铺着被褥，按照部队的内务条例，被子折叠像豆腐块，床单虽旧但非常整洁，这就是平时战士们住的地方，顿时我的鼻子发酸，这就是我们的边防战士的生活条件。穿过通道，出现两个坑道，带领我们的战士说：“这两间’屋’,一间是我们排领导住的，一个通铺可睡4人加一个单人床，另一间只有通铺可以睡4人，具体怎么分配你们自己商量吧。”说完战士离开了。我们看着眼前的情况都有点傻眼了，我们一共10个人，5男5女，怎么分配？怎么说都少一个人的位置。符队长和童指导员两个人商量了一会最后决定，男同志4人住4人通铺，女同志5人住4人通铺加一个床的那间，怎么住呢？女同志5人挤一下住4人通铺，符队长虽然是男同志，但可以和女同志住一个房间，睡单人床。当时我们几个小女兵有点不好意思，嚷着说，怎么能和男同志睡一个房间！童指导员严肃地批评我们：“非常时期，还分什么男女，在眼下，我们都是革命战友，能分彼此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这么办吧。”就这样，我们服从命令，和像我们父亲一样的符队长同睡一个房间。晚上，当我们睡下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5个人睡4个人的通铺，可真有点窄，睡下后想翻个身都比较困难。后来不知谁开玩笑地提了个建议，让大家想翻身的时候喊一个口号“预备翻”，结果我们还真是这样做的，不过那一晚还真没有睡好，除了不时想翻身要大家一起喊口号，还有那头上坑道木顶里跑来跑去的老鼠，吓得我们不时惊叫，这样的情景在从小过惯了衣食无忧的家里哪里会遇到呢！就这样终于熬到了天亮起床。
第二天，我们要按照先前的计划，白天好好整休，晚上10点出发前往冰河，因为团里派出的骡马队第二天早上8点到达冰河接我们。大家估计都很奇怪吧，为什么我们出发的时间都会是定在晚上呢？守边防的人都知道，在遇到大雪封山的时候，白天如果不下雪出太阳的话，因为紫外线强，照射到冰雪容易引起雪崩发生危险，而晚上虽然温度低，只要注意保暖，行军时不会有多大危险的。同时我们也很好奇，到冰河有那么远吗？我们需要走10个小时？战士们解释，这段路对我们来说，也走不了这么长时间，估计平时也就两三个小时吧，主要是这次要抬着两位牺牲了的战士和带上两位受伤的战士，加上你们很少走这样的冰雪路，时间估计长一点，要保证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知道原因后我们也释然了。
晚上10点，我们在十几名战士的护送下启程了。虽然这一路上没有翻越多高的山，但是一路上坡坡坎坎也蛮多的。夜晚，仍然有明亮的月光相伴，把茫茫雪原照得通亮，不需要手电，不需要火把，路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开始以为这样的路应该好走吧，其实不然，这一路却让我吃尽了苦头。开始，我跟着前面的足迹一步步往前走，有的地方雪很松软，蹋下去咯吱咯吱的还挺舒服，雪也不太深，齐大腿的地方不太多，我感觉比翻娘拉山轻松很多，可是走着走着，就不那么顺利了，我因为眼睛近视和体力的原因，逐渐有些掉队，符队长担心我，又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感觉路也越来越不好走，因为前面人走得多，那积雪的路面因为气温下降，成了冻冰，我一脚踩上去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摔一跟斗，又不敢走人家没走过的雪路，怕有沟壑。刚一摔跤时我还在笑，说今天不知要摔多少跤，就开始一边摔跤一边数数，可是后来我记不清摔多少跤了，体力也越来越不支了，因为毕竟这段路海拔还在三四千左右，后来摔得我筋疲力尽了。幸好有符队长跟在后面，我摔一跤他就拉我起来，我这一路都是他在保驾护航。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终于在半夜1点钟到达冰河。
冰河，顾名思义就是冰冷的河，宽：大概有五十多米，长：看不到尽头，水深，估计马能过来，至少在我们所在位置应该不算深，但因为是雪水，它的寒冷让人望而却步。关键要命的是，我们提前了7个小时到达了冰河，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这没有人烟的茫茫雪原上等待7个小时。怎么办呢？这时，护送我们的战士把抬遗体的担架卸下来，把担架拆了，用担架的材料燃起一堆火，让大家围在一起烤火，以免冻伤，因为他们知道，团里的骡马队到来，会有办法带走遗体的。此时的我已经被摔跤折磨得浑身无力，脚也冻得没有知觉，我们小分队的王端荣技术员赶紧拉着我在火塘边坐下，帮我把鞋脱下来，并且把我冻僵的脚放进他穿的皮大衣里暖着。我们童指导员看到火塘旁边人多，怕坐不了那么多人，就带着小分队其他人，在冰天雪地的冰河边不停地围成圆圈跑着、跑着······，此刻，我也在火塘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医疗小分队在六团骡马运输队的护送下返回吉隆边防六团
早晨8 点，团里派来的骡马队准时到达，并趟过冰河接上了我们，护送的战士们帮忙把两位战士遗体用草席裹好绑在马匹身上，和骡马队做好交接 ，并和我们告别，就返回驻地了。接下来，我们一人骑一匹马，跟随着骡马队返回团部。我们就要告别这天寒地冻，风雪茫茫的贡当边防了，想回家的心情也格外急切，忍不住想策马奔跑，可是遭到骡马队负责人的阻止，他说：“不能这么急，我们的马上还驮着战友的遗体，马是不能跑快的，而且这一路上需要两匹马换着驮。这样一来，我们路上还要住一晚上，明天才能回到团部。”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听从命令，跟随骡马队慢慢走吧。骑着马，当然比走路要舒服多了，而且这一路上也没有翻越很高的大山，我骑在马上一边欣赏这仍然渺无人烟，茫茫雪原的苍凉景色，一边听着骡马队的战士聊天，这时我才知道，中国出了件大事，“九.一三”事件，我当时就在想，9 月份出的事情，现在都10 月底了，这边境上才知道啊。
夜色降临，队伍行进到一个很大的山丘旁，眼前出现了一个山洞，骡马队的战士们纷纷跳下马来，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今晚宿营的地方。看着我们不解的眼神，骡马队负责人对我们解释：“我们的战士管这里叫鸽子洞，因为这里经常有野鸽子在此栖息。这是团里到贡当边防娘村一连驻防点的必经路，一般都要在此地住上一晚，第二天才能到达。这洞里平时有路过的路人，部队战士，有时还有土匪，都爱在这洞里放些牛粪、柴火什么的，谁来都可以使用。”果然，我们进到洞里一看，还真有一些柴火，破锅什么的。这时，我们小分队的童指导员对我说：“小王，你去外面找点水回来，一会儿我们做点面疙瘩吃，一天没吃热乎的了。”我立即拿起我带的搪瓷洗脸盆走出洞外去找水。这山洞外地势比较开阔，眼前仍然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两位战士的遗体暂时从马背上卸下来，摆放在洞外，因为山洞也不是很大，这十几二十个人都在洞里也有点挤，我看着两位战士的遗体躺在冰冷的雪地上，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也没有办法。我离开山洞往前方开阔地走去，发现眼前是一片湖泊，但是湖里的水已经结冰，看不到有一点流水的痕迹，我试着用盆子去敲了敲冰面，冰面纹丝不动，这可怎么办？我望着湖面发呆，又望着天上月亮，我心里顿时思念起我温馨的家：我父母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又曾经进军*藏西**解放*藏西**，他们吃了多少的苦，又抚育了我们九个儿女，培养了4名大学生，4名军人，现在家里由小九妹在照顾，不知他们身体可好，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在祖国最高，最远，最冷，最苦的边防小女兵，正在默默地思念他们，也正在体会当年他们所遭受的艰苦，我也很欣慰地在心里告诉他们，我这次到边防，身心都受到磨炼，我已经不是那个在家娇生惯养的小女孩，我是一个兵。此时此刻，我们虽然仰望着同一个月亮，而只有月亮才能看到我们的不同处境，并代他们在默默地守护着我。雪原上的寒风吹醒了我的遐想，我还没完成任务呢，可是周围除了这冰湖，哪里还有水源呢，我的手已经冻僵了，我端着空盆赶紧回到山洞，向童指导员报告，我没有找到水源。童指导员连忙让男护士丹增去，丹增拿着盆子出去了，一会儿，丹增端着一大盆冰块回来，大家赶紧接过去，把盆子放在柴火上，不一会儿冰就化成了一盆水，大家伙赶紧下锅做了一盆热乎乎的面疙瘩，此时，我一边喝着热乎乎的面疙瘩，一边心里直骂自己是个笨蛋。
吃完饭，大家各自找地方休息。鸽子洞不大 除了进洞后有一小块儿约几个平方的平地外，洞里其他地方怪石犬牙交错，没有一处可供平躺的地方。我和几位姐妹还有符队长在怪石嶙峋的洞里分别找了个位置靠着，裹着皮大衣睡觉，那凹凸不平的怪石咯得人难以入睡，只能迷迷糊糊地受煎熬地躺着。其他人只有围坐在稍微平坦的空地上，点燃不知谁留在洞里的柴火燃起篝火，直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继续前进，一路上仍然是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渺无人烟，绵延无尽的雪山引导着我们向前向前！终于在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边防六团团部，至此，结束了我们这次边防的巡回医疗和宣传任务。
这次在边防一线遭受的艰苦历程，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而我的身心却得到了磨练，它让我有坚强的心智能对今后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去从容面对和勇敢战胜，以至于让我成为了一个永远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的强者。
2018年5月医疗小分队部分队员在西安战友聚会时合影，从左至右：童淑华、王艾珠、王端荣、王小玲、林毅平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王小玲 ：1954年1月1日生，1969年12月5日入伍，1970年2月进藏并分配到驻*藏西**日喀则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医院外二科，1972年调*藏西**日喀则军分区政治部。曾任医院护理员、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宣传队队员、副指导员、分区组织科见习干事。1979年11月转业。
作者：王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