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交易的中间人被叫做“互郎”，是指促进双方成交而从中获取报酬的中间人。在古汉语中，“互”写作“乐”，后又讹传为“牙”。因此民间将买卖货物的中间行当称作“牙行”，将买卖货物的中间人称作“牙侩”、“牙子”或者“牙纪”。
牙子作为一种职业，不知始于何年何月，但牙子应是市场贸易的产物。最早的牙子叫做“驵侩”，是马匹交易的经纪人。这就首先让我们想起春秋时的“伯乐”。伯乐者，一为《淮南子·逆应》记载的春秋中期秦穆公之臣伯乐，或称孙阳伯乐。一为《通志·氏族略四》记载的春秋末赵简子臣即邮无恤，字子良，号伯乐。此二人和春秋中期的方九堙均为相马高手，多次为人品评良马，并有“授赠”记录，似乎应归为牙纪之列。
唐代有牙侩的记载，谷神子《博异志·张不疑》中有：“数月，有牙侩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女妓**四人，皆鬻之”句。官方派出的牙子叫“牙官”，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为防止奸细冒充商人进行军事刺探，交易时双方商人各居一地，不得相见，交易全靠政府派出的“牙官”来促成。每交易千钱，各收买卖双方五厘息钱入官。金大定年间，每年官方可得制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完元年（1196年）甚至可达十万零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之巨。这样巨大的交易量恐怕少数“牙官”是完成不了的。这也说明当时的牙官，已以成一种行政管理职业了。说起职业，必有职业技能方可胜任。宋、金榷场交易时，北方产品绝大多数是马、牛、驼、羊等活牲畜，对牲畜年令、暗疾、出肉率的判断评估，就是牙官的职业技能。
随着市场的扩大，贸易量的增加，牙纪便开始进入了更加社会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历史阶段。
张家口大境门外这个巨大的贸易市场中，最活跃的人群当数“牙子”。牙子是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的经纪人。当时的市场交易没有明码标价，来自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卖客、买客对市场行情的把握不是很准，有时语言也不便沟通，需要有人从中介绍指点，最终促成交易。于是在卖主、买主之间介绍、指点，促成贸易，并收取一定佣金的行业就形成了。
当时的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商品交易过程都有牙纪参与。因而也以交易商品品种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牙纪，有马牙纪、牛牙纪、羊牙纪、斗牙纪、炭牙纪、碱牙纪、茶牙纪等。张家口牙纪的人数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为数不会太少。牙纪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的繁荣，而且还对社会经济起到了导向作用。另外，牙纪营业的税赋不但增加了官府的收入，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们采访了几位牙纪的后人，他们吱吱唔唔似乎还没有从对前辈的职业误解中解脱出来。不过零零星星的，总算对当时的牙纪牙行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牙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群人大多由张库商道退役的老弱病残领房、命运不济的破产商人、精明老练的驼夫、粮贩和街头市井的无赖混混组成。虽然他们江湖习气浓厚，油里油气的痞子味让人反感，但他们又讲义重情，举止豪放，有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职业自信，有着一种别样的自尊和清高。
做牙子不用太大的资本投入，比如牲口牙子，只要一根鞭子，一根长绳子即可，而斗牙子也不过一只斗，一块刮板而已，其他行的牙子几乎全凭一张嘴挣钱。所以，张家口民间就留下了“腰里一根鞭杆，四季肚皮绷展”的民谣。
但由于牙纪行业本身所具有的垄断性和封建性，也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对其一些行为的不满。确实，牙纪们大都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有着把握商机的职业敏感。虽然他们也注重信誉，但为了成交，有时也不得不哄骗欺诈，吹捧拉拢。其中更不乏一些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的故事。因此许多人把牙行看成是*子骗**行当，是靠哄骗买卖双方，从中挣取佣金、侵吞黑钱的不光彩职业。换个角度看，在以重农抑商的封建礼教社会中即使不去坑蒙拐骗，不去挣黑钱，这只凭嘴挣佣金的行为，长期以来就不被社会认同。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们收入不菲，但却被排入下九流的行列。正所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
不过，牙纪们倒也并不在乎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他们与传统礼教抗争着，潇潇洒洒地驾驭着市场、活跃着市场、支撑着市场。
具体操作中,羊牙纪一眼扫过去，就能准确数出一群跑动着的羊群的只数。马牙子一看牲口的毛色就知道牲口的产地。斗牙子抓几颗米一嗑，就知道米的水分含量、产地，甚至能准确的说出作物生长在河川地还是坡梁地。这都是职业绝技，没有深厚的（删除生活）功底，是绝对端不了牙纪这碗饭的。
交易场中，牙纪们恪守着行规戒律，决不搅“荒”同行们的生意。为了保证相互间信息交流的高度机密，牙行有着一种神秘哑语。所谓哑语是进行交易时，在袖筒里用手交流的一种语言。一至五为伸出的手指数，六至九为挠、撮、叉、勾。还有数字暗语，一到九分别为可子嘎、门子嘎、米子嘎、周子嘎、拐子嘎、佘子嘎、里子嘎、年子嘎 、老王嘎。牙子的技能是神秘的，无形的，非一般阅历者所能掌握。所以，牙纪行也有世袭相传的习惯。
历史上，通过张库大道输入张家口市场的草原商品中，活牲畜占了很大比重。当时的大境门外，有骆驼市、马市、牛市、羊市、驴骡市等几个活牲畜专业交易市场。
活牲畜比一般规格化的商品交易难度更大。牲畜的毛色与膘情可以粗略看清，可牲畜的年龄、路数、脾性、身体状况、暗疾等却非一般人能把握。牲口牙子行当里绝没有滥竽充数的人，他们个顶个都是熟知牲口的行家里手，都是“伯乐”。牲口牙子开始时是有着明确的专业分工的，后来各种牲口掺和在一个大市场卖，牙子们也就开始兼营了。不过，习惯上把牲口牙子，都称作马牙子。
交易牲口的“市”被张家口当地老乡叫做“桥”。为什么叫“桥”，寻踪觅迹，不得所以然。邓九刚在《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一书中介绍：“最初卖羊的卖马的卖牛的卖骆驼的，都自动以牲口的种类集中到一起，大概是卖牛的集中到了一座桥（即归化商民为迎接康熙征讨噶尔丹凯旋而修筑的庆凯桥）的附近，时日久了人们就把牛的市场简称作‘牛桥’。这时候‘桥’这个物就飞跃升华变幻为一种意象。于是约定俗成，即使某个牲口市场的附近，连个真正的桥的影子也没有，大家也把它称作‘桥’了”。依此推来，这远在千里之外的归化习俗，也深深影响了张家口。不过，笔者的这种理解似乎牵强，因为明代中后期张家口堡西面的河滩一带，就被称作了马桥。一直到解放前这一带还被叫做马桥街。
明中期以前，互市是限时的，时间一过就要闭市。牙子们每年只能突击几天、十几天挣些小钱。到张库大道成为经常性经营的商业通道后，牙子们才迎来他们真正施展才艺的黄金时代。历史上，曾有牙子在桥上“一天挣五百银”的记载。
牲口牙子们念的是牲口经，他们对牲口揣摸端详后，有时比卖它的主人还要清楚底细。传说，张北马桥上一位张姓牙子，曾用买一张羊皮的价格，买了一匹瘦弱病喘得快走不动的两岁羸马。确实，这价钱还不如一张好羊皮的价钱，可卖主寻思，一旦病马死了，瘦小的马皮连个羊皮价也卖不上，一把骨头又能值几个钱。此时，有人开价，卖主自认为自己得了便宜，揣上钱兴冲冲地去了。这牙子把这病马拉回家调理了半年后，竟以百张羊皮的价钱把马卖了出去，这就是牙子特殊技能的最好展示。
为了促进交易，牙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赶到马桥，想方设法拉拢卖牲口的人往自己绳子上拴牲口。然后，再了解卖方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卖方有急事急等着用钱或卖方是憨厚的草地人。牙子为他们出价时就有意压低一级。对买方，牙子也要套近乎，了解清楚买方是要使役，宰杀还是繁殖，是本地人还外地人，是一次性购买还是常年客户。牙子只有掌握了这些情况，才能尽快地促成交易。牙子促成交易后，买卖双方都不准反悔，并各给牙子百分之二的佣金。牙子除挣佣金外，最黑的就是吃差价，买主出一千五，卖主要一千二，那三百他就吃黑了。
桥上的生意是兴隆的，为了做更多的生意，有的牙子便把触角沿张库大道延伸了出去。每天下午常有牙子骑着马，迎着牲畜入市的方向去找寻。路上如果遇到老客户，他们便为客户张罗食宿，协助打理牲口，帮着做第二天入市的准备。如果是新客户，则安顿牲口入圈，招呼牲口卖主大碗酒喝着，大块肉嚼着。第二天入市时，依然醉意朦胧的卖主，哪还会再去找其他牙子。更有甚者，有的牙纪本身就开着牛羊大店，专门接待草原来的卖主和南路来的买主。牙纪行是不出本钱，又能挣大钱的行业。
当时，张家口粮食交易也很活跃，粮食交易中自然也就出现了粮食牙纪。过去，买卖粮食都用斗计量，所以粮食牙纪又叫斗牙子。卖粮食叫粜粮，要经斗牙子撮合，很少有直接粜谷物给蒙古人或加工行业的。尽管粜粮买粮人各出百分之二的佣金，但这样买粮人不担心粮食的质量和份量，卖粮人也不担心吃大亏。
粮食交易使用的计量工具是斗，有官斗和私斗之分。官斗大约在秦以后就已出现，由政府部门监制。私斗是民间交易用品，出现时间应早于秦代。其实用斗计量人为的成份很大。盘粮时，通过注斗、趟斗就能捣鬼。注斗时，用簸箕撮上粮食轻倒重倒是不一样的，轻倒则卖方吃亏，猛倒则买方吃亏。趟斗时狠力一刮，斗心凹陷买主吃亏。斗牙子玩的家什最初叫趟子，后来做得长一些叫“刮板子”。粮食倒进斗计量前，要用刮板抹平。操作时手快手慢手轻手重都极有讲究。一板刮下去每斗多时要差一、二斤。据说有的牙子还会气功，一发功差得更多。不过，蒙古人也很有意思，不知是图省事，还是总结了以往上当的经验，他们与汉人进行粮食贸易时不用斗，看中粮食就以口袋论价，最后装粮的口袋也一块要。正所谓：“蒙古人实在，买粮捎口袋”。所以，用斗计量大部分限于汉人之间的交易。
西沙河有位姓施的斗牙子，是万全人。玩得好刮板，写得一手好字，还能不用算盘算账。每次盘粮，边用斗量，边用脑子记，一车粮盘完了，成交价也出来了，被人称为“斗十（施）全”。
据老人们回忆，清末张家口牙纪己经有了自己的行帮组织叫做“牙行”。后来干脆还成立了“牙纪公会”，因为他们以牲畜交易为主，民间也称之为“鞭杆公会”。鞭杆公会的地址在今大境门外西沟21号院，鞭杆公会门外就是交易牛的牛市。
清朝廷对牙行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谕令：“近闻各省牙帖，岁有增添，即如各集场中有杂货小贩，向来无藉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场多一牙户，商民既多苦累，甚非平价通商之本意。著各省督抚饬令各该藩司，因地制宜，著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增添” 。《清高宗实录》也记载，乾隆五年（ 1740年），清廷再次重申，除官立牙行外，“其顶冒把持者，俱应严禁”。
牙纪是一种属于商业范畴的职业，也是口商的组成部分。张家口曾有过一些大牙纪，但只拉拉杂杂收集到一两位有名有姓的人。
堡子里城墙底十一号是（清末）西沟马市第一牙纪林大抓的私宅。林大抓的名号、生平均不详，但其有足够的钱在堡子里买地盖房说明牙纪行当的收入应该很高。
前文曾提到的清后期张家口比较有名气的官商李玉玺，就其工作性质来讲，其实也应该归入牙纪之列。
清末民初，张家口有过一个牙纪世家，时人称之为高鞭杆儿。据高维峰过继给妹妹的女儿之女王玉荣回忆，高家是崇礼县狮子沟毛克岭人，早年先祖帮人赶老倌车行走于张库大道。后成为大境门外马桥的有名牙纪，家业大发。高氏发家后，先在崇礼置地，后又迁到张家口桥西草场巷居住。
民国初年，高氏开始在张家口市内开办工厂，购置房产。今建国路冷冻厂南边市第二面粉厂原来叫四星魁面粉厂就是高家的产业。高氏家族的房产主要有武城街人民商场、张家口堡万字会街从四门洞往西的第三和第四两个院、东关街16号和23号两个院。另外，在市内草场巷、北关街、堡子里还有房产30多处。
高氏家族的房产在解放初期大部分捐献给政府，自己仅留4间居住，在东关街，后来这房子也被幼儿园占用，80年代作价给高家。高家长子维藻解放前迁到北京居住，*革文**时回张家口四杰屯居住，贫病而死。
四星魁面粉厂公私合营后，次子高维峰成了该厂的一名工人，直到退休。高维峰有子女9个，解放前夫人和子女都在北京生活。其中一女过继给高维峰的妹妹做女儿，这个妹妹是高家的养女嫁到王家，住东关街，女儿叫王玉荣。
草场巷的高维集、北关街的高维山是高氏家族的一个支系。高维集解放后在张家口地区食品公司工作，承袭祖业，对猪、牛、羊颇有研究。
现在的张北马桥是华北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1997年以后，笔者曾经与当时张北马桥最老的牙纪七十多岁的康太老人有过几次交往，他是在世的惟一一个见证过张北两个马桥历史繁荣的老人。康太讲：“牙子就是经纪人，促成买卖是最重要的。牙子要讲诚信，要交朋友。你不欺不骗，下次人家还来找你。”朴实坦荡，真诚可信，怎么也让人找不出“该杀”的理由。看来，那“牙子该杀的”俗语，是千百年来人们潜意识中“劣根性”的表现，是一种世俗的偏见！
现在张北马桥马牙子牛进宝的祖上就是马牙子，至牛进宝最少已是四、五代的牙纪传人，而且牛进宝的两个儿子现在也开始在市场上做牙纪。这种传承沿袭现象追根溯源也就是从茶马互市到张库大道贸易及今天马桥贸易的历史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