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唐朝人通过诵经拜佛、写经造像、设醮及祀巫等方式来治疗儿童疾病——古代唐朝以佛道为师，常借助佛道力量来治疗儿童疾病的。唐代佛教盛行，《药师经》《大悲咒》等佛经中都宣传信奉药师佛、诵读佛经等有治病功能，因此当儿童生病后家人会通过诵经、造像、写经等方式借助佛教力量治疗疾病。
念诵经文的方式
《太平广记》和《法苑珠林》中有很多儿童通过念诵经文而痊愈的记载。《太平广记》记载王琦从小到大“数患重病”，皆依靠诵观音经治愈。
虽然这则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剥去迷信外衣，可以看出唐人在儿童生病后会通过念经的方式治疗。 而且王琦自童孺时就不食荤腥，可能生长于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
造佛像的方式
唐人也相信通过造佛像的方式能够治疗儿童疾病，敦煌遗书中有许多通过造佛像治疗儿童疾病的记载，《归义军节度使太傅造弥勒大像功德记》记载：“次为小娘子染患，四大相违，针药虽施，未蒙痊差之嘉会也。”因为小娘子生病医药无效，所以通过造佛像的方式治疗。唐人还相信通过拜佛能够使儿童疾病痊愈，李世民幼时生病后其父李渊前往佛寺祈祷佛祖保佑痊愈，在世民痊愈后造石碑佛像供奉还愿。
李世民驾崩时五十二岁，在大业二年生病时只有9岁。 立寺还愿的还有高宗及太子李弘。《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记载：“时孝敬皇帝储副承祧，晦明示疾作宏誓愿，凭有为之基，获无妄之吉，粤明庆元年仲秋癸酉，诏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以报之。”太子李弘生病后，高宗拜佛祈祷，并在其病愈后立西明寺以还愿。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高宗为太子李弘病愈立西明寺在显庆元年（656），李弘时年4岁。通过造像方式治疗儿童疾病时，往往包含很多内容，李渊为子世民造佛像时就希望惠及全家大小，归义军节度使太傅造弥勒像时希望惠及帝王、太傅、刺史及所有女儿姐妹， 这是因为修造佛像、写经等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及物力。
因此，这种方式多为富裕家庭的儿童使用，一般百姓在儿童生病后只能合众人之力一起修造佛像及写经，或者采取向寺庙布施的方式以使儿童疾病痊愈。
设醮的方式
与佛教一样，唐代道教也宣扬通过设醮等方式能够治疗儿童疾病， 所以唐人相信在儿童生病后通过设醮等方式能够使儿童痊愈。 《云笈七签》记载杜鹏举幼时常年生病，一个太白山道士路过，授予他的父母“司命延生之术”及“醮南斗延生之诀”，以治疗鹏举的疾病。按道士所言“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后每日所食，别设一分，若待宾客，虽常馔亦可设之。”后鹏举痊愈，他父母还另生一子名鸿渐。
杜鸿渐为唐代宗时宰相，史书记载杜鹏举为鸿渐之父，鹏举之父为慎行，二人为父子关系，杜鹏举曾经“与卢藏用隐白鹿山”，杜鸿渐本人晚年佞佛，“舍财造寺无极限”，其妻李氏死后也“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老年生病后“食千僧”祈福，并在病情严重后“令僧剃顶发，遗命依浮图葬，不为封树”。
《云笈七签》与史书记载相矛盾可能是因为杜鸿渐在唐代以佞佛著称，二人名字似兄弟之名这一点为道教利用，并在其出生与姓名中加入道教色彩，以抑佛扬道。 二人之名似兄弟之名早已为唐人注意并赋予奇幻色彩，尽管《云笈七签》关于杜鸿渐的记载错误很多，也有奇幻色彩，但也能折射出道教通过设醮方式治疗儿童疾病的现实。
祀巫的方式
唐代巫覡等思想也盛行，尤其是南方地区往往信巫不信医，江淮以南地区即“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庐州也“舍医药，祷淫祀”；岭南地区家中有人生病，杀鸡鹅等动物祭祀；甚至江、岭之间因为信巫祝，惑于鬼怪，家中有人生病后“举室弃之而去”；蜀地也“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不躬扶持。”
巫觋思想的盛行使百姓相信它们可以治疗儿童疾病，所以在儿童生病后会通过祀巫等方式借助巫觋力量治疗儿童疾病。唐代宰相李回幼时经常生病，他的兄长李軿就通过“召巫觋，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式使其痊愈。 除了巫觋外，天在唐人信仰中也能够治疗儿童疾病，当儿童生病之后也会祈求于天，希望借此儿童能够痊愈。
宋应墓志记载其六岁时患有重病，其母亲“愿以身代，请命于天”，向天祈祷希望代替其子生病，使其子痊愈，最后宋应痊愈，他的母亲却“没于炎儌”。其实，通过宗教、巫觋等治疗可以说是一种祈福手段，尤其是以释老为师、诵经拜佛、写经造像等方式，因此在寄托于通过诵经拜佛、写经造像、设醮及祀巫等方式治疗儿童疾病时，往往会几种方式一起选择。
贞观五年（631）太子李承乾生病，李承乾出生于武德二年（619），贞观五年生病时应只有13岁。 在李承乾生病后，昙藏被太宗召入宫中为太子受菩萨戒，李承乾在第二天即痊愈，因此太宗不但赐昙藏绢数百段，衣服数百具，而且度三千人，造普光寺。《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龙兴寺，本普光寺，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所立。”
可见《续高僧传》所记的便是昙藏在贞观五年（631）为李承乾治病之事。李承乾生病后除了僧人，太宗也下敕迎道士进宫为其祈祷，《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唐两京城坊考》中对此事也有所记载。在李承乾病愈后，也立西华观，可见当时道士秦英也为李承乾痊愈出力。
除了以上记载，《续高僧传》卷三云：“时为太子染患，众治无效，下敕迎颇入内，一百余日，亲问承对，不亏帝旨。疾既渐降，辞出本寺，赐绫帛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 其中记载，在李承乾生病众人医治无效后，太宗下敕迎波颇入宫，前后有一百多天，一直到太子痊愈才出宫。
此处没有明确记载波颇何时入宫，波颇入宫一百多天李承乾才痊愈，而贞观五年（631）李承乾生病在昙藏入宫第二天便痊愈，因此波颇此次入宫似乎不是李承乾贞观五年生病那次，从波颇传中推测时间大致可能在贞观六年至七年。
从以上李承乾生病后太宗为其请僧人及道士祈祷及治疗来看，在儿童生病众治无效后，僧道等多种方式一起成为儿童治疗疾病的选择。 综上，一般来说，当儿童生病后首先会寻求专业医者医药治疗，当医药治疗无效时，就会寄托于通过请宗教医者、拜师释老、诵经拜佛、写经造像、设醮等方式，借助宗教及巫术的力量治疗儿童疾病。
在具体佛、道、巫等选择上，首先可能选择家庭中存在的某种信仰，如王琦、贾琼等人因家庭信仰原因分别选择佛教与道教。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儿童生病后往往会选择多种方式一起治疗， 如李承乾等不但接受医者治疗，在宗教上既借助佛教又借助道教。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唐人对儿童的治疗方式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与成人差别不大，成人在医药无救时也会选择以出家方式治疗疾病，郑夫人墓志即记载当她医药无效时，“化夫人宅心于空门，号曰悟玄”，最终二十三岁去世；李德裕夫人徐盼墓志也记载她“疾亟入道，改名天福”，最终也二十三岁去世。
由于唐代医药费用较高、医者与药材分布不平衡，以及社会风俗、社会心理等原因，更多的儿童选择借助宗教及巫觋的方式治疗疾病。 借助宗教及巫觋的力量治疗儿童疾病更多的其实是心理治疗，是对儿童及家人心理上的安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儿童及家人的信心，改善儿童及家人的心理状态，对儿童疾病的治疗有利。
总的来说，在唐人心中这种治疗方式是有效的，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儿童病痛，还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方便又实用的治疗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