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心（3）
田聪明
减租反霸开始后，工作队员多次到我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我们家与工作队员渐渐地熟了起来。我晚上放羊回来常参加工作队组织的学习、唱歌等活动，早上还按工作队要求到路口查问生人的路条。1952年搞土改，农会指派父亲出民工，那群羊转给了村里的张五仁放。妈妈常参加工作队和农会的活动，有时我也跟着去。特别是诉苦会给我的印象很深，工作队员说“有苦诉苦，有冤申冤”，有“*产党共**、毛主席给做主”，不要害怕。
清明过后，张五仁来找妈妈，要我给他“打伴子”（当小羊倌）。因为青草刚露出地面，味道很浓，但羊吃不到多少，而枯草又不愿吃了，所以就到处跑着寻找青草。这叫“跑青”，他拦不过来。经商量，打伴子40天，付我5块钱和一块毛巾。那个张五仁不够厚道，经常是他坐着，让我四处拦着。特别是有一次下了大半天的雨，他自己披着雨帽，而我穿着一件烂皮袄挨雨淋。
天黑回到家里后，妈妈又心疼又气愤。一边挤皮袄上的水，一边含着泪骂张五仁“不仁”，说他怎忍心自己顶着雨帽而让一个娃娃挨雨淋？！妈妈说：“娃娃不懂事，你大人也不懂？哪怕你让他将皮袄翻穿上（羊皮板着水晾干后发硬一弯就折，而毛朝外雨水可顺着毛往下流，皮板湿不了）”。可妈妈心里也清楚，雨帽是掌柜的按惯例给羊倌配的，而我是张五仁掏钱雇来的，并未约定下雨时怎么办，只好忍了。
后来，我和张五仁的“摩擦”多了起来。绵羊到春天新毛慢慢长出来，而旧毛被慢慢顶松了。在羊主家剪羊毛前，他就要我将羊拦住，而他从绵羊身上薅毛。我就不干，他拦羊我也拦羊，他薅毛我也薅毛，他怎么说、怎么骂我都不管。张五仁气得咬牙切齿，举着放羊铲高喊：要不是土改了，光打你，多少根羊铲把都打断了！他还到掌柜那里给我使坏。
一天，突然发现给我带的干粮少了一半多（一个固定的小布口袋，两头口上串着一根绳子收口后斜挂在身上，每天一碗炒米为午饭），一问才知道是张五仁的主意，说我不好好放羊，要羊主家少给我带点干粮。
我气愤极了，特别是我原来每天都要省下一点，晚上回来给不到3岁的弟弟吃。我身底下已夭折了两个男孩，所以弟弟就成了妈妈及全家人的宝贝。那天晚上回来，弟弟又和往常一样满怀期待地跑到炕沿边等我给他炒米吃，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此后我就和张五仁“硬干”了。羊出坡后，我就跟在他后边走。他让我走快点，我就说饿得走不动了，他骂我一句，我也骂他一句。欺软怕硬是普遍规律，过了两天张五仁就不得不告诉羊主家：还是带一碗炒米吧。
40天打伴子结束了，张五仁5块钱给了，但那块毛巾死活不给，理由是我打伴子不听话。妈妈的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厉色地盯住质问张五仁：原来说定我儿子给你打伴子40天少一天没有？张五仁说没有。妈妈说，那你就非给不可，少一根线也不行。张五仁还胡搅蛮缠，叫嚷他要是给了这块毛巾就不再姓张。
妈妈找了农会领导，说明了情由，农会领导批评了张五仁。张五仁不得不给了毛巾，妈妈手拿这块毛巾在村子里当着众人的面，一边晃一边取笑说：张五仁从今天起不姓张，姓田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妈妈昂首挺胸说，新社会了，我能给我娃娃做主了！我从小亲妈妈、爱妈妈、一步也不愿离开妈妈，而到了这个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妈妈真了不起！从而发自内心敬佩妈妈。
妈妈深信“养儿要用千张纸”；失学一年后妈妈说“只要不到万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考上了大学你就去念；“咱再穷他五年”。
从我记事时常听妈妈说两句话：养儿要用千张纸，养女要费千条线。意思是说，做父母的，要培养儿子多读书，而女儿则要练就一手精巧针线活才算抚养成人。对女性的这一封建观念，我家祖辈、父辈均认同，而对让儿子读书这一点则有不同说法。
据说，在我曾祖父那一辈曾有一本家叫田红，读了一些书，但由于嗜睡而一事无成。由此留下话柄：读书没用。而妈妈则常说起少年时就去世的二舅，说他比大舅、三舅都懂事，原因就是念了书，知书达理。
说二舅晚上睡觉前要读书，早上起来就背书。妈妈说不清二舅读书读到什么程度，但常听妈妈说二舅背诵《名贤集》。妈妈还说二舅有空就帮大人干活，对兄弟姐妹都忍让，特别说二舅很孝敬老人，因此二舅的早逝对姥爷一家打击特别大，妈妈的奶奶心疼得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悲伤的呼唤。
我亲眼见到读书是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那是1949年冬，当地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村里有个“堂院”，实际是神父办的学校，常看到一些小孩拿着书从那里出入，当地叫做“上书房”。有时赶上那里上课，我就悄悄站在窗外听里边的读书声。从那时起我就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够进“上书房”。
可我们家太穷了，又四处流浪。达拉特旗土改比土默特右旗还晚，且什拉胡同村方圆几十里内也没有一所学校。1952年土改后，同院范里权家来了一位识字老人，经妈妈同意，我和村里的几个孩子用给范家砍沙蒿作柴烧，来换取老人教我们认字，就是拿一个器具，盛上沙土，用柴棍在土上写字。就在这时，听说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我就不断地向父母表达想读书的愿望。
当地土改时有个政策，就是农民要从牧区迁到农区种地，耕地要从30里以外的黄河沿岸分，但何时能分下要等待。为了我读书，我家于1953年春节后赶着土改时分得的一头驴，驮上仅有的一点“家当”，再次来到竹拉沁村。开春后在舅舅家的土地边种了些荒地，我给人家放了一夏天牛。9月1日，与二姐一同上了竹拉沁小学一年级。
1954年秋天，学校决定我和二姐“跳班”上三年级。就在这时，达拉特旗刘五圪堵村给我家分了25亩耕地。父亲首先考虑第二年春天的耕种。当时我家的情况是：父亲有腿疼病，耕畜仅一头毛驴。且人缺口粮、毛驴缺草料。据此，父亲就决定我和二姐停学参加劳动。在妈妈的力主下我还是上了三年级，但到了1955年春节后，父亲就不让我上了。
是啊，父亲盼望了半辈子的土地分到了手，当然要克服各种困难来耕种，当时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虽只12岁，干不了多也可干个少啊!看得出妈妈当时是两难的心情，她没吭声；我则是“只做不说”。开学后我照例去报了到、领了书、去上课。
后来，父亲从离竹拉沁村不远的南窑子村借了一头母牛，与我家的毛驴“合犋”组成一付犁杖，条件是我给人家放牛。清明过后的一个早上，父亲要我去南窑子村放牛。我知道这回没办法了，只说等到学校将书取回来再去，但父亲让我当时就去。
无奈，我跟着父亲一边哭一边往南窑子村走……大概是由于心情复杂，妈妈始终未说一句话，我想她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在掉泪。我的班主任常俊德老师得知后专门来我家，试图说服父亲让我继续读书，但父亲最清楚家里的处境。事后听妈妈说，常老师也是流着眼泪离开我家的。
我三叔是毡匠，六七月间带着扞毡家什从准格尔旗来到我家。这时的我仍是身在放牛心想念书，一肚子不痛快。三叔听后要我跟他去扞毡子。当时，父亲和二姐到刘五圪堵村将25亩地分夏田、秋田种上后，全家也从竹拉沁村搬到了刘五圪堵村。我扔掉了放牛棒，跟三叔背着家什在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等地走村串户扞毡子。
三叔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担水、烧水、扫地、倒垃圾等我都主动做。特别是一家一户送来的羊毛我都要看有无杂质、称分量，问清要求，并一一记下来，还要在头一天安排第二天在谁家吃饭。毡子扞好后交给主家，将工钱算好收回后交三叔。我当时个子比较矮，人们说我是个碗大的毡匠。
但几乎都说我应该念书。达拉特旗何家圪堵村有个叫杨河的老人，曾在傅作义的部队干过，属起义人员。老两口反复向三叔说应该让我去读书，不要“枉”了孩子。三叔对我很满意，一说我“宁可身吃苦，不让脸吃苦”。这是陕北的一句俗话，意思是说我宁愿多受点累把活干好，也不愿因不干或干不好活而受人数落。二说我记账、算账很利索。
这些话也都传到了父母的耳朵里，他们对我的失学更加无奈和后悔。195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竹拉沁小学上三年级第二学期，妈妈还表示：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从此，我先后上过三个小学、两个中学，直到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其间，我家的基本状况是：父亲一直有病在身，不仅不能以整劳力记工分，还常需花钱治病；我如果在家就是一个整劳力，而上学不仅不能劳动挣工分，还需要花钱。
对此，作为长子的我内心一直很矛盾。如果不是“里里外外挑大梁”的妈妈倾心支持，我不要说读大学，连中学甚至小学也不一定能读完。在我读书十几年中遇到的所有艰难曲折的坎，之所以能扛过来，无论物质上、精神上，妈妈都是“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