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先生一生淡泊、廉洁，他做了半辈子官，从不搞特权，真正是两袖清风。
他的生活，清苦俭约，特别是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是人所共见。
而且，寓中陈设简单，会客室中仅三件旧沙发，自己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颇不以为然，潘公展与陈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友，但陈一旦知其加入CC，即渐与之疏远。而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陈更是深恶痛绝。
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么糟，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在作祟。但对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殊不知军统特务正是蒋介石用以自固权位的工具，而孔、宋二家及其僚属，如无蒋之宠信与裙带关系，哪能“笑骂由人”，久居高位？
陈布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布雷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这些人周旋外，他曾不止一次地说：
“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祥熙）、宋（子文）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
1943年11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就是孔祥熙，蒋既出国，陈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关要事须与副院长联系。
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他一个信封（据孔在事后对他人说，内有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本票）说：
“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
陈当即把信封掷还给孔，拒绝了孔的收买拉拢。
过了些日子，陈的侄孙陈辟尘（陈屺怀长孙，抗战时在中央银行工作），在休息日来探望叔祖，陈把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辟尘听，还用半戏谑的口吻说：
“你们的总裁……怎么样，怎么样……”
据说，孔祥熙当时做不到国民*党**总裁，就在中央银行编制中，也设了一个总裁名义以自命。所以“你们的总裁”这一称呼是体现陈布雷对孔的嘲笑。这件事，陈辟尘迄今记忆犹新。
陈布雷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等人，都比较熟悉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还是青年报人，对之企慕特重。
同时，陈同张治中、邵力子则更为接近而契好，邵力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卸任驻苏大使后回到重庆，就住在陈的家里。
那时，陈自己住在美专街一号，南首还有一幢四号的房子，因为办公地局促，无余室作亲友偶来居住之用而加租的。1943年，邵力子自苏回国，一时无住处，陈留他在四号屋子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陈、邵每天一起进餐，亲密犹如家人，陈称呼邵为“力子先生”。
张治中对陈担负的政治任务与处境比较了解。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张治中到南京湖南路寓邸访陈，我正好在那里。
张治中问我：“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说：“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
张就说：“不要去惊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不过惦着他，特来问候起居而已。”
我陪张在会客室坐了些时。张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我内心敬佩他。”陈称张也称文白先生，张来访时，常被迎到私室长谈。
对于CC系的二陈（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公私间都对人表示（包括对蒋的表明，并得到蒋的默许），不参与CC和什么中统组织。
尤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中心迁来重庆以后，更较疏远，据他当时身边的秘书告诉我：陈果夫常派他在侍从室第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的办公室走动，但很难得到陈的接见。
陈还对他的秘书说：不要多接待，不要任意谈处里的事，防止内部消息外泄。陈还不接受以CC为核心的合作金库名誉之聘，并告诫部属说：
“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致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刮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与郭沫若抗战前在上海就有旧识，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陈布雷是很起一点作用的。当时，郁达夫利用他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社会地位，也已在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对郭的通缉。
陈布雷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著作捧到蒋介石面前，称“郭沫若为国争光”，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
郭沫若抗战时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蒋把郭的著作翻了一下，同意陈的看法，准备按例先撤销对郭的通缉令。但陈深知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对蒋说：“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
陈又认为“委座虽与郭有袍泽之谊，但郭毕竟是*产党共**员，对政府有疑虑”，力主与*产党共**配合行动。乃通知周恩来，由李克农通知阿英（钱杏邨），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直到陪伴郭沫若归国。
1938年冬，我在桂林参加了郭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以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多年，三厅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单位。由于我的社会关系，那时我也做了一些有益*战统**的工作。
因为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在当时虽然名为国共合作，纳入军委会的编制中，实际上是受国民*党**顽固派歧视、排挤的单位，郭老诗人气质浓厚，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免要激动。
于是，我便通过陈布雷的关系，也在三厅和顽固派之间遇到障碍时，适当做些疏通工作。郭老和杜国庠不止一次由我陪去和陈布雷洽谈。
陈多次表示对郭和杜的思慕之忱，欢迎他俩常去他家谈谈，前面说的“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这段话也正是那时说的。
而郭和杜也认为：“陈在国民*党**中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诞辰，这一年又正好是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在周恩来的创议和指导下，重庆文化界以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中心，发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周恩来说：“这实质上是为了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的一次重大斗争。”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根据周恩来指示，也邀约了国民*党**的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等做发起人。我是以阳翰笙为首的筹备工作组的一员，根据工作组的决定，我特地去访陈，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应允，并即在“缘起”横轴上签了名。
接着，他还写了一封给郭老的贺信，如下：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过了几天，陈布雷又写了四首七绝以祝，原诗如下：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回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
注：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以民国十年前后最多。时余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注：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成绩斐然。
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注：七七事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归舟三宿见旌族”句，为时传诵。
长空雁陈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以上各条注文都是陈自注，诗句是发表后改易几个字的。
陈自己不长于书法，就请他的左右手陈芷町（名方，江西人，当时任侍从室第二处组长）把贺诗代书在一立轴上。
陈芷町代书时，把最后一绝第二句原稿“文士心情金石通”改为“相惜文心脉脉通”。这一改，在诗意上是更好一些，但同陈布雷一向自谦的风格则有点不一致。
事实上，陈当时曾踌躇于用这一改句，是否有抬高自己之嫌。陈芷町说：“你们两人都有‘如椽大笔’，且你的贺信中，不是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吗？”
贺诗是交我送达郭沫若的，当时四面八方送给郭的贺联、诗词，真是不计其数，但郭在纪念活动结束后，对陈的贺词特别注意，询问我：“是否布雷先生手笔？”
笔者据实以告：“诗是他自己作的，写在贺幛上却是陈芷町代笔。”郭马上挥笔也写了一首答诗，并也附一谢信。
陈布雷自做了蒋介石事实上的幕僚长之后，社会上的活动基本上不参加，他对祝寿这一类活动不喜欢附和。这次为郭庆祝生日，他表现得那么热情周到，当是出于“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息息相通”吧。
1945年6月，苏联科学院给郭沫若和丁西林发来了苏联科学院建院纪念大会的邀请书，由于国民*党**特务戴笠横加阻挠，以致未能应约如期前去。
那时，郭是很想赴苏一行的。这时，冯乃超（文化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的书记）希望我为这事尽一些力。我于是为此专访陈布雷，转达了郭沫若这一意愿。
陈听了我的陈述后，不表示相反意见。之后，经陈向蒋介石婉转陈词，郭的苏联之行终于得到实现。
周恩来 图片来自网络
抗日战争起后，陈布雷同周恩来接触的次数也多起来，周恩来公正和大方的风度，使陈布雷深为感佩。
一次，我同陈布雷谈到“摩擦”问题，他说，“都是*产党共**不好，游而不击，不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命令。”我说：“不是这样吧。周副部长（当年周任政治部副部长）说‘摩擦’是国民*党***队军**故意挑起的。”
于是，陈又用他多次说过的话：“你们年轻人，阅历不足，容易受一方宣传的欺骗。我是看得多了。”我说：“有的宣传，当然我们要分析研究。但周副部长说的都是历历有据、令人信服的事实。你能说他列举的例子不是事实吗？”
于是陈就默然无言了。
对*颖超邓**，他也表示佩服。日本投降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陈在一次有*颖超邓**参加的会议结束后回家午餐，我刚去美专街他家，他说：*颖超邓**给他印象极深。并且慨叹：“我们国民*党**就缺乏这样精干的人才。”
1941年的一天，周恩来和*颖超邓**在郭沫若家做客，我也恰在座，周恩来对我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产党共**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在*战统**工作上，周恩来一向是不放过一切机会为革命争取同盟者和同路人的，上面这几句话，言简意赅，重犹千钧。我次日就将这话特地去传给陈布雷。陈听后，沉思良久，半晌才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产党共**里像周这样的人太少了！”
这后半句话，出自陈之口，正好说明他的偏见和局限。
1946年3月，布雷先生才回到南京。有一次，陈托我代他在上海买一支老式派克自来水钢笔，我买妥后，决定赠送给他，并附去一短笺，再次复述了周恩来在重庆时嘱传言的那几句话。
陈旋即复我一短信，开头说：“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来信中有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
接着他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生罢了。”
信的末尾用两句话作结束：“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
布雷先生次女陈琏，中学生时代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以后秘密加入中国*产党共**，成为当时陈的一家中第一个“叛逆”。陈曾多次试图用严父的地位和慈父的感情劝阻女儿走向革命，当然都没有成功。
1940年，陈琏在重庆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兄姊幼弟多在重庆，她有心选择昆明，使家人耳目难及。皖南事变后不久，陈琏突然“失踪”，陈布雷与家人闻讯深为不安。
我把这件事同郭沫若谈了，郭又反映给周恩来。有一天晚上，周恩来和*颖超邓**在郭沫若家，把我叫了过去，严肃而又亲切地问明了情况之后，对我说：
“你可告诉布雷先生，不要急，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
隔了十几天，周恩来又对我说，已分别发电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查询，陈琏两处都没有去过。
原来，当时国民*党**特务在西南联大秘密活动，陈琏所参加的校内一个进步组织受到注意，有被捕之虑，为避开特务追踪，当地*党**组织把她转移到云南石屏县乡下。
1942年初，根据红岩村的指示，陈琏回到了重庆（记得在当时，还先商定由陈琇在报上登一小广告，语简情切，劝陈琏见报来渝。不久，陈琏果然自滇函告来渝，举家欣慰，还以为是小广告生了效）。
当时，陈琏到重庆未回家前，她的同志、朋友不少已到达延安，她也渴望即转往延安学习。但周恩来听到后，却恳切地劝导她说：
“你的情况和别人不同。现在国民*党***共反**，但究竟还说是国共合作抗战。你如去了延安，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
当时，*颖超邓**（据后来所知，正是陈琏的入*党**介绍人）在旁也晓以大义，希望她留在重庆求学，一面仍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战时的*战统**工作是做得多细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