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两宋时期周边民族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与之并立，各民族之间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交流交往交融。
宋代国内外贸易发达，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统治者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促使科技和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稳定的社会政局、繁荣的经济形势以及开明的文化政策，都对社会的藏书事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两宋至元代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发展的高潮时期，河北藏书事业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一、宋辽金元时期河北藏书和文化事业兴盛的社会因素
统治者重视文教和藏书事业，北宋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一改五代十国时期尚武轻文风气，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要求武臣尽读书以通治国之道。
对文教事业和科举制都做了大幅度改革，增加科举取士名额，激发了天下士子的读书致仕热情，学士大夫之家无不以家藏图书为善，书籍的作用空前受到重视。
由于河北地处边境，战乱频发，宋代朝廷在科举取士方面对河北有着特殊的照顾，宋真宗曾在正式考试之外，在河北单独组织考试，朝廷的照顾政策大大弥补了河北路因战乱而导致的科举损失，大量河北路人才进入*场官**，成为了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力量。
繁荣发展的社会经济为藏书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图书和文化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宋代的社会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农业、手工业、毛纺织业、交通业都非常发达，南北方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多，这为书籍生产、文化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比如，宋金民间的互市，在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宋、金之间书籍传播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藏书技术和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和升级，为藏书事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保障。
宋代图书信息量明显超越盛唐与五代，两宋300余年间，刻书机构之多、印刷内容之丰富均为前世所未有。印刷术的演进为书籍的大量复制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东汉年间由于佛教兴盛需要大量复制经文，催生了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唐朝时雕版印刷术得到了高度发展，到两宋时雕版印刷术达到的精湛程度，已经堪称完美的艺术，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木雕版印刷的全盛时代。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社会图书数量激增，官刻、家刻和坊刻三足鼎立、风水互济，为宋代藏书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雕版印刷范围之广、机构之多、数量之大、版印之精良，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的内容遍及经书、史书、子书、医学、算术、文集等各个部类；诗、词、散文、平话等书籍更是丰富多彩，直接反映了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达。
毕仲游在一首诗中，为我们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的书籍印刷信息，“定州诗刻好，模迹比南金。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
二、宋辽金元时期河北官府藏书与文化发展
官府藏书滥觞于殷商时期，在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巨大，官府藏书包括中央官府藏书和地方官府藏书两种类型，它在保存典籍、促进书籍的流通和学术交流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官府藏书的兴衰与统治者的重视程度、国家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联。北宋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下诏搜集前朝遗落民间书籍,命令凡是吏民有献书者，史馆首先要查视书籍，如果是国家藏书所无，则收之。
宋太宗重视图书收藏，认为“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如无书籍，何以取法”，因此诏求天下书籍，以充实官府藏书。宋代中央官府藏书之所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太清楼等。
秘阁以史馆藏书为主，史馆不独藏史书，还藏经部、子部、集部图书。他还亲自规划筹建国家图书馆，在宋代中央政府的机构里，规模最大、建筑最壮丽的即是国家图书馆,配专职*官高**管理国家和皇家图书馆。
金灭辽后建立了与南宋鼎峙而立的北方政权，为了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借才异代，重视发展文教事业，广泛搜掠北宋所藏丰富藏书和书版。天辅五年，金太祖下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金朝仿照宋、辽馆阁制度设立秘书监，负责经籍图书的收藏、校勘与编修。
靖康元年汴京陷落后，金将图书作为议和条件之一，“取秘书录及所藏古器”“虏得明堂九鼎，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书版”，宋朝丰富的藏书和国子监书版，成为金官府藏书的基础和重要来源。
元朝政权稳定后，统治者为改变“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参用汉法，鼓吹文治，设“掌历代图籍，并阴阳*书禁**”的秘书监，购求、收藏天下图书，元代藏书事业藉此得以发展。
元初朝廷设立了经籍所，负责编印经史，“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经籍所同时也承担了元中央政府的藏书职能，设有官员管理图书。
此外，秘书监、兴文署、奎章阁等也都是元代官府藏书之所，兴文署与奎章阁都是集典藏、刻印、编纂校勘图书为一身的中央政府机构。
三、宋辽金元时期河北书院藏书与文化发展
书院是古代培养人才的机构，为了给教学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书院都设有专门的藏书处。
书院藏书始于唐代，唐义门书院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除闲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这被认为是书院藏书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书院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和藏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书院藏书的多寡，既是衡量书院兴衰荣败的主要标志，更是书院产生的基础。
戴钧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更有如此说法：“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宋辽时期河北的知名书院有封龙书院、中溪书院和西溪书院等。封龙书院位于今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创立者为宋代文学家李。它与中溪书院、西溪书院和莲池书院并称宋代“江北四大书院”。
书院内原设有读书窑洞、藏书阁等。宋代著名学者张皤叟，以及曾经为《清明上河图》撰跋的张著都常在这里传道授业、讲学；李主持编著了宋代四大类书中的三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化典籍。
宋代书院发展兴盛，书院藏书也蓬勃兴起。元代全国新建书院296所，加上宋代流传者，书院达到407所。书院藏书规模继续扩大，成都草堂书院藏书多达27万卷。
同时，书院刻书发达，“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几乎所有书院都有刻书活动，甚至部分书院事实上成为私家刻书作坊。
元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邢州西南的紫金山书院。书院是我国数学、天文、历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刘秉忠（邢台人）、张文谦（邢台人）、王恂（唐县人）、郭守敬（邢台人）、张易（太原人）先后在这里读书求学，被称为“紫金山五杰”。
刘秉忠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术、文学上著述甚丰。郭守敬为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张文谦则是难得的经济学家。
元代河北另一所重要的书院是滋溪书院，位于新乐县西南古新市（今河北正定），书院由苏天爵创立，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累迁吏部尚书。
元代学者安熙、虞集曾在这里讲学。元代潘纯有诗句“华屋书充栋，清溪树拂檐。波光浮藻井，云影乱牙签。归来谢宾客，长日下疏帘”，对滋溪书院的藏书之丰和师生研习情景做了生动描绘。
结语
宋辽夏金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了的各政权以其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产生了各具特色的藏书文化，共同构筑形成了色彩斑斓的藏书文化史。
通过河北藏书史研究，了解河北藏书发展历史脉络和河北藏书家的书人书事，可以藉此弘扬河北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为推进新时代河北文化事业发展，助力书香河北建设及增强河北文化软实力，提供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印刷工艺》
《宋代地域文化史》
《宋代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