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盆残缺的花
贺毅
儿子几次催促我们去上海定居。因为担心一再推脱,拂了儿子的一片孝心,我们终于决定去上海“试住”。临行前收拾行囊,我和妻子为了一盆花意见相左——妻子坚持要把那盆花从呼和浩特带往上海。
那其实是一盆并不稀罕又不漂亮因而算不上名贵的芦荟,只有四片叶片。说是叶片,其实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叶片,只是几节残梗而已,像是人的残肢断臂可怜巴巴地伸向天空,祈求上苍的垂怜——那情形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唯一让人稍感宽慰的是花心里两片刚长出不久的、细细的、寸把高的嫩叶展示着盎然的生机与希望。
妻子之所以执意带这盆芦荟去上海,是因为它的特殊来历——这盆花是我们从酒泉带回来的四盆花中唯一的幸存者。
妻子同我一样,都喜欢养花,并且都喜欢生命力极强的那类花,如芦荟、仙人掌类——这可能与我们潜意识里的一种执念有关——妻子曾两次闯过鬼门关,健康地“生存”到现在,顽强的生命力让许多人惊叹。但是,因为这些年在外打工居无定所,从巴彦淖尔市老家到鄂尔多斯,再到甘肃酒泉,每次“迁徙”,总要忍痛割爱,丢掉几盆心爱的花卉。每当丢弃“爱花”的时候,总让人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郁郁寡欢,好像丢弃了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什么。这次之所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酒泉带几盆花回呼和浩特,是因为这几盆花实在太可爱了。
我们从酒泉带回的四盆花分别是“仙人指路”、“仙山曲径”、“仙果累累”,顾名思义皆是仙人掌类,虽然身高不高,连花带盆未必盈尺,且身份极“贱”,每盆不超过二十元,却极具观赏性;最后便是那盆芦荟了,虽然那时还没有缺胳膊少腿,但也已经被不断“肢解”,难以蓬勃地生长——妻子听人说芦荟能美容,所以不等叶片长大,隔一段时间就会迫不及待地割取一枝大的叶片,每天裁一截用来敷面,以至于那盆可怜的芦荟成了一个永远无法长大的“侏儒”。因此,这盆芦荟之所以未被抛弃,实在说并非为了观赏,而是为了妻子美容,属于捎带。
那次我们从呼和浩特回巴彦淖尔市老家过年,妻子害怕时间长了花被“渴”死,就分别将花盆座在盛了水的汤盘里,以便让花慢慢地持续得到滋养。
一个半月以后,等我们回到呼和浩特,三盆仙人掌类的花都蔫头耷脑,了无生机,只有那盆芦荟在无人“摧残”的间隙趁机恢复元气,野蛮生长。面对如此“窘态”,我和妻子相对无语。良久,妻子才感慨地说了一句话:“过分呵护未尝不是一种伤害啊。”
妻子这些年一直对困境中倔强成长的一双儿女心存愧疚,总觉得她的两场大病拖垮了家庭经济,以至于儿女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一直没有享受过别家孩子享受过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令人颇感欣慰的是,两个儿女都很争气。
我从妻子的那一声慨叹中隐隐听出了一种释然,儿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家庭苦难,似乎歪打正着地成就了他们,这可能是妻子原来不曾想到的;一个人的少年时期经历一些艰难甚至磨难,其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练,不但对他日后的人生有益无害,而且会受益无穷。
虽然仅剩了这一盆芦荟顽强地活下来,但是害怕容颜日渐衰老的妻子却没有倍加珍惜,依然我行我素,把自己的“臭美”建立在芦荟的痛苦之上。其残忍程度不仅是“肢解”,简直是“凌迟”。我曾劝妻子,不要再对那盆芦荟施虐了,那么多的好化妆品不比贴它强。
妻子却振振有词:“你好大的口气,我也知道高档化妆品好,但是日久天长,我们能用的起吗?再说了,这可是无污染绿色美容佳品,我养它就是为了美容的。”又似乎安慰我说,“别怕,它的生命力强着呢,越割越强。”
什么歪理!不过平心而论,以我们目前的经济能力,确实难以支撑奢侈的消费。
尽管知道妻子是在狡辩,我却未曾辩驳,任由妻子对那盆可怜的芦荟继续施虐。
却不曾想有一次,妻子一失手,竟将这盆芦荟几乎“枭首”,连最里面的嫩心也被割得“藕断丝连”。这时妻子才表现出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唉,再顽强的生命也经不住如此摧残呀。”妻子干脆连最后一丝连缀也狠狠心割断了,免得看着那两枝奄奄一息的嫩尖难受。
我不忍卒看这盆无头芦荟,就劝妻子干脆扔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痛。妻子凄然地说:“或许还能起死回生,就像我。”
我看到妻子的眼里涌起了一层薄薄的云翳,妻子似乎从这盆芦荟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对这盆被割了头的芦荟心生愧疚。
我当然不会执意扔掉这盆花,尽管伤眼,也还是有些于心不忍的,虽然它只是一盆花,一盆本来就不名贵也不起眼的花,一盆看上去像植物人一样的花。因为它的身上寄托着妻子潜意识里的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表的情愫。
果不其然,一段时间以后,花的中间又努出了小小的叶尖,就连那四片只有叶基的所谓“叶片”,也开始努力地再生着他们的残肢,争取着他们那一份天然生长的权利。
还没等这盆既倔强又坚强的芦荟重新恢复勃勃的生机,我们就决定去往上海。
我不同意带这盆芦荟,是因为我们是乘机前往,而且带的东西又很多。就连暂时带不走的用品,如衣服之类,也远比这盆芦荟值钱的多。
妻子拿起几本书诘问我:“这几本书你已经看了不止一遍了,为什么还要带着?”那几本书是《堂吉诃德》《红楼梦》,还有《巴黎圣母院》。
我有些歉意地笑了笑说:“这几本书我没读透,还想细细研读。”
妻子不屑地瞥我一眼,用讥诮的口吻对我说:“哈哈,借口。上海的图书馆未必找不到这几本书吧?”
我一愣,一时竟无言以对。良久,我才说:“感情,我对这几本书可有感情啊!”
我喜欢读书,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长时间不读书,是很容易平庸化的。就连妻子也知道,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她的大伯子哥》中大伯子的形象,就是受了《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的启发。
妻子又斜睨我一眼,反问我,“你对书有感情,我对花就没感情吗?”
我哈哈一笑,“这样残缺不全还能算花吗?”
妻子思索了一下却说:“残缺何尝不是一种美啊,女神维纳斯也残缺不全,你敢说她不美吗?”稍顿了一下又说,“谁的人生能完美无缺啊。”
“你这是狡辩啊!”
我嘴上虽这样说,却还是惊讶于妻子竟然如此开悟,说出这样既哲理又睿智的话来。我知道,妻子又从花上联想到了自己。
沉默了一阵妻子又说:“这些年我们搬来搬去,丢了多少东西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在这方面妻子的想法一直和我相悖。我喜欢冒险,喜欢一种跌宕起伏不断变换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样的生活方式让我的人生阅历变得立体而丰富,因而多姿多彩。因为我知道,不但长时间不读书容易让人平庸化,一如既往平铺直叙的生活同样容易使人平庸化;而妻子却渴望过一种四平八稳平淡如水的生活。其实我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妻子的,妻子的病曾两度让这个家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妻子对那两次病灾至今都心有余悸,时刻害怕我们这艘小小的舢板在波峰浪谷间说翻就翻,哪有闲心去顾及什么平庸不平庸啊。
我赶紧劝慰妻子,“以前丢掉的东西多数是多余的,实在不值得咱们留恋了。即使当时觉得有用,现在看来也早该淘汰了。这次搬到上海我们努力适应,争取扎下根来,不再搬家。”
看着妻子眼里泛着淡淡的泪花,我的心头感慨万端。是啊,尽管时过境迁,这些物品早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但它们依然靠着曾经的生活痕迹紧紧羁绊着人们的感情,让人一时难以割舍;它在一天天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中,早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里难以剥离。
岂止是情感!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要想改变,要想轻装上阵,需要丢掉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比如我们的固有思维,比如我们传统观念中的某些糟粕,比如我们过于贪婪的物欲,比如我们如玛蒂尔德·骆塞尔太太的那份虚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去旧”是何等地艰难啊,岂是一蹴而就之事?就连一盆如此残缺不全的花,明知是累赘,妻子依然固执地抱残守缺,不肯轻易放弃,何况......因此,许多“旧”的东西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说放弃就能放弃的,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日积月累的那个叫做“文化”的东西,早就浸润进我们的骨髓深处,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融化在我们的意识里,要想剥离何其艰难啊,那个过程是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舍弃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精心选择,有时可能还包括某些即得利益。
尽管不舍,妻子最终还是“割舍”了那盆残缺不全的花。我也忍痛割爱,暂时没有带走那几本书。因为我们终于明白,只有懂得取舍,才能从容不迫;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