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父亲颀长挺拔，洒脱自如，目光如炬，清癯消瘦。
父亲十四岁参加了华东*战野**军，后来回到家乡，在乡政府工作。因为他左右手能同时拨打算盘，并且在没有真正师承的情况下，写就一手好书法。县民政局几次调他到县里工作。每次他都以“父亲去世，兄弟参加革命，只能由我照顾母亲”为由，做了推辞。
1955年，23岁的父亲辞掉了乡里的工作，回到村里和几个青年一起造渔船，搞起了近海捕捞作业，到了1956年已经置办了许多捕捞的网具，并且在海边建造了一排高大宽敞的房屋做仓库。
恰在这时，公私合营的浪潮早已席卷全国。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父亲和他的同伴就把这个小单位捐献给了国家。
我母亲十九岁那年，嫁给了年长自己一岁的我父亲。
母亲结婚以后，身体进了婆家，把心留给了自己的娘家，每隔几天总要回家看看。时间久了，就引起了自己婆婆的不满。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每次意见不合的时候，母亲就撇开争论的事情不说，当着我们兄弟姐妹的面“痛说革命家史”。
我奶奶身材高挑，服方领，习矩步，不苟言笑。她说，你人来了心也要来，以后不能有事没事总回娘家。不等我母亲还嘴。我奶奶接着说，这个家能容得下你，也能容不下你。说完，我奶奶就看着我父亲。
我父亲不说话，脚步却从妻子的近处，慢慢挪到母亲的近处。
仅仅一个回合，我母亲就败下阵来。
结果是“通牒”：每次回娘家必须提前打招呼，得到允许方可出行。说到动情之处，我母亲就泣不成声，我们兄妹几个也是泪水涟涟。家庭氛围异常紧张，就差李奶奶那句“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了。
这个时候，我父亲一般都是从炕沿边，慢慢移到门槛上，低着头抽烟。
母亲一边擦着泪一边说，就算是烟不花钱，你也不能这么抽，烟熏火燎的多呛人？父亲这才从门槛上站起来，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不好意思地用左手擦着两边的嘴角，心里更明白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决定权被剥夺了。
我刚懂事的时候，奶奶就站在老宅门口，指着砌在墙里的石头环说，这是拴牲口用的，老王家日子最红火的时候，请了风水先生选中了这处老宅。
我把奶奶的话转述给母亲，母亲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母亲年轻时，既有对婆婆的不屑和轻蔑，更有对老宅的心生厌恶。这种五味杂陈的情绪，让母亲百感交集却无法发泄，她的内心就像开车时同时踩着油门和刹车，车子虽然没有动，内耗却在损坏着生命和活力。
在父亲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母亲不止一次告诉我说，我嫁到这里就听说老宅不好，一个风水先生路过老宅说，大房套小房，一年哭三场。
母亲也不只一次劝说过父亲，父亲毕生不相信怪力乱神。这样的话题，父亲终其一生和母亲保持着两条平行线，无论生命之线如何延长，就是无法碰撞，更遑论交集或重合。
我家的老宅建在海边，大门向东，推门进来，沿着五米多的走廊直走，迎面是一个三十厘米厚的“照壁”。走廊和照壁之间有一个露天空间，顺着这个空间右拐就来到院子里。
正房是四间，端正朝南，我的奶奶住在这里。东厢房是两间，端庄向西，我的父母早先住在这里。别人家正房和厢房是各自独立的，我家老宅的正房东面盖住了东厢房的北边，是连体的。母亲对老宅的怨恨就盖源于此。
母亲说，正房高大，厢房矮小，这个合乎情理，正房和厢房也可以连体，既然相连就应该安房门设通道。可是这个正房和东厢房表面看是相连的，实际上正房的南墙和东厢房的北墙之间却行成一个东西方向的小夹道。是一条道却不能行走，也不能放置物品，怎么看怎么像一条死胡同。
东厢房和正房相比，差距甚远。海草房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而这个东厢房，屋顶薄薄的海草和房屋薄薄的石墙，能抵得住风雨霜雪，却挡不住酷暑严寒，尤其是地面，到了夏季就泛水，湿漉漉地黏脚。
我父亲说，家境到了你曾祖父这一代很艰难，你曾祖父是个瘸子，你的曾奶奶是海岛外的山里人。盖这个东厢房的时候，你的爷爷年龄还小，井水、河水都在村的北头，你的曾奶奶也是不懂，就从海边挑来海水，和泥砌墙。因此，这个屋子到了冬季就阴冷，到了夏季就阴凉。
这个住宅在饱经沧桑的岁月抚摸中，默默地承载着因为我父亲的刚愎自用而让一个家庭付出的凄凄惨惨切切。
父亲性情耿直，嫉恶如仇。年少时，我总是为父亲的命运，深感不平。直到我人生的沧海变成了桑田，才开始慢慢地释怀了。如果允许父亲再做一次人生的选择，属于父亲故事的结局依旧不会改变，只不过是上一次的教训，能稍微延缓下一个悲剧上演的时间罢了。
或许因为父亲打造出一个集体单位雏形的缘故，或许更因为父亲自身的才华，总之，父亲在单位担负起一个不小的责任。
父亲的天资和悟性都不在普通人之下，父亲对世事洞察较深，类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样的经典名句，对父亲来说那真是满地杏黄皆入画，俯首即拾百年秋。遗憾的是，父亲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的到却做不到。
共和国成立初期，父亲才二十多岁，他只有短暂的精彩人生和辉煌岁月。父亲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三十岁那年的春天，三年后几近潦倒的父亲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意知道“洋纱”是不是这两个字，它应该是水产单位用来编制渔网的线，可能来自于国外。它是父亲和母亲心中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疤，我不忍心去直视，更不忍心去触摸。
那年冬季的某一天，父亲回家跟母亲说，这几天单位派人下来送“洋纱”活儿。等了几天没等到，母亲就让父亲到单位咨询，得到的答复“洋纱”已经送到我家了，我母亲已经收到了。父亲再问母亲，母亲说没有。
送洋纱的人，找到单位两位职工和一名职工家属做了证明，母亲则坚决予以否认。
因此，我父亲就因为经济上说不清楚的原因，而导致政治上的说不明白。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经常在那个荒凉的院子里孤独地玩着纸牌，母亲则挎着篮子给关起来写检查的父亲送去热水和热饭。
“洋纱”的事，在以后每年冬季的整风运动中，都会被顺理成章地提出来，教育着父亲单位的*党**员和干部，教育着广大的新老职工。
“洋纱”的事，无时不刻地不在吞噬着父亲的内心，也逐渐拉长了父亲生活中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母亲从来没有怨恨过父亲，虽然父亲给母亲的精神方面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烦恼，但是父亲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女人从物质生活方面带来的尊严。
父亲独自承担起赡养自己母亲的义务，这让父亲那些很有作为的哥哥、弟弟、姐姐心怀感激，他们定期给父亲寄来数目不少的汇款和市场紧俏的布料。
母亲没学过服装剪裁却精于缝纫，我们兄弟姐妹那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而成。母亲干净利落，把我们拾掇得也整整齐齐。
在那个物质生活最匮乏的年代，母亲始终走在时代服装的最前列，引领着一个时代服装面料的质地、花色和款式的潮流。和今天时尚女性的区别就在于，母亲昂贵的皮包里总是装着父亲的申诉材料。
一九七六年秋季的一个晚上，父亲在桌子上龙飞凤舞，笔翰如流。最后，在信封上写着“呈 地委书记 朱本正同志”。
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母亲来到了地委大院。传达室的同志告诉母亲说，那个往轿车方向走的人就是朱书记。
母亲沿着轿车的方向猛跑，眼看那个人就要上车了，母亲就喊“朱书记！朱书记！”
朱书记站住了，母亲也停留在离朱书记一米远的地方。母亲气喘吁吁“朱书记，只说一句话”。朱书记很和蔼，他点着头用亲切的目光鼓励着母亲。
母亲说“一个同志在基层组织那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可不可以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诉？”朱书记回答得很干脆“可以”。母亲紧咬着嘴唇努力地控制着情绪，眼泪却不争气地在脸上汩汩地流淌着，母亲顾不得去擦，缓缓地从背包里掏出父亲的那封信……
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父亲单位的一位负责人陪同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我家。青年人说我是朱书记的秘书，这次到荣成来办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是朱书记亲自交办的，就是你的事。
朱书记的秘书说，因为一件事情坚持十几年*访上**确实不容忽视，如果内心没有很大的委屈，不会这样做。一个同事在工作时间给你家送“洋纱”，另外两位同事和一位同事的家属，在工作时间和不同的住处，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你家门口。通过调查理应还你一个清白。
最后，朱书记的秘书说，你对组织有什么要求可以说。
父亲说，我对历次革命运动是理解的，并从内心深深地热爱着，*党**是通过运动的形式，纯洁着我们的革命队伍，现在组织给了我公平和公正，我感激的心情都无穷无尽，怎么能向组织伸手。
朱书记的秘书很感动，他握着父亲的手说，老王，你真是一位好同志！
瞬间成为“好同志”的父亲，大概想和自己十几年的屈辱去做彻底性地割舍。当晚父亲做出决定：把东厢房拆掉。彼时，奶奶早已作古。
父亲的晚年，我们坐在老宅谈起了东厢房。
父亲说，拆之前我去丈量那个夹道，按理说应该是标准的长方形，结果却是一个喇叭状。
父亲一生极端正直，不说违心的话，不办违心的事，脾气都能随着年龄长。直到晚年，他才成为明白人。
父亲如果活到现在（2022年），就是九十岁了。一年前，父亲摔倒了，摔倒在走向九十岁生日的路上。摔倒了的父亲，在床上躺了六天就走了。俗话说:父亲把儿子背成人，儿子把父亲背进土。父亲曾经是这样，我也依旧是这样。高高山上树，风吹叶落去……
壹点号王茂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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