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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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医疗药方虽然充斥着不少咒语及夸大药效的表达，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药方在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心理精神疾病甚至养身、强身健体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了佛教医疗，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道教医疗文献。
道教是唐代的国教，道观遍布全国，其盛行程度虽然不如佛教，但是在民众的信仰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吐蕃统治敦煌后，对敦煌道教进行了打击，但“并不是毁灭性的，道教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着，只是以宫观为中心的道教由此走向衰落，道教活动由公开转向隐蔽，往往借助占卜术等其他形式存在。”
道教信仰渗透在民众生老病死的各个层面，在医药领域，道教自然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道教炼丹求仙的追求是以治疗疾病、保证身体的健康为前提的。
因此，从东汉末年以来，治疗疾病一直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之一。
敦煌文献中也遗留下来诸多有关道教的医药资料，除了道教的辟谷方和疗服食方，还有P.4038《道家方》，其中包括十二个医方，涉及治白发、声哑、鼻疮等生活中常见的疾病。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道教医疗在敦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医疗角色。
道教的医学多以求仙为目的，佛教医疗药方虽然充斥着不少咒语及夸大药效的表达，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药方在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心理精神疾病甚至养身、强身健体方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当时社会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敦煌多元民族医疗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居的地区。
“敦煌地区从汉代建立敦煌郡起，就是多民族居住区域，这里有汉族移民，也有少数原住民族，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大量的其它民族移居敦煌地区， 如吐蕃人、吐谷浑人、鄯善人、龙家人、粟特人等。”
伴随着祆教、景教、摩尼教传入的医药医疗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的重要特色。敦煌祆教文献中有和疾病相关的内容，“小儿疾赛神”记载小儿疾患，即需祈赛小儿神，共十六位女神。
“此十六个女神并拥护小儿，其小儿未满十二岁。此十六个神变身作恶形，却与小儿作患害，欲得小男女无病患，每须故故祭此神等，小儿即得病愈。”
北敦00256《摩尼教残经》中有“缘此法药及大神咒，咒疗我等多劫重病，悉得除愈”的记载。
S.3969、P.3884《摩尼光佛教法仪轨》中记载摩尼寺教堂中有病僧堂，“佛医瑟得乌卢诜，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身之异号也。”
景教《志玄安乐经》中有治疗疾病的记载，敦煌出土景教经典《尊经》。
据吴其昱研究，《尊经》中《摩萨吉思经》，萨吉思是居住于叙利亚东北的艾那长老，擅长医术，精通希腊哲学及医学，和景教主教来往密切。
因此，这里的《摩萨吉思经》应该也记有希腊科学内容，甚至记有希腊医学方法，若果如此，则又和布拉依克出土药方有关，至少它们有一个共同来源。
吐蕃医疗是敦煌民族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对河陇地区控制力的减弱，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开启了对敦煌六十余年的统治。
在这六十多年中，敦煌除了占主要人口和主流文化的汉族，以及粟特、回鹘等少数民族，藏族也是敦煌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医疗传入敦煌。
P.7.127《火灸疗法》、P.T.1044《火灸疗法》是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吐蕃灸法文献。
另外有P.18.107《古藏文灸法图》、India Office56·57《吐蕃医疗术》、P.T.1057《吐蕃医疗术》是吐蕃医术、医方的合集， 涉及生活中常见的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用药简单易行。
除了多元宗教中包含的医药医疗，在敦煌也发现了相对独立于宗教的域外医药文献。有几近完整的胡语《医理精华》《耆婆书》，其中《耆婆书》用梵语、于阗语两种语言抄写。
“这些敦煌出土胡语医药文献流传甚广，并且其中的外来医药知识对敦煌出土汉语医药文献产生影响。”
敦煌文献中所显示的医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涉及药物、药方、药具、疗法，乃至治病去疾的术数、法术甚至咒语，这些医学资源的来源也是相当广泛的。
既有来自中原的历代中医家，也有来自敦煌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有的来自中亚、印度乃至波斯等殊方之地。
这些医学资源汇聚在敦煌一地， 既为敦煌民众的日常健康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为中外医学文化的交流做出显著的贡献。
除了以上的官方医疗机构、佛道教医疗组织、多元民族医疗体系之外，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大量民间自我医疗的内容，如简单易行的单药方、艾灸、食疗及禁咒法。
二、敦煌单药方和艾灸疗法
敦煌医药文献中，有多种单药方、选方。P.2662《单药方》不见于古今古籍收录，因每病只有一种药或灸一个穴位或一个禁方。
因此马继兴命名为《单药方》，其中涉及85个药方，每种疾病只用一种药或艾灸一个穴位，可能是敦煌医人或者普通家庭使用的实用医药手册。
《单药方》中涉及的疾病有：流鼻血、蛊毒、鬼魇死、恶疰入心欲死、急黄疸黄、急疳、赤白痢、恶肿疼痛、蛊水遍身洪肿、偏风、冷痹、癫狂、疱、花疮、火烧疮、恶疰。
疗（丁）疮、妇人多失子、失音不语、鱼骨在咽、小儿霍乱、妇人月水不止、避孕、产后腹痛、小儿重舍、难产、心痛、温痒、风病、被蛇药。
产后出血、小便不利、腹胀心痛、恶疮、女人带下、产后小便不通、产后胎衣不下、舌肿、秃疮、不孕、生女不生男、头风、眼流泪、胎死腹中、盗汗。
取脐中垢多智无病、小儿舌疮、痔疮、烂唇、蜘蛛及蚕咬人、小儿惊啼、小儿夜啼、产后腹痛、疟病、咽痛、夫妻感情不和等。这些疾病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疾病类型。
单药方是唐五代时民间应对疾病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多次下颁药方或刻石给民众提供医疗方便。这一方面是因为写本时代抄写书籍困难。
另一方面是因为单药不仅易得，而且比多味药方价格要便宜，这对贫苦民众来说，是最实用的医疗方式。
由敦煌《药价文书》可知，唐代药物价格分为上中下三等，将此药价与同时期普通民众的收入与其它生活、生产用品的价格，甚至是借贷的价格比对。
可以得知普通民众对医药资源的可得性并不高。 S.9987-B2《备急单验药方卷并序》的序部分记载了普通民众获得医药资源的困难及单药方的便利之处。
时人遇疾，枉死者多，良药目前，对之不识。葛氏之鄙，耻而不服，误之深矣。
且如猪零（苓）、人粪能疗热病，急病，取对目前，岂得轻其贱秽弃而不服者哉？人之重信古疑今，如幸黄帝、仓公、和、缓、扁鹊之能，依用自取鸠集单验，始晤（悟）天地所生。
还为天地所用，触目能疗而救急易得，服之立效者一百八方，以人有一百八烦恼，合成次劳市求，刊之岩石，传以救病，庶往来君子录之备急，自验，代劳致远，深可救之。
唐代释智严译《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中提到了穷人用单方的记载：“譬如有一贫病之人求医疗疾，以其贫故医处单方。于时贫人病愿除愈，药价贱者服之病除。何以故？是贫病人以无力故。”
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说：“故古方或多补养，或多导泻，或众味，或单行。补养即去风，导泻即去气，众味则贵要，单行则贫下。”
单药方除了简单易行及价格便宜的特点，其在流传过程中被一次次验证的良好效果也是其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验方’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身体实践的过程，也使得个体使用的‘身体经验’被纳入到药方文本之中。”
艾灸疗法是敦煌重要的医疗方式，敦煌出土P.2675《新集备急灸经》卷首记载了灸法的简便易行：四大成身，一脉不调，百病皆起，或居偏远，州县路遥。或隔山河，村坊草野。
小小灾疾，药饵难求，性命之忧，如何所治。今略诸家灸法，用济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诸家杂忌，用之，请审详，神验无比。
于赓哲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一书中认为：“在唐代，灸疗法主要的是掌握在普通民众而不是医师手中，手法简单粗放、廉价易行。 因此，灸疗在唐代不少地区基层民众日常医疗活动中起着其他疗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到了宋代，灸疗法在民间的重要性逐渐降低。”
P.2622《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天行热疾方”中就是用灸法治疗骨蒸：治天行时气热疾后变成骨蒸人，灸病人手臂内大横文后四指上量四指三壮，手足左右同壮灸。
另外，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灸法图，《外台秘要》引《崔氏〈别录〉灸骨蒸方图》的序文记载了灸法图的优势。
此方扶危拯急，非止单攻骨蒸，又别疗气疗风，或瘴或劳，或邪或癖，患状既广。救愈亦多，不可具录，略陈梗概。
又恐传授谬讹，以误将来，今故具图形状，庶令览者易悉，使所在流布，颇用家藏，未暇外请名医，榜求上药，还魂反魄，何难之有？遇斯疾者，可不务乎。
可见艾灸法一直是普通民众医疗的重要方式，敦煌没有医理的药方尤其是单方中也有灸疗法，每种病只灸一个穴位，简单易操作。
印刷术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传播信息的需要。例如P.2675《新集备急灸经》写本， 书题下标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说明是据“京中李家”的印本抄写而来的。
写本卷首题记为：《灸经》云：“四大成身，一脉不调，百病皆起，或居偏远州县路遥，或隔山河村坊草野。小小灾疾耳，难求性命之忧，如何所治？”
今略诸家灸治用济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诸家杂忌用之。请审详神验无比。
从文中可知，“京中李家”书坊编印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流行于当时的诸家《灸经》汇集成册，用印刷的方式将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出去，以便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
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中还流行着和灸疗法相关的社会风俗。通过敦煌文献得知当时有八月一日天灸节，又被称为天医节、六神日，是古人治病防病的日子。
《辩年节日》中记载：“八月一日何谓？其日以墨点之，名为灸，以厌万病，大良”，所说的正是古代八月一日“点灸”治病防病的节俗仪式。
其中的“以墨点之”的“墨”当系朱砂调和的特殊之墨，对此《节候赏物》有“八月一日，赏点炙枝、朱椀子”的记载。
其中的“灸杖”是蘸取朱砂在小儿眉心点灸的工具，“朱椀子”是研磨、调制朱砂的碗，更可能是装有调和好的朱砂的碗。
朱砂作为药材，具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这种在穴位处进行点灸的方式，应当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病、防病功效。
因而古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厌万病”，起到治病和预防的作用。
这一习俗历史久远，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
八月一日点天灸的这种仪式，在唐宋时期，不失为是一种带有神异性和信仰性的医疗手段，同时也是古人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食疗法与节日中的治“未病”
《食疗本草》是唐朝孟诜所著，孟诜完成后，张鼎在此基础上又补89种，共计227条，没有传世本。
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食疗本草》的部分内容，共计食物26种，连同所附医方共82条， 所记食物为石榴、木瓜、胡桃、软枣、榧子、芜荑、榆荚、吴茱萸、蒲桃、甜瓜、越瓜、胡瓜。
冬瓜、瓠子、莲子、燕蕧子、楂子、藤梨、羊梅、覆盆子、藕、鸡头子、菱实、石蜜、砂糖、和芋，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各个方面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食疗本草》中涉及的食物都是常见的果蔬，对普通民众来说，简单易行，在日常饮食中就能预防或治疗一些疾病。
P.2721、P.3671、S.4663、S.5755等十余个写卷《杂抄》，又称《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其“辩年节日”条记载了众多节日的由来、传说以及节俗活动等内容。
其中涉及节日中吃某种食物治疗未病的记载。例如：“六月六日何谓？其日造酱、麴，及收枸子，大良。此月三伏日何谓？其日食汤饼，去瘴气，除恶疢。”
从前列材料来看，每个节日各有其带有纪念意义或象征意涵的节令食物，岁日里的胶牙饧、正月十五日的糕糜、二月二日的迎富果实。
五月五日的粽子、三伏日的汤饼、七月七日的乞巧瓜果、十月旦或冬至的馄饨等，各具特色。其中乞巧瓜果具有求子的意涵。
胶牙饧、糕糜及迎富果实则更多的是衬托节日氛围、起到以娱人心的作用。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的缘由在于“高辛子性耆棕，以其因之。
又说昔屈原投汨罗水而死，后人作粽祭之也”，更多的呈现了它的纪念意义。
三伏日的汤饼则功能显赫“其日食汤饼，去瘴气，除恶疢”，时人认为通过吃热汤饼，可以将毒气排出体外，达到祛除瘴气和热病的效果。
这既能说明古人惧怕瘴气、恶疢，也体现了他们利用“食疗”的方式防范夏季高发疾病的意识和愿望。
到了冬季则有别样的风俗，《辩年节日》载“十月晓又日旦，何谓？昔汉高祖十月一日入秦，故作一日节，方饨为尚”。
既讲述了一日节的传说，又表述了吃馄饨的节俗所谓“方饨为尚”是也。
寒冬吃馄饨的作用，与张仲景发明饺子预防耳朵被冻伤的传说相同，取热性食物温阳、驱寒之意，不过更多的说法是冬至吃馄饨或饺子。
结合S.76《食疗本草》残卷在敦煌的流传和唐宋时期敦煌的社会生活实况出发，敦煌民间治疗疾病十分注重食疗法的运用。
总的来看，节日期间调整饮食，以食疗的方式预防疾病，是古人卫生防疫的重要举措，亦是防疫思想在节俗活动中的融入。
敦煌类书《珠玉抄》的节日习俗中记载了部分节日有很明显的预防疾病及治疗疾病的风俗，比如六月六日、八月一日，腊月八日。
其中六月六日、八月一日，现在已经失传，但是腊月八日是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节日。
每个节日都遵循我们古代农业生活的时间节律，疾病不被看作是人生遇到的灾难和麻烦，而是将其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对它的生命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