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干事、改革创新，经常面临两难判断。一件事办还是不办？一项工作干还是不干？习*平近**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

今年*会两**期间，李强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谈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提出，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两个判断”的提出，是政府自身改革的一种觉醒，一种自励。它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好，做有创造力的执行者，而不能找任何借口推脱。

近日，署名“浙江宣传”的一篇文章指出，回顾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如果凡事只问“可不可以办”，不问“应不应该办”，就不会有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华丽蜕变。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两个判断的关系，背后反映着*党**员干部肩膀够不够“硬”，能不能担当。文章说，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利益始终是决策判断最重的那块“砝码”。在这道判断题面前，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必须把握人民标尺。为民造福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宗旨，容不得权衡取舍。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

今年*会两**期间，李强总理在首个记者会上提到，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一定要牢固树立发展意识、服务意识。有关部门在履行审批、监管等职责的时候，不能只踩刹车、不踩油门，不能只设路障、不设路标，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可以说，“两个判断”的论述是对政府自身建设的拷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答题。

“可不可以办”是执行力，“应不应该办”是责任心

决策干事、改革创新，就会经常面临两难判断。判断分为两大类，一是技术判断，二是价值判断。技术判断通常是“看利弊”，主要以利益为尺度，借助数据分析等手段，权衡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价值判断通常指“看对错”，主要以规律和真理为尺度，通过去伪存真及对标比较，看是否符合规律和新发展理念。在政府改革中，“可不可以办”主要指政府能否拥有足够的资源、技术和能力来完成政策目标，例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产业升级、打造现代化城市等。这需要政府具备强大的改革推进能力和执行力，以及适应性、创新性的思维方式。而“应不应该办”则涉及到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破除陈旧的体制机制，推出大胆的改革方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这需要政府具有积极进取的改革精神和远见卓识的决策能力，以及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决心。

决策就是选择，选择源于判断。顾名思义，价值判断上“应不应该”的依据是价值观、执政理念、发展规律等，主要在原则性问题上辨析对错，把更多不可能变为可能；而技术判断上“可不可以”的依据是过往经验、条文规定、数据分析，等等，侧重在整体利益考量上权衡利弊、判断可行性，从本位出发机械执行。

有的决策者之所以会迷恋简单技术判断而跳过价值判断，是因为技术判断的判断标准看似更清晰，可供参考的资料、经验更易获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而价值判断似乎比较抽象，需要决策者具备更加主动的思考和更为长远的眼光，有时甚至要为无先例可循的决策而挑担子、担风险。还有部分决策者把技术判断当借口，却一门心思想着给自己留后路，看似有理有据有技术，实质却是精致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在作祟。

回顾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如果凡事只问“可不可以办”，不问“应不应该办”，就不会有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华丽蜕变。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上世纪80年代，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绿灯”，首创“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四个允许”、简化税制，并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冲破重重阻碍，催生培育了义乌这一“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年销售额超5000亿元，成就“鸡毛飞上天”的传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容不得瞻前顾后。发展面前，如果“随大流等等看”，一念之差就会失之千里；如果“差不多就行”，一步之遥就会咫尺天涯。

“应不应该办”“可不可以办”人民利益始终是决策判断的“砝码”

正确处理“应不应该办”“可不可以办”这两个判断的关系，背后反映着*党**员干部肩膀够不够“硬”，能不能担当。据《习*平近**浙江足迹》记载，1999年末的丽水，正处于撤地设市过渡期，财力非常有限，但还是启动了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对此一些干部认为：“花大力气、大价钱征迁的土地，白白浪费了！”2002年11月，习*平近**同志在丽水调研时注意到了这个争议项目，他指出：“既要把防洪工程建成城市的安全屏障，也要让它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从而彻底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在那个已经习惯把GDP作为判定工作好坏重要标准的时期，能够厘出建设生态、绿色发展的思路，去关心身边的一草一木、去关心城市的安全基础，用长远的眼光去谋划到底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福祉，很是不易。这才是应该办的事情。

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利益始终是决策判断最重的那块“砝码”。在这道判断题面前，必须把握的标尺是，为民造福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宗旨，容不得权衡取舍。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

实践中，“两个判断”所指向的往往是改革的焦点，是“短兵相接”的矛盾集中区。用北京市西城区的说法，就是堵点、痛点、盲点、难点“四点”问题，就是各种的“拧巴”问题。这种“拧巴”的背后，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又有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更有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关系问题等等，其实质就是深水区各种关系和矛盾的交织和碰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群众利益，但却长期无人愿意触及，看似容易解决，处理起来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知从何处入手。

例如，西城区登记注册电动自行车超过17万辆，推进室外充电桩（柜）建设、引导安全充电是减少火灾隐患的重要措施。然而，“选址难”“利益协调难”，充电桩（柜）安装推进成了基层工作中的“拧巴”问题。“充电桩（柜）安装涉及电力、消防、城管、街道、物业、安装企业等多部门，解决问题需要打破固有思维。”西城区城管委能源科干部们面对的两难，“事该办，但充电桩（柜）不能占绿地，也不能占市政道路、小区车位，尤其平房区条件更是捉襟见肘。”相关数据显示，西城区2021年、2022年列出的“问题清单”中，涉及改革创新工作的“拧巴”问题涉及政府自身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多就有共计260多项问题，而且一个比一个“拧巴”。

为此，北京市西城区围绕深入推行破解内部机制运转不畅的“该不该、能不能、怎么办”改革创新，两年连续求解区级重点民生诉求“攻坚克难30题+、20题+”，坚决破除政策不衔接、机制不完善、职能有交叉、制度有滞后等制约问题，推动解决长期存在的“拧巴”问题，啃掉了一块块“硬骨头”，尤其是通过解决4600余套房屋*证办**难题，创新推出平房区申请式退租和申请式改善，推出便利生活与服务提升、困难家庭扶助、群众身边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家庭医生扩覆盖上水平等系列民生行动计划，首创向公众报告工作等一系列政民互动新制度，出台为基层减负的“转作风、强创新、提效能”若干措施。

另外，西城区还大胆构建政府系统内部“接诉即办”新模式，精准回应基层呼声，破解“政策不衔接”“机制不顺畅”“该办不能办”掣肘难题，打通政府系统内部运行堵点，尤其是通过加快数字化赋能增效，探索AI+政务示范应用，加强视频图像系统“一盘棋”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积极创新政务服务模式，给企业和居民办事创造了更大便利。

要在“应不应该办”和“可不可以办”的考验中找到平衡

从浙江敢为人先的实践，到北京西城的“三问”改革，揭示了当前进入深水区改革所面临的普遍性挑战。那就是要在“应不应该办”和“可不可以办”的考验中找到平衡。正确的决策必须在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的排序上保持高度的清醒。“实事办好”离不开“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判断，把“好事办实”则离不开基于研究扎实、实事求是的技术判断。同时，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不能割裂开来，它们在政府决策中是相互影响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既考虑社会实际情况和政治经济因素，又注重科学技术和专业性分析的支持。面对制度机制的僵化、既得利益的阻碍、民众利益的分歧等，更需要我们克服惯性思维和利益诱惑，打破思维和行动的惯性，勇于尝试新思路、新模式、新技术，努力推进改革。

同时，在推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改革的节奏与力度，坚持改革的稳妥与可持续性，避免过度激进、过度扩张，导致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勇于创新和变革，确保改革具有可持续性和效果，不断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